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平 陈姗姗  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劳动力市场基本维度下教育的生产性功能与筛选效应研究(18YB077)。

摘要：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使得劳动力市场存在部门分割，这使得对个体或群体同质的假设难以成立。本文基于CHIP2013数据，通过SAS编程与分类回归方法，按照城乡、区域、教育程度不同层次对样本的人力资本收益率进行对比发现，人力资本收益与教育率的同向梯度变化将使群体间收入差异增大；分割劳动力市场在城乡、区域与学历上表现出人力资本收益匹配与归位属性。市场的价格机制使生产性部门收益高于公共部门，但公共部门高等学历比重较大；在东部、中部发育相对成熟的劳动力市场，更容易体现以竞争和效率为核心的自由市场对高端人力资源的需求。

关键词：分割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收益；教育收益率；工龄收益率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转型时期国内劳动力市场受到许多复杂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在制度惯性及社会因素的驱动下，市场力量受到制约甚至被替代(V.Nee,1989)，形成相对封闭非竞争性部门。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绩效评价有赖于不同劳动力市场部门内部的管理方式及组织形式，不同的收入模式使得群体同质的假设难以成立。

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分割，沈红，张青根(2015)认为，主、次劳动力市场的差别造成人力资本收益的显著差异。张抗私，刘翠花等(2017)认为，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间存在较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就业歧视问题，高学历群体在部门间工资差异更为明显。刘精明(2006)认为，国家政策与市场力量以不同的形态相互结合，使得不同劳动力市场部门具有不同的人力资本收益模式。陈纯槿，胡咏梅(2013)认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导致各地区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结构特征，只有放宽垄断行业市场准入，减少体制性壁垒，才能提升劳动力市场上的资源配置效率。这些研究从不同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收益的基本模式出发，深入探析了分割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收益差异的缘由。

本文尝试把分类研究的相关因素(如城乡、区域、教育程度)相对系统地纳入人力资本收益分析。与简单引入虚拟变量方法不同，本文以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为切入点，按照城乡、区域、教育程度三个层面对比，相对完整地探寻不同部门人力资本收益模式的个性特征。

二、分割劳动力市场的收益模式

劳动力市场的演化促进着不同部门的调整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由上至下的计划指标分配单位招工制度，使得劳动力市场整体上表现为国有、集体部门对人力资源的垄断特征，随着农村改革推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形成“民工潮”， 国企改革减员增效形成的“下岗潮”，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形成大量大学毕业生“就业潮”， 原有劳动力市场完全垄断的格局被打破，形成国有或集体企业构建的公有经济劳动力市场VS私有经济部门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公共部门与以盈利为目的经济部门形成鲜明的对比，主要包括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党政机关以及主要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事业部门。而不具有契约和组织制度保障的非正式部门包括个体经营的自雇业主及零售劳动两部分。由此形成如表1所示的劳动力市场划分。

表1  劳动力市场的分类

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人力资本收益模式。公有经济虽然受市场竞争与效率的引领，但路径依赖使得其仍然较多地受到政策规制的影响。尽管提出“绩效工资”鼓励竞争，但绩效评价标准与市场发展相比较仍然相对滞后。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为私营、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提供了较多节约成本的机会，利润与生产绩效的激励使得自由市场人力资本收益随竞争与效率的变化而波动。党政机关人力资本收益以二次分配为主，政策导向作用使得公务员工资制度保持公共部门与市场部门收入的均衡。受政策导向影响，事业部门薪酬制度仍较多地体现平均主义色彩。个体自雇业主的理论知识唯有得到实践检验和市场认可才可能获得回报，工作经验的积累对其收益变化可能产生较大影响。零散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较弱而边缘化，其收益水平及变化率都处于较低水平。

三、数据、模型与变量

本文基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不同的人力资本收益模式为出发点，综合考虑城乡、区域及学历等因素的影响对异质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虚拟变量的具体化处理，避开虚拟变量引致的冗长参数连串相加形式，直接获取各因素的半弹性系数。本文使用如下模型，

明瑟模型考虑两种人力资本形式对个人收入或工资Y的影响，一是从学校教育中获得的知识，二是在工作实践中积累的技能。分别采用教育年限、工龄作为代理变量。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数据CHIP2013。以个人月均实际收入加上各月住宿补贴及餐饮补贴为被解释变量Y，以接受正规教育年数为S。工龄的计算方法是把年龄减去入学岁数6再减去接受教育时间得到；考虑到成人高等教育(比如函授教育、夜校等)，可能存在工作后再接受教育情况，把问卷时间减去CHIP数据提供的“从事这份工作开始时间”，也可能获取到相关工龄信息，本文取二者的最大值作为工龄。使用SAS程序对CHIP2013城镇与农村58952条数据进行清洗，共获取24724条有效观测，并对这些观测按劳动力市场、城乡、区域、学历类型进行分类。教育程度按照高等、中等、初等学历分类，高等学历包括大专、本科及研究生，中等学历包括高中、职高、技校，为简便起见，将初中、小学及以下简称为初等学历。

