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与绩效研究文献综述
————基于国有企业治理视角 屠科斌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摘要:随着国有企业高额薪酬和薪酬差距的曝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国企高管薪酬,高管薪酬契约的改进成为了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国有企业治理视角出发,研究了高管薪酬与绩效的关系,从高管薪酬的基本理论、国企治理和高管薪酬、高管薪酬与绩效关系、基于治理视角的高管薪酬与绩效关系这几个方面出发进行文献综述,为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提供思路和理论支持。 关键词:国有企业;治理;高管薪酬;绩效 一、引言 国企改革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2014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对国有企业人员存在的薪酬结构不尽合理、薪酬监管体制不够健全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为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和行动指引。高管薪酬作为公司治理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有效的薪酬契约,形成与企业外部环境相匹配的、有竞争力的、科学合理的高管人员薪酬激励体系,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通过良好的业绩评价指标和薪酬管制使得高管薪酬对国有企业绩效发挥积极的作用,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深入研究的话题。本文以国有企业治理为切入点,对高管薪酬与绩效之间关系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给予理论的补充和证据的支持。 二、高管薪酬契约的基本理论分析 解释高管薪酬的主要理论包括最优契约论和管理权力论。主流经济学主要从“最优契约论”的角度研究高管激励问题,最优契约论认为股东从自身利益出发建立最优的薪酬契约,通过激励效应以减少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代理成本并最大化股东价值,有效的薪酬契约可以激励高管基于股东利益最大化行事。管理权力论则认为,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发生权力失衡,即管理者拥有较大权力,高管能够通过操纵董事会进行自利行为,使自己获得高额的报酬。从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的超高薪酬,高管与企业员工薪酬差距扩大,薪酬与业绩“倒挂”等现象可以发现,管理权力论似乎更符合实际情况,Guthrie et al(2012)认为高管通过影响董事会能够获取权力寻租,超额薪酬就是典型的表现。 三、基于国企治理的高管薪酬研究 站在治理视角分析高管薪酬的文献相对比较丰富,Conyon et al(2012)研究和分析了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的作用,认为治理因素会促使高管使用权益报酬作为薪酬,但在控制了公司的固定效应和支付力度后,治理变量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十分有限。马连福等(2013)以国有企业为背景,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引入政治干预途径中的国有企业党组织这一治理变量,通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程度越高,高管薪酬、超额薪酬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越小。 当然,大多数文献谈及了政治干预中政府途径这一国企治理因素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蔡地等(2011)通过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降低了由当地国资委所控制国企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但对当地由中央国资委所控制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没有显著影响。刘星等(2012)也发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制会导致高管薪酬具有向下和向上的刚性。从而说明了政府这一政治干预途径在国企治理中不利于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构建,会带来消极的经济后果。 四、高管薪酬与绩效关系研究 国内外对高管薪酬与绩效关系的研究非常广泛。绩效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主要从业绩评价指标的制定和业绩敏感性上入手。Morse(2011)发现权力较大的高管会诱导董事会选择表现更好的业绩评价指标,来对业绩评价指标的权重进行更改,从而操纵薪酬激励。Duru(2012)通过研究发现高杠杆的公司很少使用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业绩评价的指标来衡量高管薪酬,同时衡量高管薪酬的大多数为短期财务会计指标,说明高管可能会存在利用指标操纵薪酬的行为。从业绩敏感性上,方军雄(2011)发现,在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高于普通员工薪酬的业绩敏感性,而当业绩出现下降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减少幅度超过普通员工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减少幅度,或者不存在差异。 还有一些研究集中于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Luo(2011)研究了公司所有权如何通过薪酬对业绩发挥作用,得出公司所有权与超额报酬正相关,而超额报酬会损害公司的经营效率的结论。Adithipyangkul et al(2011) 得出相反的结论,他发现在中国,作为薪酬部分的福利与企业未来总资产回报率呈正相关,支持了某些类型的在职消费能提高公司绩效且具有激励作用的观点。 五、基于国企治理的高管薪酬与绩效关系研究 不同的治理环境下,高管薪酬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差异,当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治理环境进行比较的时候这种差异更为明显。国有企业特殊的治理背景,给国内外学术研究提供了具有对比性的方向。许多文献认为,在国有企业治理背景下,高管薪酬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相对弱化。Conyon(2011)通过中美高管薪酬的比较,发现无论是否存在治理因素,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但美国高管薪酬比中国高管薪酬高出17倍;同时比较了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发现在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和绩效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Chen et al(2011)利用中国的数据,比较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发现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敏感性较弱,高管薪酬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不明显。 六、结语 通过对国有企业治理视角下高管薪酬与绩效关系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管理权力理论比较符合我国国企背景下高管薪酬的现状。高管薪酬作为国企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会受到其他治理变量的影响,也会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国企治理构架。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存在复杂的关系,国有企业业绩评价指标和业绩敏感性能够对高管薪酬产生影响,高管薪酬则会对公司的财务、股价和社会责任指标产生效应。基于国企治理的高管薪酬和绩效关系研究能够站在特殊的治理背景下对高管薪酬进行考量,得出高管薪酬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相对弱化的结论。 由此,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建议: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提高治理质量,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推进市场化国企高管的选聘;建立合理的薪酬契约,提高股权、期权激励等激励方式的比重;提供具有可比性的业绩评价指标,注重考察国企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方面的效应;降低政府的行政干预,鼓励建立国有企业党委会,精简人员构成等等,从而使得国企高管薪酬改革真正落实到位,为改善国企整体治理环境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代彬, 刘星,郝颖.高管权力、薪酬契约与国企改革——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11(04): 第90-98+127页. [2]Chen, J., M. Ezzamel and Z. Cai, Managerial power theory, tournament theory, and executive pay in China.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1. 17(4): p. 1176-1199. [3]Guthrie, K., J. Sokolowsky and K.M. Wan, CEO Compensation and Board Structure Revisited. Journal of Finance, 2012. [4]Conyon, M.J. and L. He, CEO Compens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2. 20(6): p. 575-592. [5]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冗余雇员与高管薪酬契约.管理世界, 2013(05): 第100-115+130页. [6]蔡地,万迪昉.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软科学, 2011(09): 第94-98页. [7]刘星与,徐光伟.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经济科学, 2012(01): 第86-102页. [8]Morse, A., V. Nanda and A. Seru, Are Incentive Contracts Rigged by Powerful CEOs? Journal of Finance, 2011. 66(5): p. 1779-1821. [9]Duru, A., R.J. Iyengar and E.M. Zampelli, Performance choice, executive bonuses and corporate leverag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2. 18(5): p. 1286-1305. [10]方军雄.高管权力与企业薪酬变动的非对称性.经济研究, 2011(04): 第107-120页. [11]Luo, W., Y. Zhang and N. Zhu, Bank ownership and executive perquisites: New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market.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1. 17(2): p. 352-370. [12]Adithipyangkul, P., I. Alon and T. Zhang, Executive perks: Compensa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28(2): p. 401-425. [13]Conyon, M.J. and L. H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1. 17(4): p. 1158-1175. [14]Chen, S., et 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1. 17(2): p. 259-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