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栋  张亮  方万政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是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关于高质量发展要求下产业扶贫新模式研究”（2018KRLZ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白银，以实物商品、价值标尺、交换媒介、支付货币等为定义的一种金属，自地理大发现后大量流入中国，从民间到官方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在中国的货币史和金融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中国近代以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与外交等领域的起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以经济领域为起点，使中国完成了多次角色的转变。本文就以明清至民国中后期的部分时间线为引，以白银为切入点，探究近代中国不健全的金融货币体系，即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是造成晚清至民国中后期（1840-1935）国力式微、金融秩序混乱、经济崩溃、政局动荡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白银；金融业；商品经济；货币体系；资本主义萌芽

一、引言

白银在中国货币史和金融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曾经中国经济发展的价值标尺、交换媒介、支付货币，白银从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便以银锡混合的白金币出现在了流通领域，明朝中后期开始在中国的金融与贸易中被大量使用，到北洋政府时期被确立为本位货币，可以说自15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白银在中国货币市场上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过去5个世纪以来,白银作为贵金属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自明朝实施一条鞭法后,白银的货币化推动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白银流通也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确立与发展,也加速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起到了连接世界的作用（荆嵋，2018）。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晚清社会时期是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社会性质由封建体制过渡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的逐步沦丧,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王海龙，2017），清代采用白银与铜钱双本位货币制度,“银钱兼权”,相辅而行（陈锋等，2020）。货币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它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流通的凭证,还对商业贸易、政局稳定、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倪超，李玮，2017），中华民国时期，受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政府提高白银价格,导致中国白银的巨额外流,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曹占伟,2019),这导致了后来北洋政府乃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力式微、金融秩序混乱、经济崩溃和政局动荡。白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以及外交的拓展起过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但同样是它，给近代中国尤其是晚清至民国中期带来了深重的危机。

二、白银来源与白银流动

明朝中后期，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速率提高。由于明政府发行的大明宝钞信用破产，民间市场急需一种币值稳定的货币充当商品的交换媒介。而此时正值大航海时代，大量白银开始流入中国，白银因其自身价值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从而逐渐取代了官方的纸钞和铜钱，成为民间较为信任与常用的新货币。

虽然白银逐渐从商品中独立出来开始充当货币角色，但白银货币的合法化却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第一，中外商品贸易的扩大与发展，中国出超地位的保持使白银在商品贸易中的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国内白银需求量不断增加，这是白银能够最终走向合法货币的根本原因。第二，明朝正统元年（1436）户部尝试将江南税赋以白银和布帛的形式征收并作为官俸发放，次年又将常州、松江、苏州留存的近73万石粮食折换成白银给官员发放俸禄，使白银在中枢层逐步合法化。第三，明朝万历九年（1581）正式推行的一条鞭法，使白银在税收方面逐步合法化。明朝的这些决定使得白银逐渐成为政府官方认定的合法货币，此后的各个时期也逐渐增加白银在市场流通的范围。

而白银货币在合法化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实物白银来支撑，所以白银的来源就十分重要。中国自明清到民国在货币市场上大量流通的白银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国内，另一方面自然是来自国外。

（一）明朝中后期

明朝中后期国内的白银主要来自前朝的积累和国内新开采的银矿。

由于国内对白银的需求增加，明政府逐渐解除了之前的禁银令，解除禁银后，部分官库贮藏白银便随着发放俸禄和军队支出被投入市场。同时，万历年间全世界兴起了一股开矿热，虽然中国自身银矿藏稀少但因市场需量巨大所以中国也开始开采银矿，从而使得国内白银产量有所增加。

国外银线主要是来自于商品贸易、走私等渠道。

贸易方面。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与地理大发现，美洲白银开始被开采并投入世界市场，当时著名的波多西银矿就是在这一时期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白银。与波多西银矿有关的第一条银路就是由美洲经马尼拉直接输入中国；第二条银路是从美洲横跨太平洋运往欧洲的银线中的部分白银以贸易的方式通过东南亚和澳门进入国内；第三条银路是欧洲运来的白银经菲律宾运往澳门，再流入国内。据统计，仅1631一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单线贸易白银就有1400万两，而明朝辉煌时期的年财政收入也不过2295.3万两，平均财政收入约为2000万两，由此可见中外贸易额空前巨大。与此同时，同样拥有丰富的银矿资源的日本也通过贸易的方式将大量白银输入国内。16—19世纪中日两国货币流通制度的演进路径发生两次重要分流。第一次分流发生在16世纪中下叶以降,从货币发行管理权的视角看,中国是“主导权下移”,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货币称量银化,以及政府货币发行权动摇、弱化了对核心货币的管理干预能力；日本则是“主导权上移”,表现为幕府建立了政府主导的金银铜三货制度,有能力多次改铸货币、调节货币流通市场（仲伟民，邱永志，2020）。