四、样本的统计特征描述

    (一)就业分布特征

样本的城乡就业比例为1：1.6；东、中、西部区域就业比例为1.1：1：0.6；经济部门、公共部门、非正式部门就业比例为3.6：1：3.2。样本中高等学历者占5.39%，初等及以下学历比例达88.46%。

高等学历者主要在城镇就业(占比77.06%)，初等学历则主要在农村(占79.94%)。城镇学历相对均衡，高、中、初学历比例为3.9：3.0：3.1，农村则学历严重失衡，学历比例为0.7：1.7：7.6。高等学历者主要选择正式部门就业 (经济部门49.52%，公共部门39.49%)，初等学历者主要在非正式部门就业(53.46%)。城镇公共部门的就业主体是高等学历劳动者，尤其是东部城镇党政机关部门，高等学历劳动者占比达84.58%，显著超过中部 (65.07%)与西部(68.69%)对应部门；城镇事业部门东、中、西部比例分别为71.65%、65.17%、66.57%。城镇经济部门就业者占比仍然呈现学历择高的特点，接受高等、中等、初等教育比例为3.6：3.5：2.9。

城镇非正式部门以及农村三大类劳动力市场，就业者学历普遍较低，在农村非正式劳动力市场表现特别凸出，初等学历就业者占比高达84.58%。农村公共部门初等学历占虽然多数 (40.41%)、但高等学历(30.28%)、中等学历(29.31%)比例有所提高。尤其是东部农村事业部门，高等学历占比达40.32%，高于中等学历25.40%与初等学历34.27%。农村党政机关部门，东中西部都是初等学历占比最高，分别为51.82%、44.19%、49.15%。在农村经济部门，国有或集体企业学历结构亦有所改善。

图1   学历的城乡分布

图2     学历的部门分布

(二)就业者收益特征

收入在不同层面呈梯度变化特征。月均收入呈区域递减，东部(2987元)＞中部(2410元)＞西部(2335元)；按城乡递减，城镇(3248元)＞农村(2238元)；按学历递减，高等学历(3927元)＞中等学历(2707元)＞初等学历(2166元)。

样本收入在不同部门变化特征更加复杂。表2显示，城镇公共部门收入(3661元)＞经济部门(3387元)；但具体按各学历层次来看，都表现为公共部门收入低于经济部门，这归因于不同部门学历结构的差异。在城镇公共部门高等学历占比很大(69.46%)，公共部门平均收入主要受高等学历雇员收入影响；而经济部门学历占比相对均衡(36.2%、34.63%、29.17%)，该部门加权收入接近简单均值，而收入在学历上的梯度变化，导致公共部门整体上显示出更高的收入。而农村公共部门学历结构比较均衡，高、中、初等学历占比分别为30.28%、29.31%、40.41%，因此综合加总农村经济部门收入(2488元)仍然高于公共部门(2304元)。从全国来看，公共部门收入＞经济部门。但具体到各种学历收入，经济部门收入普遍高于公共部门。

表2  不同学历三部门月均收入

在细分部门劳动力市场，公有经济收入显著较高。在全国范围的细分劳动力市场，高等学历者在公有经济收入(4313元)高于其在自由市场(3973元)，也高于党政机关(4045元)、事业部门(3874元)、自雇业主(3238元)、零散劳动(2811元)；中、初等学历也具有类似特征。从城乡来看，城镇高等、中等、初等学历在国有企业收入最高(4530元、3197元、2658元)。在农村及东、中、西劳动力市场，高等学历在国有企业获得最高收入(对应值分别为3295元、5308元、3902元、3753元)。这反映了转型时期为保持国有、集体企业对人力资本相对竞争力所展示的国家政策规制影响。

五、明瑟收益率分析

使用SAS软件OLS回归结果表明，2013年全国教育收益率为7.8%，工龄收益率为3.4%，而工龄平方的系数四舍五入仅为为-1‰，其影响可以忽略。在收益的梯度变化特征下，教育收益率也有城乡、区域、学历的梯度变化(如图3所示):城镇9.2%高于农村4.6%；高等学历(9.2%)＞中等学历(9.1%)＞初等学历(4.8%)；东部(8.6%)高于西部(7.5%)、中部(5.9%)，这与丁小浩、余秋梅等(2012)研究结论“东部不仅收入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教育收益率也高于中西部地区”相吻合。工龄收益率有类似梯度变化(如图4所示)，但在区域层面，中、西部地区工龄收益率(3.8%、3.5%)高于东部地区(3.0%)。整合城乡、区域、学历的收入与教育收益率数据发现，二者相关系数达0.769，而收入与工龄收益率相关系数为0.724，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不同群体收入分化的基本特征:高收入群体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收益率，而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收益率也较低，群体间收入差异将增大。

