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分析

熊艳娇  广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摘要：近年来，我国实行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和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帮助民营企业减轻税费负担和激发创新活力。基于民营上市企业2015年至2019年短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讨论减税降费对民营企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减税降费政策会引发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显著增加；进一步引入生命周期变量发现减税降费对不同生命周期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具有异质性影响。具体而言，减税降费政策对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民营企业的正向激励作用较为显著，而在初创期和衰退期影响较小。该研究结论较为系统地检验了当前减税降费政策的激励效果，为我国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提供了实证支撑。

关键词：减税降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生命周期

一、引言

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正增长的经济实体，但受全球疫情严重冲击国内消费、生产、投资、出口尚未全面恢复，经济下行形势仍然严峻。减税降费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让“税费”于民营企业，降低民营企业成本负担的同时留给民营企业更多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自2016年12月中央经济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降税降费”后，我国一直加大减税降费的优惠力度。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全年减税降费超过1万亿元，2018年为1.3万亿元，2019年达2.36万亿元，2020年达到新高，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①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多年，对于民营企业降低负担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但是否有效地促进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尚需用实证进行分析。从微观主体来看，不同的民营企业其所处的发展周期不同，减税降费政策是否对这些民营企业产生异质性影响，因此有必要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下，对减税降费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进行实证研究。

尽管国内已有不少学者从所有制、所属行业、地区等较为宏观的视角分析了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效应，但少有文献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从民营企业的微观层面来研究减税降费政策对于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本文利用CSMAR数据库资源，选取民营上市企业2015-2019年的短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研发投入强度作为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变量，分析税收优惠对民营企创新投入的激励效以及企业生命周期对税收优惠创新激励效应的边际影响，为研究税收对民营企业研发创新提供了新方向和新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减税降费政策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市场主体。结合《公司法》的定义，除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外，其他类型的企业中只要没有国有资本，均属于民营企业（徐小蕊，2010）[1]。一方面，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生产规模较小，资金来源较为单一，受市场环境的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弱、平均寿命较短，中小民营企业一直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困扰（金维杰，2016）[2]，加上观念和管理水平较为落后，民营企业创新的阻碍较大。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应对市场调整的灵活性较大（谭恒，2005）[3]，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民营企业也在逐渐转变观念，越来越重视生产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水平以及科技型人才的培养。为了激励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减少民营企业创新的风险，我国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其他税种和行政性收费上给予民营企业尤其是高新科技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税费优惠，降低民营企业的运行成本，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仅能够补偿前期研发的部分支出，还能刺激民营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和购买先进的生产设备，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成果的转化。

假设一（H1）：减税降费政策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

（二）减税降费对不同生命周期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1972年拉芮·格雷钠（Greiner,1972）在《组织成长的演变和变革》一书中，首次提出企业生命周期概念，由此企业生命周期问题受到广泛讨论且内涵不断丰富。针对划分企业生命周期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包括但不限于单变量分析法、综合指标分析法、现金流组合等方法。本文采用Dickinson(2006)提出的依据企业现金流的方法，该方法是根据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的流入和流出表现将企业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如下表1所示：

表1 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现金流状况

在初创期企业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的资金支出较大，盈利水平较低，资金周转困难，反映在企业的现金流量表上，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正。进入成长期，企业的经营状况逐渐得到改善，盈利水平大幅提升，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快速增加。除了向银行贷款外，企业可以企业信用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融资。成熟期企业已经积累了深厚的资金，生产技术处于先进水平，员工整体的素质和企业管理水平较高，因此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盈利水平高，筹资需求降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负。由于企业在前期的投资机会较多，以上三个阶段企业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均为负。衰退期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下降，市场份额逐步下降，投资机会减少，经营状况不佳，该阶段企业的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正，经营活动和筹资活动则呈现正负不定的状态。在不同生命周期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市场地位、信息获取能力、创新水平等存在差异，因此减税降费政策在不同阶段对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具有异质性影响。

假设二（H2）：减税降费对不同生命周期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具有异质性影响。

三、实证模型与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指标选择

1.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民营上市公司”板块，选取了2015-2019共5年的面板数据，剔除ST、*ST和PT企业以及金融业民营企业。最终，筛选出793家民营企业，3965个样本观测值。数据通过Stata/SE16.0软件进行处理。