走私方面，在当时主要有三个主要走私大宗。第一宗是国内商人、海盗集团走私，其代表是以郑芝龙为首的郑氏集团。他们通过走私商品去东南亚和日本换取白银；第二宗是以葡萄牙商人、荷兰商人为代表的欧洲走私商，他们形成了长崎—澳门间的贸易体系——从长崎运白银到澳门，进行交易后在返回日本部分地区进行销售，赚取中间的差价；第三宗就是日本武士走私，所以当时大量的倭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中国海域的。

（二）清朝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金银产地，铜产量都很稀少，所以经过明朝的开采，清朝除了以滇边银矿为代表的部分新探银矿能为国内提供少量白银，其余的国内银路都十分狭窄，所以国外银路就显得十分重要。17、18世纪，金本位持续发展下的新教国家逐渐取代天主教国家成为海上霸主，以英国为例，这些国家都相继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并逐步确立了近代资产阶级代议制整体，对华贸易量也是成倍增加。

所以清朝前期最重要的白银来源来自海上贸易，由于中国商品的垄断性、生产力的进步、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受当时国际金银比价等因素的影响，巨量白银流入中国。较为直观的是康乾盛世时期，摊丁入亩税负均衡化后，中央还有大量的盈余，于是公共支出大规模发展、大兴土木、天子南巡，以此来消耗白银。著名的例子如圆明园、长春园等建筑就是这时候修起来的，可见当时的白银量之巨大是前所未有的。

清朝中后期的贸易白银来源，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贸易份额中流入的白银已经很少了，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影响下，中国从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那刻起，贸易就成为了白银流入的下位。而当时最主要的白银来源是清廷向西方银行，尤其是向英国银行贷款。清廷以中国海关关税作为抵押向英国银行贷英镑，英方将英镑折成白银借给清廷，从而使白银以借款形式注入中国市场。

清朝中后期还有一个白银来源，就是中国出口黄金换取白银，这一来源存在的条件和世界金银比价相关，在下文我会对这点进行更深入探究，在这里只罗列为来源。

总而言之，明清时期白银的来源不外乎国内和国外两个途径，白银的流动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发展。大量的白银流入有利于中国的商品生产与消费出口，一方面加强了中外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与对话，另一方面使中国能够持续保持对外贸易的入超地位；但大量外国白银以各种银质货币的形式充斥在市场，这些外国银元的流入对中国的民族经济也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第一，外国资本主义者以浮价掠夺的纯货币交易方式对中国经济进行资本侵略。这些外国商人用银元与中国进行交易时，用含纯银九成左右的外国银元兑换中国铸造的“十足”纹银，然后运往国外投机取利。第二，这些外国银元与中国的银币都有自己的计价标准和流通范围，彼此之间没有固定的比价和汇率，这就使得中国当时的货币流通市场极其混乱。

三、明清之际中国与白银

中国之于白银，前后共扮演过两个角色，即明朝中后期到清朝道光年间（1820-1825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边际购买者；之后伴随着政府闭关锁国、鸦片输入、茶叶丝绸的垄断被打破、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等导致白银持续外流，使中国的角色从白银边际购买者变成了白银被动需求者。

（一）白银边际购买者

边际购买是指增加一单位产品的使用所增加的购买量，即最后一单位产品的使用量所增加的购买量。白银边际购买是一种信用购买，指边际购买者在购买白银时付给经纪人全部价款后，可以保有所有权，也可以用来投机，在市场涨价时出售。如果边际使用量增加，边际购买者就会一直购买；如果边际使用量减少则不再购买。中国保持白银的边际购买者角色，是指中国可以根据自己国内白银的使用量而增加或减少白银购买，即中国白银的购买量是随国内需求而定，不是受国际银价而定，这时中国银价的主动权由自己掌控。

而从公元前221年到19世纪20年代，中国始终处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不仅自给自足性、封闭性和脆弱性极强，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对白银以至于白银货币的需求并不足以产生社会依赖。所以在这一时间段内，无论是金属货币还是纸钞，都无法建立起类似近代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而且此时白银在市场上的商品属性大于货币属性，所以中国的角色很长一段时间是白银的边际购买者。

（二）白银被动需求者

白银被动需求者，顾名思义，指不能够根据自己国内白银的使用量而主观增加或减少白银购买，即白银的购买量不能单一随国内需求而定，还要受国际格局、国际银价、国际金银比价、世界白银产量、战争或政策以及商品贸易等诸多因素而定，处于这一角色时不能掌控本国银价和银源的主动权。

