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威 汉阳大学校大学院日本语言文化学科  韩国首尔   04763

摘要：战后初期的日本金融改革，是在盟军统帅部要求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经济基础和战后初期日本经济濒临崩溃的双重背景下进行的。金融改革在摧毁战时金融的基础上，进一步试图将日本金融“美国化”，但终因美国体制在日本“水土不服”，“美国化”最终归于“日本化”。本文在论述日本金融改革的基础上，考察战时日本金融的状况，得出战时形成的主银行体制在改革期间依然延续的结论。

关键词：GHQ；战后初期金融改革；主银行体制

对于战后日本经济民主化改革，国内学术界传统观点给予了积极评价：“打破了财阀家族垄断的半封建经济格局”、“是一次从思想意识到政治、经济制度方面较为彻底的变革。”对于这个观点，近年来中日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就经济结构而言，虽然日本战败了，但是其战时体制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中，唯独银行业停留于战时同样的结构，这一事实确实令人惊讶。”基于双方关于改革彻底性的论争，本文试通过对战后初期盟军统帅部GHQ的金融改革进行历史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对日本主银行体制的延续问题作简单的分析和论述。

一、战后初期日本金融改革的背景

对于战后初期GHQ主导的日本金融改革，应当放到战后民主化改革的政治大背景和战败后日本经济大萧条的经济大背景中进行综合分析。

众所周知，日本的战后改革完全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GHQ发布了两个文件，即《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和《投降后初期对盟国最高司令官占领及管理日本的基本指令》，这两份文件阐明了占领和改造日本的目标与政策。在经济方面，前者规定“日本军事力量现存的经济基础必须予以摧毁并且不允许其重新复活”，要“消除那些主要用来准备战争的指定的工业或生产部门”，要日本“让渡”那些“不是和平经济或为供应占领军所必须的产品的现有资本装备及设施”，作为对盟国的赔偿。同时还要求日本必须“彻底改革其经济活动及经济制度”。后者对前者进行了补充：要求“拆除一切种类的武器、军需品及专门生产军用器材的现存设施”、“破坏重新创造或者维持危及国际和平的军备的日本经济能力”、“实施由适当的盟国当局所确定的某些赔偿及偿还计划”、“监督指导日本的经济组织的运营和操作确实符合占领的一般目的，并且使日本最终得以回归和平的贸易国家之列”。

从战后初期日本的经济情况看，日本的经济已经全面崩溃。许多城市几乎成为废墟，物质损失严重，国内按战时体制建立的产业结构和运行机制被打乱，国民生产已不能正常运行。日本的生产能力与战前平均水平相比，战后初期工矿业只有30%左右，农业也只有六成到七成。因空袭流离失所的人数达900多万，战后从海外被遣返回国的有600万人等待安置，GHQ强行拆除了大批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用作战争赔偿，又新增了400万失业人口。再加上天灾导致农业歉收，大米产量仅及常年六成，城市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各地死于营养不良者屡见不鲜，社会秩序混乱不堪，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战败后的日本一时笼罩在惊恐、悲观、失望的气氛之中。

二、战后金融改革——金融体制的美国化？

战争期间，在日本政府的统治下，民间金融机构多由财阀操控，且与从事军需生产金融、殖民地开发金融的政府性金融机构，联系紧密。1942年初，所有的金融机关和金融团体均受制于“全国金融统治会”。战时的日本银行不仅是日本的中央银行和日本政府的金库，同时也是“大东亚共荣圈”的金融中枢。与日本银行相比，根据军需生产契约，在政府的担保下向军需产业进行短期融资的日本兴业银行，在战时则是日本产业金融体制的主要机关。1942年设立的战时金融金库，则是在战时主要向战略性军需产业提供资金的机构。除了兴业银行，兼有官民两种性质的金融机构还有台湾银行、朝鲜银行、日本劝业银行等，这些银行也在日本构筑总体战体制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盟军占领初期，日本金融结构的状况很不安定，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金融恐慌。为了解决金融恐慌，稳定日本经济，盟军总部进行了一系列金融改革。