图3 不同层面教育收益率                          

图4 不同层面工龄收益率

(一) 整体人力资本收益率:公共部门占优

公共部门的整体人力资本收益率显示出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优势。公共部门根据市场原则进行人力资源配置，成为高等学历者的主要就业部门，而公共部门收入与经济发展相均衡的原则确保其人力资本收益的稳定增长。

1.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教育收益率公共部门占优。在全国范围内综合来看，教育收益率公共部门(11.2%)＞经济部门(6.9%)＞非正式部门(5.4%)，按具体学历看依然是公共部门占优，高等学历在公共部门、经济部门与非正式部门教育收益率分别为9.9%、9.1%、5.7%；中等学历分别为8.4%、5.3%、2.6%；初等学历基本一致，表现为5.9%、3.6%、5.2%；这种次序无论在城乡层面还是区域层面仍然成立。按学历来看，考虑到统计的显著性，东部三种学历在公共部门普遍占优，而中西部不明显。从细化部门看，党政机关教育收益率普遍高于事业部门。全国层面，党政机关(13.4%)＞事业部门(10.5%)＞公有经济(8.3%)＞自由市场(6.1%)＞自雇业主(5.7%)＞零散劳动(5.1%)。农村党政机关教育收益率较低，这与农村党政机关初等学历者比重大，而初等学历者教育收益率低相关；区域层面，东、中、西部党政机关教育收益率普遍高于事业部门。

2.劳动力市场的整体工龄收益率也存在着公共部门占优的特征。在全国范围内综合来看，公共部门工龄收益率 (4.4%)高于经济部门(3.0%)和非正式部门(3.1%)；细化部门排序为事业部门(4.8%)＞党政机关(4.2%)＞自雇业主(3.8%)＞公有经济(3.4%)＞自由市场(2.7%)＞零散劳动(1.7%)；区域层面，三大区域整体工龄收益率公共部门都高于经济部门和非正式部门，中部公共部门工龄收益率(5.6%)高于东、西部(4.6%、4.4%)。城乡层面，城镇劳动力市场公共部门工龄收益率(4.4%)仍高于经济部门与非正式部门(3.4%、3.4%)，但在农村劳动力市场公共部门工龄收益率(1.8%)低于其他部门。公共部门整体占优的工龄收益率反映了公共部门等级性职务链条职位晋升所赋予工龄对收入分配的意义。

(二) 三种学历工龄收益率:自雇业主占优

整体层面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可能受局部学历结构的影响，考察不同学历者工龄收益率，发现与整体特征表现截然不同，个体的自雇业主表现突出。

高等学历的个体自雇业主具有最高的工龄收益率。从全国来看，高等学历在非正式部门的工龄收益率(8.0%)高于经济部门和公共部门(4.7%、4.6%)，在城乡层面或区域层面同样具有这种顺序特征，这归因为个体自雇业主较高的工龄收益率。全国层面高等学历自雇业主工龄收益率高达10.9%，远高于高等学历者在其他各部门的工龄收益率；城镇、农村高等学历自雇业主工龄收益率分别为11%、9.4%，分别是城镇、农村劳动力市场各部门的最高工龄收益率；东、中、西部高等学历自雇业主工龄收益率分别为11.4%、8.9%、11.1%，对应为东、中、西部劳动力市场各部门工龄收益率的最高值。个体业主不具有单位组织资源，凭个人经营能力在市场获取收益，与公共部门以及经济部门相比，自雇业主不受组织制度条条框框的约束；相对于零散劳动者，自雇业主具备一定自主经营的资源，这有利于高等学历者在理论知识指导下更有效地通过实践来提升效率和市场竞争能力，这种实际经营绩效即为考核标准的评价方式，有利于调动激发其全部工作潜能，从而得到最快的市场收益增长的回报。考察非高等学历者，发现也具有工龄收益率优势特征。无论在全国，还是城乡或区域层面，中等、初等学历者在非正式部门的工龄收益率分别高于经济部门和公共部门。

(三)高等学历教育收益率:自由市场占优

从细化部门来看，高等学历与非高等学历者教育收益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高等学历者在自由市场获得最高的教育收益率；非高等学历者教育收益率仍然在公共部门占优，具体而言，中等学历者在党政机关教育收益率最高；初等学历者在事业部门教育收益率最高。