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受世界白银产量下降等因素，中国的白银来源开始逐步收缩，之后鸦片又开始流入中国，使本就缩水的白银持续外流，而此时中国已经形成了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市场上的白银量空前减少使中国的角色从白银边际购买者转换成了白银被动需求者，金融秩序大乱。

（三）两者关系转换的原因

从白银的边际购买者到白银的被动需求者角色转变有如下几方面条件：

1.生产力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只有社会运行到一定阶段、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层次，贸易额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有上位货币体系取代之前的货币体系；

2.对白银货币产生了足够的社会依赖。中国处于白银边际购买者角色时，世界范围内白银的不利因素还不足以直接对中国产生恶性影响，这一阶段的中国依然占据着白银货币的主导位置。但当白银大量流入，市场逐渐开始对白银产生足够的社会依赖时，主动权便会慢慢丧失，角色就会产生转化趋势。而对白银的社会依赖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产生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产生滑向白银被动需求者的可能性契机。

3.中国市场上的有效白银量下降到一定程度。国内市场上的白银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边际购买者角色不会发生转化，但当银路收缩或入不敷出时，本身不是产银国的中国会逐渐丧失主动权，当中国市场上的有效白银量下降到一定程度时，角色就有可能发生质变。

这些条件中，条件1作为生产力前提，是角色性质转变的根本条件；条件2作为体系前提，是角色性质转变的实质与核心；条件3作为市场前提，是角色性质转变的基本条件。若想完成角色转变，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缺一不可。而中国的角色拐点正好符合以上所有条件，在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下又丧失掉了主动权，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四、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与中国市场上的有效白银货币量

在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下，市场上有效白银货币量是该货币体系的核心。当白银的流入量大于等于流出量时，即市场上的有效白银货币流通量处于流通红线内时，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才能正常运作。但遗憾的是，中国并不具备掌握这一决定权的能力，且中国自身并不是产银国，所以当中国从边际购买角色变为被动需求角色后，中国市场上有效白银货币流通量的决定权就转嫁到了操纵银路源头的大宗主手里，从而直接导致晚清至民国中后期的金融秩序混乱、经济崩溃、政局动荡，使国家元气散尽。

为什么市场有效白银货币量的多少决定着中国的命运？深究其理，共归纳以下几点原因：

（1）市场有效白银货币量受中外银价波动和国际金银比价影响；

（2）受世界白银产量影响；

（3）受战争、政策等因素影响；

（4）受商品贸易影响。

银价因素方面，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后，大量来自美洲的白银货币充斥在欧洲市场上，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通货膨胀。当白银在欧洲贬值时，贸易者自然会寻找银价较高的地区进行交换。而此时受商品独特性与银价高于欧洲影响下的中国顺理成章成为了白银流动的大方向。

在非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下，中国的角色依旧保持在白银边际购买者的位置，不会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产生恶性影响。但实行银本位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例如明朝中后期，中国银价高于欧洲银价，白银大量流入，市场上白银货币量不断上升，导致生产力跟不上货币量增长的速度，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和民间贸易萎缩。出现不良影响后，政府又开始限制白银的流入，闭关锁国停止外部贸易。但当世界银价上涨时，中国白银又大量流入单位货币购买力高的地区，一旦市场上的白银流通量低于流通红线值时，中国的经济就出现了不稳定因素。

再以以晚清政府的磅亏为例。晚清政府在国库空虚时曾以海关关税做抵押向英国银行贷款。英方贷款是以英镑计价，可是清政府需要白银，所以英方就以当日世界银价为准将英镑折成白银贷给中方，且中方还款时也须按英镑计价，以当日世界银价为基准将白银折回英镑还给英方。但晚清时世界银价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而且英方在中国还钱日前一个月操纵世界银价，使白银加速贬值，从而使得英方仅从磅亏一栏便赚得盆满钵满。

银价的变动一方面是根据其自身价值波动，另一方面还和白银世界金银比价有关。在明朝中后期通过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不仅仅是表象下的为了购买中国特有的商品例如茶叶、丝绸绢布、瓷器等那么简单，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欧洲部分国家已经逐步确立了金本位货币体系，金银比价逐渐拉开差距。在金本位体系下黄金是刚需，白银逐渐成为了一般等价物里的次者，从而导致白银在欧洲大陆的购买力直线下降，在当时欧洲大陆上金银比约为1:9，中国的金银比约为1:5，欧洲大陆上白银的购买力远不及中国，所以大量的白银通过欧洲—菲律宾这条线源源不断的输往中国。这就是受国际金银比价影响下白银的被动流动。

