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庆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摘要：促进制造业融资贷款的增长是推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文通过详细分析我国制造业贷款的现状、面临的问题以及造成制造业贷款难的原因，准确把握了我国促进制造业贷款增长的难点、痛点和着力点，并据此从政府、银行、企业三个维度，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促进我国制造业融资贷款增长的建议，以期能够为我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融资约束提供解决方案。

关键词：制造业；融资贷款

一、引言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强做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发展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全球制造业的发展经验表明，只有当金融结构和制造业的规模结构相匹配——即在一个以大企业为主的经济中，存在一个市场型的金融结构，或存在一个较高的银行集中度时，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增长。^[1]因此，把制造业做实做强做优，尤其需要银行机构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本研究立足于我国制造业融资贷款的实际，准确分析我国制造业融资贷款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于推动我国制造业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制造业融资贷款的研究，目前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向：

一是融资约束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微观层面上，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数据来看，融资约束显著地制约着企业成长（李洁等，2016），^[2]具体来说，存在明显外部融资约束的企业，其R&D投资系统地依赖企业的内部现金流水平（过新伟和王曦，2014），^[3]这必然给企业的经营管理带来更多的压力。同时，融资约束会制约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并且这种制约作用存在显著的企业规模指向性、地区指向性、行业指向性和所有制指向性（刘海洋等，2013）。^[4]宏观层面上，不利于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提升。当融资约束较少时，可以带动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升级；如果融资约束较大，则会引致产业向价值链低端偏移（吕越等，2016）。^[5]

二是我国制造业融资贷款的影响因素研究。一方面，与企业自身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盈利能力、企业规模、偿债能力，发展潜力同企业的信贷融资能力呈正相关（王邱，2014）。^[6]另一方面，受到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例如，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下，银行会响应国家供给侧改革下的去产能政策主动进行限额管控，收紧对于高耗能、高污染类产业的贷款比例（喻隆斌等，2019）。^[7]此外，银企关系也会影响我国制造业的融资贷款。银企关系的深度越强，制造业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利率反而越高；银企关系的广度越强，制造业中小企业贷款的利率则会越低（杨毅和颜白鹭，2012）。^[8]

三是我国制造业融资贷款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最主要的问题是我国各地制造业贷款的增长受到制约。例如，广东省制造业贷款增长主要受服务业贷款增加较多导致对信贷资金的分流、外资企业占比较多使得对境内资金需求不强、工业投资不足、其他融资方式增多、制造业贷款信用风险较高等多重因素制约（叫婷婷，2019）。^[9]其次，我国制造业信贷资金的效率不高。有学者将浙江省制造业贷款作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表明，配置效率偏低是导致信贷资金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贺聪和尤瑞章，2009）。^[10]

综上，关于我国制造业融资贷款的已有研究系统性不强、现实指向性不强，对我国制造业融资贷款面临的问题、受到的制约、具体的对策建议缺乏全面、清晰地论述。特别是作为我国制造业融资贷款重要来源之一的银行，目前还存在哪些与制造业发展不匹配的地方，相关研究还不是很充分。同时，关于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如何共同发力来促进我国制造业融资贷款的增长，相关的论述也不明确。因此，本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和丰富，并增强对我国制造业融资贷款研究的现实指向性。

三、制造业贷款现状

我国制造业企业外源融资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包含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权融资等方式，其中银行贷款是制造业融资的主要渠道。依据人民银行公布数据，2019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约25.67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16.88万亿元、企业境内股权融资0.35万亿元、企业债券融资3.33万亿元，其他融资5.11万亿元。从融资结构分析，人民币贷款在我国社会融资总量中占比高达65.76%，间接融资依然是主要融资手段，制造业融资也呈现此特征。

从贷款总量来看，2016～2019年，银行机构投向制造业贷款总量整体保持增长，2019年制造业贷款余额约为17.85万亿，较上年增长4.5%。

图1 2016年～2019年制造业贷款余额

但从制造业GDP及贷款变动趋势来看，制造业贷款占比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近四年制造业GDP占比小幅下降，从2016年的28.07%降至2019年的27.17%；同时制造业贷款占比下降幅度增大，从2016年的15.29%降至2019年的11.66%。

图2 2016年～2019年制造业贷款占比与制造业GDP占比情况

在制造业贷款种类中，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比也逐年下降，从2011年的18.81%降至2019年的9.52%。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比的下降反映了银行信贷资金的风险偏好，表明银行对于中长期投资持一种越来越审慎的态度，无疑加重了制造业企业的融资压力，也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

图3 2011年～2019年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比

四、制造业贷款面临的问题

受国内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摩擦等多重因素影响，“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制造业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制造业“融资难”呈现为中类行业的结构性差异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分析，制造业大类可分为31个中类行业。统计近5年中类行业利息支出情况，表现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6个行业呈上升趋势，专用设备制造业等11个行业呈波动趋势，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14个行业呈下降趋势。在14个利息支出下降行业中，纺织业等9个中类行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同步呈下降趋势。