首先，取缔与殖民地开发以及军需生产相关的金融机构。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包括台湾银行、朝鲜银行、战时金融金库和全国金融统治会等。同时，横滨正金银行、日本兴业银行被民营化，成为普通银行，GHQ还为此专门成立了“闭锁机关保管人委员会”，负责这些金融机关被关闭后的遗留问题。

其次，盟军总部对日本银行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组，但是决定改变日银的政策和业务。当时日本严峻的金融形势使得GHQ不得不采取了保留现存银行的措施。1946年初，日本银行成为所有关闭机关的财务代理人，负责执行清算业务，承担保全资产的责任。

第三，1946年2月，GHQ颁布“金融紧急措施”，推出了各项封锁银行储蓄的规定。4月，为了避免重新编制前的公司资产四散，又制定了支付分红的方法。5月，废除了指定金融机关制度，并在1946年10月颁布实施《金融机关再建整备法》，对日本的银行进行重新编制。同时日本政府设立“复兴金融金库”，给复苏中的重要产业提供必要的资金。

第四，对财阀银行进行全面整顿，消灭金融机构的支配力量，更换经营者。GHQ成立了“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将财阀系银行的股票实质上没收。1948年1月，GHQ授意日本当局为清除财阀家族及其支配的企业领导层制定相关法律。根据法律，所有的银行职员均需接受严格的资格审查，其中为了财阀的利益行使银行经营权和管理权的职员被解职，并在10年内禁止再担任重要职位。8月，大藏大臣经GHQ许可，开始实施排除银行支配权的计划，包括企业和金融机关的重新编制、财阀系职员的解职、解散财阀银行或分割成小银行等三项措施，财阀的影响力被极大削弱。

三、改革前后的主银行体制

所谓主银行，是指在长期的业务往来中，企业的主要交易银行，但主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而是主银行作为企业的最大利益者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主银行体制是日本银企关系的核心制度安排。

战后出于消灭军国主义经济基础的考虑，“关于金融改革，GHQ大的问题意识在于打破产业和金融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如前文所述，金融改革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美国体制的“土不服”，战时的主银行体制事实上仍在延续。首先，协调融资仍在继续。1947年底开始，为了实行倾斜式生产，以基于紧急金融措施令的“融资准则”和日本银行的“融资斡旋”为手段，政府在部门间实行资金分配，只是在这时原来城市银行的事前监察权已经由日银代行，贷款风险已转移到了政府那里。其次，主银行的实际形态也依然持续。根据早稻田大学教授宫岛英昭的研究，尽管制定金融机构作为制度已于1946年6月被删除，但主银行作为实际的形态仍然持续，在1937年或1955年，在包括100家最大的矿业企业的133家企业中，1948年新旧账目合并时，借款余额明确的97家企业中，大企业的借款依赖于旧的金融机构，其借款依存度超过50%，除了对复兴金融金库依赖较高的矿产部门外，普遍超过70%；从银行类别看，帝国、三菱银行比率较高，最大的100家借款的50%依赖于旧的指定金融机构的四大财阀银行或兴业银行的某一家。

1949年“道奇路线”的实施关闭了复兴金融金库，加上不久证券市场的崩溃，在金融恐慌中民间企业的融资只能依赖城市银行，而城市银行的借款又来源于日银的贷款，这意味着复兴期的资金也是由与指定金融机构相关的城市银行供应的。与战时不同的是，由于民主化改革的实施，主银行对企业的监督有所变化，逐渐向体制化监督机制转变。

综上所述，战后GHQ的“金融改革”没有如文件里所说的那样“彻底改革其经济活动及经济制度”，虽然GHQ一度欲将日本金融“美国化”，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还是“日本化”。主银行体制在战时已经形成，战后初期GHQ金融改革后依然得以延续，并成为战后日本金融区别于欧美的主要特征之一。

参考文献

[1]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东洋经济新报社，2002 年

[2]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议和》第17卷（资料1），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

[3]武藤正明.GHQ日本占领史 39 金融.日本图书中心，1996年

[4]宫岛英昭.日本金融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载童适平编：战后日本金融体制及其变革.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