与世界金银比价相关的事件再例如：前文“白银来源”中提及的晚清出口黄金换取白银就是由于金贵银贱，金银差价太大使得清政府不得不靠出售黄金换取白银。1932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各国放弃金本位，导致世界银价上升。1934年美国立法收购白银，人为抬高国际银价，中国白银经日本走私及官方渠道大量而廉价外流。这不仅便利了后来日本的侵略，同时也使得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命脉的驾驭与对政治金融的渗透更疯狂。

客观的讲，受国际金银比价影响下的中后期明朝，一方面的确有利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制度的更迭，利于中国的商品生产与消费出口，使中国持续保持对外贸易的入超地位；但另一方面受制于国际金银比价的中国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加上这些白银来自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成色各异，他们之间没有固定的比价且联系性很差，各自计价流通，这就为后来清朝到民国的货币体制以及金融市场的混乱和无序埋下了祸根。

影响市场上的白银货币量因素除了银价和世界金银比价之外，还有世界白银产量、战争、政策、贸易等方面。

1618-1648年的欧洲处在三十年战争时期，战争的高成本逼迫欧洲大陆不得不掐断贸易银线去供给战争，导致欧洲到菲律宾的贸易银路被封死；同一时期西班牙又在马尼拉与中国人起了冲突，于1603年和1639年先后两次屠杀中国人，导致美洲到菲律宾这条银路也被锁死；更巧的是日本德川幕府在同一时期开始闭关锁国，日本银路也被锁死。但经历了大量白银流入的明朝中后期社会腐化，消费大涨，突然的银路锁死直接就导致了经济崩溃。

18世纪90年代美洲银矿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开采逐渐减产；日本德川后期开始白银自用发展经济；1789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战争后西班牙大败，美洲失去宗主国约束后纷纷独立，导致美洲白银出口锐减；同一时期印度红茶、日本丝绸的出现打破了中国红利商品的垄断；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对白银等贵重金属外流的限制，激发了英国以产自印度的鸦片来解决中英间贸易逆差的问题，这对中国白银外流更是雪上加霜；鸦片的大量进口，中国出口贸易的衰退，共同造成了中国“银贵钱贱”的经济危机；1851-1864年在江南最富庶地区太平天国运动又大量消耗了白银；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巨额白银流出……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中国只有在市场上的有效白银货币流通量处于流通红线内时，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才能正常运作，但中国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无法主动控制市场上的有效白银货币流通量。

五、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的深层次探究

鸦片战争后白银大量外流，直接导致当时中国国内货币市场发生银贵钱贱现象。国内白银库存数量持续减少，白银与制钱的比价不断上升，结果以白银表示的物价上升，以制钱表示的物价下降。由于制钱价值下跌，用铜钱表示的农产品和小手工业产品的零售价格不升反降，因此当中国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出卖自己的劳动成果时，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与此同时，由于银价上升，他们缴纳各种赋税时又必须用铜钱换取白银，这就要付出更多的铜钱，因此他们的实际负担随着银价的上涨而加重。另一方面白银外流造成的银贵钱贱，也使中国工商业受到严重损害，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商业凋敝。

由于国家税入下降，清政府开始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在银贵钱贱时期，即使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江南地区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为了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清政府开始大量征收关税和厘金并增发无硬通货储备的纸币作为抵偿。由于清政府过度增发纸币，流通的纸币无法兑换成白银，结果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

随着战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中国白银进一步外流。在中国主权遭受到损害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取在华各种特权，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政治渗透。西方列强通过在中国办厂、开矿山、筑铁路、办航运，以及条件苛刻的对华贷款，直接控制了中国以白银为载体的国民经济命脉，不仅运出了中国的大量原材料，也运走了大量白银。由于国内外势力和资本的入侵，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在主权丧失的情况下从根本上解决自身的经济与金融的崩溃局面。

晚清政府这种依附于西方工业国家的附属地位，以及由于自身的政治式微和经济衰退而导致的国内工商业发展几乎完全依赖西方工业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输出的状况，中国根本无力抵制西方列强对华所进行的资源掠夺和金融操控。再加上受银本位货币体制的制约，以至于每当西方工业国家发生经济动荡，国际银价出现波动时，不仅是金融业，整个农业和工商业也都会受到严重冲击，中国的经济命脉实际受外国金融势力控制，中国的银本位金融体制也基本处于动荡状态。

综上所述，晚清到民国中期的中国在无法掌控市场有效白银货币量权力的条件里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直观表现为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下中国无力约束白银外流，国家从经济领域开始，逐步扩展到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全线崩溃。由于市场有效白银货币量下降而遭遇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充分说明无法掌握银路和产银有限的中国在国力日渐衰弱时，以白银为流通货币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是造成晚清至民国金融秩序混乱、经济崩溃、政局动荡、国力式微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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