2.指标选择

被解释变量选取研发投入强度（Jacob Schmookle, 1959）[4]，即研发投入总量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衡量民营企业创新投入衡量我国民营企业创新水平（RD），其中，研发投入包括费用化和资本化研发支出。借鉴李元旭等（2011）[5]将实际所得税税率作为解释变量来反映税收优惠（Tax）。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率越低，则民营企业的税负越低。考虑到减税降费对不同生命周期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具有异质性影响，所以从生命周期视角构建实证模型。将生命周期设置为虚拟变量,根据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的现金流特征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为减少“遗漏变量偏差”和双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引入政府补贴强度(Sub)作为控制变量之一。借鉴邹洋（2016）[7]做法，将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以营业收入衡量。发展潜力（Devel），选择可持续增长率指标；盈利能力（Roa），即资产收益率。负债水平(Lev)，以资产负债率表示，民营企业的负债水平越高，说明民营企业内部资金的紧缺程度越高，将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产生抑制作用。

表2 变量设定

（二）模型设定

（三）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是根据样本企业的指标数据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被解释变量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RD）的均值为0.052，最大值为0.441，最小值为0，民营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且整体创新水平不高；解释变量所得税实际税率（Tax）的最大值为0.25，最小值为0，均值为0.14，远远小于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表明近些年来民营企业给予的税收优惠力度较大。控制变量中，政府补助（Sub）的均值为0.015，最大值为0.185，最小值为0，全国民营企业享受政府补贴的程度参差不齐；企业规模(Size)、负债水平(Lev)、盈利能力（Roa）和发展能力（Devel）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异较大，表明样本数据较好地拟合了全国范围内民营企业经营状况差异明显的现状。

表3  描述性统计分析

2.相关性分析

表4是各变量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所得税优惠（lnTax）与研发投入（lnRD）之间在1%的水平上呈现较为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52，初步验证了研究假设H1，但是仍旧需要在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再探讨税收优惠与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其他变量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相关系数均小于0.8，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表4 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3.Hausman检验

为检验个体效应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方式，需要对面板数据进行进一步检验，Hausman检验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判定标准。在固定效应回归的最后一行F检验的P值为0.0000，故强烈拒绝原假设混合回归优于FE，即认为样本存在个体效应。由于Hausman检验P值同样为0.0000，拒绝原假设个体效应以随机形式存在，最终得出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表5  Hausman检验结果

4.回归结果分析

对构建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采用LSDV法回归，控制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得到下表6的回归结果。

由结果（1）可以得知，实际所得税税率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具有负向的抑制效应。具体而言，实际所得税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系数为-0.039，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实际所得税税率每增加1%，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下降约0.039个百分点，反映出税收优惠对于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正相关，减税降0费政策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比较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两者都能够正向激励民营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税收优惠的作用更大一些。一方面是近些年来，政府大力推行减税降费政策，而对财政补助的力度降低；另一方面，财政补助可能对企业的研发支出存在挤出效应（段姝和杨彬，2020）[8]。观察控制变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系数，发现民营企业的负债水平、盈利能力和规模都对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由此看来，增加税收优惠，能够更为有效地降低企业税负和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支出。

引入企业生命周期，与所得税优惠的交互项后进行回归。结果（2）显示，税收优惠与生命周期交互项的系数差异较大，表明民营企业在不同阶段税收优惠对于企业创新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影响。成长期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成熟期与实际所得税税率交互项为-0.028，绝对值大于初创期系数0.006，虽然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仍可以根据系数的大小和方向判断得出成熟期税收优惠的作用较大，因此，在成长期和成熟期减税降费对于民营企业促进创新投入的激励效果更强，对初创期和衰退期的激励效果更弱，验证了假设H2。可能存在的原因是：税收优惠是一种事后奖励，只有当企业获得利润并且存在创新活动之后，才能享受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优惠、税收减免和税收返还等优惠政策。而企业在初创期阶段，民营企业的经营效益较低，企业所得税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科研投入的引导作用较弱（杜军和王皓妍，2013）[9]。成长期民营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大幅改善，利润逐渐转正，能够主动调整内部结构，迎合减税降费政策的认定条件，以期在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同时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进入成熟期后，民营企业的市场地位和竞争优势基本形成，利润稳定，因此对继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动力下降（周芳和赵彦云，2014）[10]，但已有的科研项目会继续投入并享受相关的所得税优惠政策；进入衰退期后，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佳，为了降低经营成本和维持企业的运转，往往会减少企业的研发支出，在已有的创新水平上维持生产经营。