经统计2019年制造业31个中类行业利息支出变动情况，较上年，增幅超过5%的行业，其利息支出占全部利息支出的21.99%；波动幅度-5%至5%的行业，其利息支出占全部利息支出的31.76%；降幅超过-5%的行业，其利息支出占全部利息支出的46.25%。

图4 2019年制造业31个中类行业利息支出增幅情况

图5 2015年～2019年部分制造业中类行业利息支出情况

按照所有制形式分析，民营企业较国有企业更难获得贷款支持；按照企业规模分析，中小企业较大企业更难获得贷款支持。因此，制造业“融资难”非全行业普遍问题，主要集中在经营业绩下滑的行业，特别是民营和中小制造业企业面临困难更大。

（二）制造业“融资贵”关键是资金周期的错配问题

制造业因产品周期和项目投资周期较长，需要长期信贷资金支持，但目前银行贷款结构以流动资金短期贷款为主，造成制造业贷款短贷长投、长短期资金错配明显，企业往往面临抽贷、倒贷等问题。从融资成本来看，制造业贷款利率普遍高于5%，再加上担保费用、过桥资金等成本，制造业企业融资总成本往往高达8%～10%/年，较高的融资成本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五、造成制造业贷款难的原因

造成制造业贷款出现上述问题的因素较多，关键是从企业和银行两方面分析原因。

（一）制造业贷款不良率高，银行不敢贷

近3年来，制造业贷款不良率均高于贷款平均不良率2个百分点以上，严重影响了银行贷款投放意愿，导致银行慎贷和惜贷。造成制造业不良贷款增加的原因包括三方面：一是内外部市场不利因素叠加，加剧企业盈利困难，财务情况恶化，偿债能力降低；二是部分企业盲目跨界发展，融资过度，将资金投向有利可图的其他领域，造成主业空心化，经营风险增加，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三是制造业的上游、中游和下游企业，每一“游”均受若干因素影响，这些影响相互传递，造成制造业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多。

（二）银行产品服务与制造业融资需求不匹配

银行机构服务存在不足，主要原因为：一是缺少信贷规模，对制造业贷款规模等同于一般公司贷款规模控制使用，未实行专列制造业信贷规模，贷款规模紧张时，制造业企业贷不到款；二是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不足，银行缺乏专业人才对制造业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进行精准把握，难以有针对性地满足制造业不同细分行业的融资需求；三是考核机制不利于制造业贷款投放，银行内部考核侧重控制利润和不良率，分行机构和从业人员顾虑制造业贷款风险，担心追责问责，服务制造业的积极性不高。

六、促进制造业融资贷款增长的建议

扩大制造业融资贷款，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力度支持制造业，是一个复杂的金融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银行、企业共同发力，聚焦完善市场机制、创新金融服务、改善企业经营等方面精准施策，解决银行贷款的后顾之忧，让银行敢于投放制造业贷款，以有效解决制造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一）政府部门要在“投放加量”、“监管松绑”、“财税引导”等方面齐发力

1.降低制造业贷款融资成本。一是加大向市场投放低成本资金，实施金融奖励政策，对发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商业银行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研究建立抵押补充贷款（PSL）额度，向政策性银行注入低成本资金，定向支持制造业融资。二是对金融机构向制造业发放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和担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2019年末制造业贷款余额17.85万亿元，按年利率5%测算，一年的贷款利息约为9000亿元、担保费收入约为700亿元，对应的增值税销项税额超过550亿元，可切实降低金融机构税务成本。三是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给予制造业贷款适当贴息，降低企业贷款成本。如安排100亿元贴息资金，按贷款利息的50%给予企业贴息支持，以5%贷款利率测算可带动4000亿元贷款。

2.实行差异化监管政策。一是适度提高制造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建议制造业贷款不良率高于平均贷款不良率三个百分点以内，可不作为监管考核和银行考核的扣分因素，以调动银行机构投放制造业贷款的积极性。二是强化银行制造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体系，将制造业贷款增速、贷款余额、中长期贷款余额等纳入考核，要求制造业贷款增速不能低于平均贷款增速、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比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弱化绩效考核中对银行利润增长的要求，缓解制造业长期贷款需求与信贷市场短期贷款的错配问题。

