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文献综述
郝婷 刘丽媛 内蒙古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业绩考核与激励、管理者特征对国有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71962028);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72062025);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驱动研究”(2020MS07007) 摘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研发活动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其不确定性、高风险性的特点却让很多管理者“望而却步”。高管激励可有效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提高管理者积极性,因此高管激励成为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有效措施。本文梳理了有关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的相关文献,希望对企业更好地设计有效的考核激励模式具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高管激励;研发投入;文献综述 据2021年9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的《2020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共投入研究经费24393.1亿元,比上年增加2249.5亿元,但与部分研发投入较高的国家相比,我国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引领企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是创新,而加大研发投入是企业提高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因此,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势在必行。而不同的高管激励政策会对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针对股权激励、薪酬激励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四种激励方式,系统整理了国内外学者的不同见解,希望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一、相关理论概述 (一)高管激励 高管激励(executive incentive)是指以不同激励方式鼓励高管提升公司业绩、实现既定目标,从而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活动。按照激励的形式主要分为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显性激励包括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隐性激励包括晋升激励和在职消费等。对于一个企业而言,高管掌握着企业的重大信息和决策权,且每一个决策都关乎于企业未来的发展。所以企业进行研发投入所需要的各种资源都与高管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即高管的行为会影响到企业的研发投入。实行激励政策,可以有效解决高管的短视行为,以期达到为企业创造长远利益的目的。 (二)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常用英文缩写R&D表示。财政部依据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将企业研发活动划分为研究与开发两个阶段,研究阶段是指对新知识的探索和对旧知识的创新,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地调查研究活动;开发阶段是指将已有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实际生产之中,用以生产出新的产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能够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稳固其在市场中的地位。但研发投入的周期性较长、不确定性较高,因而是一场“持久战”。 二、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影响研究现状 (一)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在股权激励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的观点有正相关、负相关或非线性。绝大多数的学者认为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呈正相关关系,即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可以有效地提升高管加大研发投入的意愿[1-2]。学者针对不同企业和行业,发现在创业板高科技企业中[3]、高新技术行业中[4],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针对不同激励对象,学者们发现当激励对象为企业CEO[5]、企业核心员工[6]、企业经理人[7]时,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除此,还有学者在研究二者关系时考虑了不同的条件,例如在公司业绩更好时[8]、在市场化进程适中时[9]、持股比例较大时[10],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还有学者认为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二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Defusc和Zorn(1991)认为企业在实施股权激励以后,会降低高管对加大研发投入的意愿[11],赵洪江和陈学华(2008)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董事长持股比例越多,其创新投入反而越少[12]。针对不同行业,杜剑等(2012)单独对我国创业板公司进行研究,再次验证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13]。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针对不同的行业类型,学者们分别以工业上市公司、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进行验证,结果证明二者之间确实存在非线性关系[14-17],谭江伟(2013)又进一步发现这种非线性关系仅在非高科技企业中存在,且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存在滞后效应[18]。 (二)薪酬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在薪酬激励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的观点有正相关、负相关、非线性或不相关。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呈正相关,薪酬激励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专利申请数[19],即薪酬激励的实施可以显著地加大企业研发强度[20-21]、提升企业研发效率[22],且薪酬激励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更加显著[17]。针对不同的激励对象,李春涛和宋敏(2010)单独对企业CEO进行研究发现,对CEO实施薪酬激励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且相比于国有企业,二者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23];针对不同行业,王燕妮(2011)具体选取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证明薪酬激励对研发投入有促进作用且短期报酬越高,促进作用越明显[24]。