1.非高等学历者在公共部门获得最高的教育收益率。中等学历者在党政机关教育收益率最高。在全国范围内，中等学历者在党政机关教育收益率(15.7%)高于其在其它部门教育收益率；在城镇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别为12.6%、12.3%，也是中等学历者在两类劳动力市场的最大值；在东、中、西部地区，中等学历者在党政机关获得教育收益率的最大值26%、12.1%、13.6%。中等学历者平均工龄为25.8年，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参加工作的中等学历者(在当时环境下属有知识的一代)相当一部分都已居领导岗位，即使后来的高等学历者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公共部门，但职位晋升面临等级职务链条限制，也不能代替，而公共部门的工资更多的考虑职位评价因素，这使得中等学历者在党政机关具有较高的教育收益率。

初等学历者在事业部门教育收益率最高。在全国范围内，初等学历者在事业部门教育收益率(9.3%)高于初等学历者在其他部门教育收益率。与高等、中等学历者相比，初等学历者处学历的弱势地位，但初等学历者工作经历(27.3年)高于高等学历(15.5年)中等学历(25.8年)。在农村劳动力市场和中、西部地区，初等学历者在事业部门教育收益率分别为9.4%、9.2%、9.7%，分别达到初等学历者在这三类劳动力市场教育收益率的最大值。

2.高等学历者在自由市场获得最高的教育收益率。在全国范围内，高等学历者在自由市场的教育收益率(13.4%)要高于其在党政机关(10.8%)与事业部门(9.7%)及其他部门，也高于非高等学历者在城乡细分劳动力市场教育收益率。城镇及东部、中部劳动力市场相对发育成熟，私有经济部门更能体现以竞争和效率为核心的自由市场对高端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高等学历者在这三类劳动力市场私有经济部门教育收益率皆高于其他部门。在城镇劳动力市场，高等学历者自由市场教育收益率(17.7%)是不同学历成员在城乡各个细分劳动力市场教育收益率的最大值(表4左起第2列中部)；在东、中部地区，高等学历者在自由市场的教育收益率最大，分别18 %、15.4 % (表5左起第2列上部、中部)；农村及西部私有经济劳动力市场发育相对滞后，高等学历者在私有经济部门教育收益率统计上都不显著，在农村自由市场教育收益率(6.0%)要低于党政机关(11.9%)、也低于公有经济(7.4%)；在西部地区自由市场教育收益率甚至表现最低。

六、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CHIP2013数据采用SAS编程分类回归方法，以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为切入点，按照城乡、区域、教育程度对微观的人力资本收益进行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人力资本收益与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同向梯度变化将使群体间收入差异增大。收入呈梯度变化，城镇＞农村；东部＞中部＞西部；公共部门＞经济部门＞非正式部门；高等学历＞中等学历＞初等学历。在此格局下，城镇公共部门的就业主体是高等学历者，城镇非正式部门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都呈现学历择低的现象。教育收益率与工龄收益率也表现为梯度变化趋势。高收入群体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收益率，而低收入群体收益率也较低，这使得群体间收入差异将增大。启示结构调整(如城镇化、普及高等教育等)能有效提高整体收益，也要求政策更多关注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激励作用，加强弱势群体素质与竞争力培养，提升相对发展质量与人力资本水平。

2.高等学历者在自由市场教育收益率最高。作为优质人力资本，高等学历者在城镇及东部、中部发育相对成熟的自由市场，更容易得到优化配置，体现以竞争和效率为核心的自由市场高端人力资源的需求，在全国层面，高等学历者在自由市场的教育收益率也最高。

3.高等学历的个体经营自雇业主在各个层面工龄收益率皆高于其他部门；非高等学历者具体类似特征。个体业主的教育年限与理论知识无法得到组织的认同与评价，教育收益率不高。但自雇业主不受组织制度条条框框的约束，以实际经营绩效为考核标准的市场评价方式，有利于调动激发其全部工作潜能，促使其不断积累工作经验以获取更多收益。

4.分割劳动力市场在城乡、区域与学历属性上表现出人力资本收益匹配与归位属性。比如，高等学历者在自由市场获得最高的教育收益率，但仅在城镇与东、中部劳动力市场得以体现，而在农村及西部地区统计上都不显著；初等学历者在事业部门教育收益率最高，但仅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得以体现，而在东部及城镇地区统计上都不显著，在城镇要低于党政机关，在东部事业单位教育收益率则处于较低水平；非高等学历者具有工龄收益率优势特征，初等学历个体经营者仅在西部获得最高工龄收益率，在东中部并不显著。匹配与归位属性表明人力资本收益的复杂性特征，政策对人力资本优化配置与调整必须因地适宜、因时适宜，具有针对性与归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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