3.建立风险补偿机制。一是发挥担保体系在制造业融资中的作用，给予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降费奖补，扩大制造业担保贷款规模，更多支持有贷款需求的制造业企业，构建与制造业发展相适应的政银担三方合作模式。二是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建立制造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给予贷款担保机构代偿补偿，有效分摊银行和担保机构的贷款风险。如建立100亿元制造业担保风险补偿基金，按担保放大倍数5倍测算，可覆盖500亿元制造业贷款。该部分担保贷款可有效覆盖银行难以直接贷款的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为广大中小制造业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4.加强产融对接合作。一是要发挥政府顶层引导作用，编制发布产业投资指南，明确制造业发展主要方向和重点领域，给予银行产业政策指导，引导资金投向。二是发挥工业主管部门贴近实体经济、熟悉企业情况的优势，梳理技术水平先进、示范带动性强的制造业融资项目，及时与银行及担保机构共享，促进银担企精准对接。

（二）银行机构要做好“控风险”与“增投放”平衡

1.扩大制造业贷款投放。一是配置专项信贷规模，支持制造业贷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投放需求。二是主动调整信贷结构，对制造业新增贷款内部资金转移价格较标准价格给予一定优惠，提高投放制造业信贷的积极性。三是发挥风险管理导向作用，对制造业发展的重点行业，适度降低经济资本系数，降低经济资本占用，推动制造业贷款增长。

2.优化贷款办理程序。一是扩大分行审批权限，对制造业重点客户或重点项目，可扩大分行审批权限至基本授权的200%，其中，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内的分行审批权限可扩大至300%。二是合并贷款审核程序，建立“绿色通道”，对制造业重点项目，在客户评级、准入、授信和项目贷款审批等方面一并报批，前后台平行作业，即收即办，优先办结。

3.创新金融产品服务。一是发展企业技术改造的贷款产品，对于仅购置设备扩大生产的技改项目、“零土地”技改项目，在贷款评审流程、贷款期限等实施简化程序。二是围绕制造业核心企业推广“产业链金融模式”，依托产业链核心企业信用、真实交易和物流、资金流闭环，为上下游企业提供订单融资、应收应付账款融资等服务。三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提前进行续贷审批、“循环贷”或无还本续贷等方式，缓解制造业企业资金接续的困难。

4.创新抵押贷款方式。一是拓宽抵质押物范围，对制造业企业除不动产抵押、动产质押、第三方担保等传统方式外，大力发展知识产权、应收账款、收益权等新型抵质押方式，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问题。二是合理调整抵质押率，对制造业采取差别化抵押率，盈利较好和重点发展的行业抵押率最高上限可调整至70%。三是完善信用评级授信管理机制，改变“唯抵押物论”的信贷风控逻辑，对信用等级达到准入标准的制造业企业，不强制要求提供抵押品做担保，发放更多无担保、无抵押贷款。

5.细化业绩考核要求。一是细化考核指标，在分支行的绩效考核中增加制造业贷款增量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幅等指标，提升制造业贷款在综合绩效考核指标中的权重。二是正向考核激励从业人员，降低个人利润指标考核权重，增加客户服务情况考核权重，表彰制造业信贷业绩突出的人员，改进贷款尽职免责内部认定标准和流程，如无明显证据表明失职，均应认定为尽职，逐步提高制造业信贷从业人员免责比例，激发开展制造业贷款业务的积极性。

（三）制造业企业要“苦练内功”，提升盈利能力

1.提升企业自身竞争力。制造业企业要通过创新驱动来实现转型升级，依靠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在产业链上不断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占领市场制高点，获取竞争优势，从根本上提升盈利能力。

2.控制整体资产负债率。制造业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70%左右，高于全国企业平均负债率10个百分点。因此，要进一步规范财务运作，控制营收与负债平衡，逐步改善财务状况，解决资金链紧张的问题。

3.坚持诚信开展经营。制造业企业要诚实守信，与银行机构保持信息透明共享，不能套取或挪用银行贷款，要将融资贷款用于主业发展，避免因融资过度带来财务风险。

参考文献:

[1]林毅夫,章奇,刘明兴.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制造业为例[J].世界经济,2003(01):03-21.

[2]李洁,张天顶，黄璟.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业企业成长动态[J].产业经济研究,2016(02):62-73.

[3]过新伟,王曦.融资约束、现金平滑与企业R&D投资——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管理,2014(08):144-155.

[4]刘海洋,孔祥贞,宋巧.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基于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的经验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2013(01):29-34.

[5]吕越,罗伟,刘斌.融资约束与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跃升[J].金融研究,2016(06):81-96.

[6]王邱.制造业上市公司信贷融资能力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财会通讯,2014(08):86-88.

[7]喻隆斌,何炳金,贺方钦.商业银行制造业贷款收缩的成因及对策[J].武汉金融,2019(12):83-85.

[8]杨毅,颜白鹭.银企关系对制造业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影响研究——来自江苏徐州和广西柳州典型样本的证据[J].经济问题,2012(07):111-114.

[9]叫婷婷.制造业贷款增长的制约因素分析——以广东省为例[J].区域金融研究,2019,(05):56-59.

[10]贺聪,尤瑞章.信贷资金配置方式与配置效率——以浙江制造业贷款为例的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2009,(12):114-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