吴采萱 指导老师：陶庆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

摘要：认识从实践中来，参与观察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过程。田野工作有助于保证认识的科学性。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公共管理的学科，田野工作是一种研究方法，故而，公共管理学与田野工作的关系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的公共管理实践中，从古代的采风制度到20世纪以后调查研究活动中，都可以看到公共管理运用观察研究的方式来获取资料。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田野工作；参与观察

一、田野工作与实地考察

实地考察法，是研究者通过参与观察、发放问卷、进行试验等方式，从研究对象身上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过程。对于田野工作与实地考察的关系，不同学者的看法有所不同。首先，从应用学科来划分，部分人类学的学者认为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田野工作就是实地考察，所有的实地考察活动都可以认为是进行田野工作的研究，那么就包含了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等学科在内，这些学科都有进行实地考察，不仅仅依靠文献研究，例如历史学科需要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考古学；以及一些社会学科也经常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来获取第一手资料。李亦园先生对此进行了归纳，“广义而言，所有的实地研究工作都可以称为‘田野研究’，包括社会调查访问，各类问卷测验的施行，考古学实地发掘，民族学调查考察都属之，但是狭义而言，田野工作却特指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考古发掘与别的民族调查，因为时间极为长久，所以最引人入胜。”也就是将二者关系简化为广义的田野工作与狭义的田野工作。在本文中，对于田野工作的看法是认同李亦园所说的广义上的田野工作，即田野工作就是实地考察，田野工作与实地考察之间没有什么差别。

认识从实践中来，进行田野工作可以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过程。田野工作有助于保证认识的科学性。田野工作作为进行实证研究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虽然在人类学中得到发扬，但是从广义上讲任何学科都可以采用实地考察的方式进行研究，尤其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是田野工作的重要研究方式。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研究公共管理活动的学科，其学科知识不仅仅可以通过已有的文献资料来获得，也可以通过参与观察、深入访谈的方式来获取第一手资料，来保证公共管理学知识的科学性以及真实性。

二、公共管理学与田野工作关系的历史发展

（一）中国古代采风制度

在近现代以前的奴隶社会时期和封建社会时期中，虽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学与人类学，也没有人类学家所谓的田野工作，但是从我国古代的一些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一些公共管理学与田野工作关系的雏形。

实地考察的雏形应该追溯到中国古代早期的采风制度，最早的采风制度建立于周代，但随着周王朝的统治衰微，采风制度也随之下行。另外，古代的采风制度的建立是为了统治者服务，即将“风”集中以后，进行加工整理，以及必要的改造，然后呈现给天子。“风”的本质是民意，具有一定社会治理作用。《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代负责采风的官员通过在民间进行采风活动，并将其记录下来呈现给统治者，为统治者进行公共决策提供参考。除此之外，有部分文献记录了当时实地考察的方式。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访问社会贤达与耆老是当时实地考察的方式之一。

（二）中国20世纪的调查研究

近代以后，我国的田野工作进一步发展。毛泽东进行过多次的调查研究，例如1917考察洞庭湖附近的农村及农民、1918考察工人和1919年考察铁路工人等。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毛泽东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毛泽东还写到，“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如果没有进行田野工作，认真听取农民意见，可能就会导致对农民运动的错误判断，进而影响到革命事业的发展。故而，在听取完农民的意见之后，毛泽东认为必须矫正那些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变更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错误处置。

从近代以后我国公共管理与田野工作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首先，田野工作就是对基层情况的了解，而在当时的中国，进行社会的变革，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农民是社会中重要的一股力量，要争取农民的支持与援助，必须要了解农民的情况。“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其次，从决策科学化的角度来看，“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在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与错误的程度。” “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从这些话语中，都可以看出调查对于决策的重要性。最后，田野工作对当时的公共管理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张予一也曾写道，“跑到你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工人学生等革命力量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军阀的国民运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田野工作不同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是广义上的田野工作。

（三）西方20世纪的调查研究

在国外，有大量的人类学家进行过田野工作。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马林诺夫斯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田野工作，他对田野工作店认识可谓是比较深刻。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他将人类学重新定义为一个深入的参与观察过程,认为人类学不应是基于二手资料对历史进行的臆断,而应是对被研究的社会生活的亲身研究,这种研究需以居住于被研究的社区、学习当地语言和文化为基础, 以整体把握被研究者如何创造和维持自己的社会为目的。”可以看出，马林诺夫斯基将田野工作视为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手段之一，人类学家作为一个研究人员要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理解当地文化。用人类学家的亲身观察来验证以往理论的正确性，以此得出人类学家的结论。同时，人类学家的观察带有整体性思维，即观察部落生活的整体情况。人类学家从这些情况中，理出一些一般性的规律。