表6  模型（1）（2）回归结果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选取793家民营上市企业2015-2019年的指标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减税降费政策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企业生命周期，考察民营企业在不同的四个阶段减税降费政策是否对研发投入具有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且对民营企业的激励效果强于政府补助的作用，验证了我国继续实行减税降费政策的必要性。另外，当民营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时，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存在异质性差异，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显著，在初创期和衰退期的激励效果较弱。鉴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优化税费优惠与财政补助比例，激发民营企业的创新性

财税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创新，主要是运用财政补助和税费优惠政策，但是两者对于企业创新却呈现不同的效果。作为事前激励方式，财政补助是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资源分配，给予企业的一种无偿性资金，客观上能够降低企业为研发创新的融资压力，但是由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实时监测到补助资金的具体流向，企业也会为获得财政补助的政策进行一些“粉饰工程”，因此财政补助越到企业后期越不能够引导企业进行创新活动。作为事后激励方式，减税降费政策将企业研发创新和享受税收优惠之间更加紧密连接起来，具有更强地创新激励作用。考虑到两种方式在不同阶段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即在初创期财政补贴的作用显著，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税收优惠激发企业创新的效果更好，因此，为发挥财政对民营企业创新激励作用，应该以税费优惠为主，财政补助为辅，合理划分税费优惠和财政补助的资金份额，优化税费优惠政策与财政补助政策的相互配合。

（二）结合企业生命周期有的放矢，提高税收优惠的有效性

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受减税降费政策的创新激励效果存在差异。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财政收入与支出平衡压力猛增，提高财政支出绩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财税制度改革的应有之意。减税降费政策本质上是让“税费”于企业和降低企业税负，因此也要注意这部分税费的支出绩效。结合企业生命周期，更加具有针对性地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和效益，提高民营企业创新投入水平，通过创新动力提高市场主体的盈利能力和促进政府财力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经济与财政的良性循环。

（三）阶段性与制度性相结合，增强财税政策的系统性

通过梳理近些年来我国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可以发现减税降费力度之大、政策调整次数之多前所未有，但是从整体来看，政策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且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小企业的特殊性。如：中小企业配备的财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或缺乏专门的财务人员，面对众多的减税减费政策难以及时、准确地获得、理解和运用相关的税费优惠政策，使得民营企业无法充分地享受到政策红利，甚至一些中小企业由于需要借助税务代理机构才能享受到减税降费政策，其耗费的财力和人力成本远远大于其享受到的税费优惠。所以针对这些特殊群体，财税机构可以成立专门的部门协助减税降费政策的整理和落实，因地制宜地引导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灵活运用优惠工具，切实地提高企业的减税获得感。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税务总局网站. http://www.chinatax.gov.cn/.

参考文献：

[1]徐小蕊.宏观经济因素对民营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影响研究[D].西安石油大学,2010.

[2]金维杰.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指标建立及其对现金持有的影响[D].上海交通大学,2016.

[3]谭恒.中小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优势、问题与对策[J].财政研究,2005(06):29-31.

[4]Jacob Schmookler. Bigness, Fewness, and Research[J].Jacob Schmookler, 1959,67(6).

[5]李元旭,宋渊洋.地方政府通过所得税优惠保护本地企业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1(05):149-159.

[6]张炳发,田倩倩,孙长美.政府补贴、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J].会计之友,2020(05):29-33.

[7]邹洋,聂明明,郭玲,闫浩.财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分析[J].税务研究,2016(08):42-46.

[8]段姝,杨彬.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16):120-127.

[9]杜军,王皓妍.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J].税务研究,2013(03):64-68.

[10]周芳,赵彦云.基于CDM模型的信息服务业与制造业创新过程比较[J].统计研究,2014,31(08):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