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呈负相关,Lerner and Wulf(2015)以美国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短期的货币薪酬激励对研发投入并没有产生促进作用[25],甚至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且梁彤缨等(2015)又进一步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的企业中,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强[14]。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针对不同企业性质和行业类型,徐宁和吴创(2015)、苗淑娟等(2018)分别以民营中小上市公司、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均发现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26-27],姜涛和王怀明(2012)从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入手,再次证明高管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在国有企业中呈倒“U”型,但在非国有企业中,二者不相关[28]。 (三)晋升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在晋升激励方面,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主要是正相关和负相关。大部分学者认为晋升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是呈正相关的。周铭山和张倩倩(2016)、侯静茹和黎文靖(2017)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企业高管团队的薪酬差距会使企业加大专利产出,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入[29-30]。为了更好地验证晋升激励能够正向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有学者将晋升激励与薪酬激励进行对比,发现晋升激励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31]。再从不同的视角出发,Goel,Thakor(2008)从风险承担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企业高管的薪酬差距可以使高管愿意承担更多因加大研发投入而产生的风险[32],从而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但团队规模的大小和股东不同的持股比例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二者之间的促进作用[33]。 还有一小部分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晋升激励会抑制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针对不同行业,Ying-Fen Lin(2013)选取高新技术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发现,一部分高管在得到晋升之后的薪资要远远大于未得到晋升的高管,因此在加大研发投入时,未得到晋升的高管便会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对待,从而抑制企业加大研发投入[34];针对不同激励对象,康华等(2016)、朱永明等(2017)发现分别对员工和高管实行晋升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有所不同,对高管实行晋升激励会抑制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而对员工进行晋升激励会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35-36]。 (四)在职消费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在在职消费方面,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主要有效率观和代理观。效率观即指在职消费作为一种隐性激励可以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Raian Wulf(2016)发现在职消费可以有效提升高管工作积极性,提高企业管理效率[37],从而促进企业提升价值[38]。但基于委托代理问题,尤其在国有企业中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可能会使得经理人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导致其通过一定手段造成过度在职消费[39],虽然存在这样的弊端,但在限薪令的背景下,在合理范围内适度在职消费已成为货币薪酬激励的有效替代[40-41],且对研发投入和支出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42]。代理观则指在职消费会给企业带来代理成本,只有适度在职消费才能促进企业绩效,超额会损害企业利益[43],肖利平(2016)发现在职消费抑制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且在非国有企业中抑制作用更显著[44]。 三、结束语 近些年有关于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较为丰富,但不同的激励方式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却没有达成一致结果。针对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有正相关、负相关或非线性三种;针对薪酬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有正相关、负相关、非线性或不相关四种;针对晋升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有正相关和负相关两种;针对在职消费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有效率观和代理观两种。此外,学者们还在不同的条件下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可以将高管激励更加细化,或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与其他激励机制进行对比,检验不同激励机制之间是否存在一定影响,以期为企业优化激励机制提供经验支持。 参考文献: [1]Jensen Michael C, Meckling William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3): 305-360. [2]Janice S. Miller, Robert M. Wiseman, Luis R. Gomez-Mejia. The fit between CEO compensation design and firm risk[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4): 745-756. [3]何卫红,陈燕.高管激励、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以创业板高科技企业为例[J].财会通讯,2015(30):60-64. [4]唐清泉,徐欣,曹媛.股权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8):77-84. [5]邵剑兵,陈永恒,苏涛永.CEO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基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烙印效应[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9,11(12):106-117. [6]赵息,林德林.股权激励创新效应研究——基于研发投入的双重角色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9,31(01):87-96+108. [7]李秉祥,雷怡瑾.股权激励影响经理人对研发创新投资的决策吗?——基于管理防御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21,41(20):114-123. [8]Wu Jianfeng, Tu Runtig. CEO stock option pay and R&D Spending:A behavioral agency explan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7: 482-492. [9]巩娜.