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后，还有许多的人类学家进行了类似的田野调查活动，例如中根千枝、Hortense Powdermaker等人。中根千枝与马林诺夫斯基有所不同，她并没有前往异国他乡进行田野调查，而是对自己的国家进行田野工作，力图发现社会核心的基本制度。笔者认为，中根千枝的田野调查对日本社会的公共管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她的《日本社会》一书所描述的大量关于日本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下级关系，以及日本人对于权威和民主的看法等。这些都能反应日本的社会心理情况。在日本社会中，存在纵式关系和横式关系。在纵式关系中比较明显的就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以及上下级的关系。在日本人看来，上级具有一种权威，故而他们会比较尊重上级。而且，他们有种观念就是“要向那种人上人看齐”，也就是一种追求比周围人优秀的想法。在二战后，日本社会比较流行民主这个词，原因主要在于为了抵御原本专制和独裁的日本社会和政治制度。再接下来就是，Hortense Powdermaker的调查研究。Hortense Powdermaker调查地点与其他人类学家不同，具有其特殊性，因为她所调查的地方是好莱坞。总所周知，好莱坞社会与部落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好莱坞经济更发达，更接近于文明社会，甚至好莱坞可能比平常人的生活更加混乱，因为在“好莱坞是仪式的地方，权力的秘密具有神奇的意义，迷信，性和金融混杂的地方，人类的价值扭曲，有时甚至消失”。但是在Hortense Powdermaker看来，好莱坞与部落社会具有相似之处，例如权力、裙带关系等，Hortense Powdermaker进行了一一对比。“项目：权力有它的附加条件。澳大利亚原住民有自己选择的妇女和食物。好莱坞高管得到了钱。” “项目：裙带关系在电影业中发生得相当频繁。在毛利人当中，亲属关系也很重要。”在Hortense Powdermaker看来，好莱坞可以是文明社会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放大镜，从好莱坞社会可以看到一些我们自己的社区情况。甚至在与非洲一些部落进行对比后，发现它们生活的共通之处，得出结论，也就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没有与过去彻底断裂。Hortense Powdermaker将人类学知识用于调查好莱坞，还能预测出好莱坞在未来会有新的技术发展。同时，Hortense Powdermaker的研究也受到质疑，例如Robert Bierstedt（University of Illinois），他认为Powdermaker使用人类学和人类学方法研究好莱坞是一个噱头，同时，他还发表了一系列质疑，这些质疑后来得到了Powdermaker的回应。Robert Bierstedt质疑Powdermaker是否从未在商业办公室，银行，工厂或大学工作过？在她一年的“好莱坞探险”中，是否有人澄清事实？以及资料来源的问题。他认为Powdermaker依赖单一的资料来源（the pages of Variety and the New York Times）可能造成不准确的结论。

 从马林诺夫斯基，中岛千枝到Hortense Powdermaker，他们一步步将田野工作地点从非洲到一些部落转变为文明社会，并且发现虽然社会环境有所不同，但是人类社会在不同时期还是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在霍桑实验中，进行实验的人员需要进行专门的训练，否则无法科学地从被调查者的访谈中得到充分的信息。同时，从被研究者的心理上考虑，部分被调查的工人可能会考虑到说真话会不会对自己工作产生影响，故而，应该对工人的访谈内容进行保密工作。谈话会以比较轻松的方式进行，谈及访谈对象熟悉的公司事情或者心情状况等。

在西方，除了霍桑实验之外，同样将田野工作与公共管理相结合的调查还有马克思的普鲁士研究。《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于1842年2月发表的，是马克思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文章，针对国王菲特烈·威廉四世于1842年12月24日颁布的新的书报检查令的批评文章。从宏观历史背景来看,此时普鲁士尚未进人成熟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规模较小,国家具有浓厚封建专制社会色彩,权力集中于宫廷贵族以及庞大官僚体系。面对腐败无能、专制独裁的普鲁士贵族官僚的反动统治，马克思的《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是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为争取民众的思想自由进行的政治斗争是争取出版和思想自南的战斗檄文。“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因此，哪里有新闻出版，哪里也就有新闻出版自由。”在《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也通过对普鲁士社会的田野调查，得出社会改革的结论。马克思认为，革命推翻了旧的社会以及旧的政权，因此，革命即是社会的也是政治的。

    实地调查和亲身观察是写作的源泉，恩格斯为了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曾用21 个月时间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进行观察、调查。恩格斯以必要的可靠材料来补充自己的观察，把档案材料也作为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恩格斯进行实地调查活动占有有关英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手资料，这成为他的理论工作的基本来源。恩格斯在英国期间考察了工业化大生产的劳动现象及其背后的劳资关系。正是“根据亲身观察”，他的调查结果因而非常具有说服力。恩格斯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通过访问谈话亲自观察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他向英国工人说：“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

三、总结

认识从实践中来，进行田野工作可以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过程。田野工作有助于保证认识的科学性。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公共管理的学科，田野工作是一种研究方法，故而，公共管理学与田野工作的关系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的公共管理实践中，从古代的采风制度到20世纪以后调查研究活动中，都可以看到公共管理运用观察研究的方式来获取资料。运用田野工作的方法，有助于提高公共管理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总之，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而不懂中国的事情，是不利于公共管理的。对于实践如此，对于一门学科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

[1]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2] [西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8页

[3]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 版》，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页

[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27年版，地1页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27年版，第26页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6页。

[7]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8]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9]张予一：《中国共产党大事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10]王铭铭： “谈人类学的历史基础与人文价值:上”，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版第2期第106页。

[11] [日]中根千枝：《日本社会》，许真，宋峻岭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37页。

[12]Hortense Powdermaker.1988:Hollywood: The Dream Facto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the Movie Makers.笔者译.Martino Fine Books.pp8.

[13]Hortense Powdermaker.1988:Hollywood: The Dream Facto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the Movie Makers.笔者译.Martino Fine Books.pp3.

[14]Hortense Powdermaker.1988:Hollywood: The Dream Facto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the Movie Makers.笔者译.Martino Fine Books.pp3.

[1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167页。

[16]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273 页。

[1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