家族企业、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J].证券市场导报,2013(8):44-49. [10]吴云端.高管持股、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来自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J].财会通讯,2015,33:41-44+129. [11]Richard A. DeFusco, Thomas S. Zorn, Robert R. Johns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xecutive Stock Option Plan Changes and Managerial Decision Making[J]. Financial Management, 1991, 20: 36-43. [12]赵洪江,陈学华,夏晖.公司自主创新投入与治理结构特征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8(07):145-149. [13]杜剑,周鑫,曾山.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对R&D的影响分析[J].会计之友,2012(33):94-95. [14]梁彤缨,雷鹏,陈修德.管理层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管理评论,2015,27(05):145-156. [15]翟淑萍,毕晓方.高管持股、政府资助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兼议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J].科学学研究,2016(9):1371-1380. [16]朱德胜,周晓珮.股权制衡、高管持股与企业创新效率[J].南开管理评论,2016,19(03):136-144. [17]梁毕明,齐聪俐.高管激励还是市场竞争促进了研发投入[J].税务与经济,2019(02):56-63. [18]谭江伟.企业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2013. [19]Balkin D B. Is Ceo Pay In High-Technology Firms Related To Innova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6(6): 1118-1129. [20]CHENG S. R&D Expenditures and CEO Compensation[J]. Accounting Review,2004, 79(2): 305-328. [21]Coles J L, Daniel N D, Naveen L.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risk-tak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79(2): 431-468. [22]陈修德,梁彤缨,雷鹏,秦全德.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J].科研管理,2015,36(09):26-35. [23]李春涛,宋敏.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所有制和CEO激励的作用[J].经济研究,2010(02):55-67. [24]王燕妮.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J].科学学研究,2011,29(07):1071-1078. [25]LENER J, WULF J. Innovation and Incentives Evidence from Corporate R&D [J]. Rev EconStat, 2015, 89: 634-644. [26]徐宁,吴创.高管激励契约、技术创新动力与路径选择——来自民营中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04):71-76. [27]苗淑娟,夏朦,孟庆顺.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影响研究——终极控制权的调节作用[J].工业技术经济,2018,37(01):41-48. [28]姜涛,王怀明.高管激励对高新技术R&D投入的影响——基于实际控制人类型视角[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2(04):53-60. [29]周铭山,张倩倩.“面子工程”还是“真才实干”?——基于政治晋升激励下的国有企业创新研究[J].管理世界,2016(12):116-132+187-188. [30]侯静茹,黎文靖.高管团队薪酬差距激励了企业创新吗?——基于产权性质和融资约束的视角[J].财务研究,2017(05):13-21. [31]Sergio G. Lazzarini, Barros H M. Do organizational incentives spur innovation?[J]. Brazilian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2, 9(3): 308-328. [32]Goel and Thakor. Overconfidence,CEO selection,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Finance, 2008, 63(3): 2737-2784. [33]巩娜,刘清源.CEO还是会TMT——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对于企业研发的影响[J].南方经济,2015(01):85-103. [34]Lin Y F, Yeh Y M C, Shih Y T. Tournament theory's perspective of executive pay gap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3, 66(5): 585-592. [35]康华,扈文秀,吴祖光.晋升激励、成长性与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投入[J].科研管理,2016,37(10):51-59. [36]朱永明,贾明娥,赵程程.晋升激励与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绩效[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15(34):72-79. [37]Rajan R G, Wulf J. Are perks purely managerial exces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79(1): 1-33. [38]Chen D, Li O Z, Liang S. Perk consumption as a suboptimal outcome under pay regulations[J].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15: 1-27. [39]Burrough, B.&J. Helyar. Barbarians at the Gate: The Fall of RJR Nabisco [M]. Harper & Row, New York, 1990. [40]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J].经济研究,2005(02):92-101. [41]傅颀, 汪祥耀. 所有权性质、高管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基于管理层权力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12): 104-116. [42]翁辰, 马良泽.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7[2021-03-2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 .20201111.1013.002.html [43]吴成颂,唐伟正,钱春丽.制度背景、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来自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15(05): 62-69. [44]肖利平.公司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来自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考察[J].产业经济研究, 2016(01): 6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