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梅 孙玲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与策略研究”（2012SJB630072）；2012年度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资助项目（QL2012004）

摘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对于规范企业管理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论文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角度看，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员工责任、顾客责任、环保责任和顾客责任等四个维度，并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将四个维度的指标细化为14个具体评价指标。该评价指标体系注重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重点评价和一般评价相结合，是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在国内外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企业自身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企业的现代管理较西方企业尚有不成熟之处，尤其在企业社会责任担当方面还难以与国际接轨，这势必会影响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当前，如何推进企业加强自身的社会责任建设，已成为当前企业及其管理者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措施是多元的，但从考核监督角度看，建构一套适合我国企业特点的、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势在必行。

一、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维度的理论分析

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分类的典型代表是Carroll（1979）的四责任理论模型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模型。

Carroll的四责任理论模型是从承担具体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性质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包括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责任。Carroll提出四责任理论模型提出后，得到许多学者的响应，并被广泛引用，至今仍受到关注。但该理论模型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即存在着责任的界限模糊、责任的标准交叉、责任的属性抽象等局限性。另外，理论界对Carroll四责任理论模型的实证检验很少，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展的实证研究也比较缺乏。这显然是该理论模型的逻辑缺陷在应用上的直接表现。例如，对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的测量，获取研究资料很不方便。就连Carroll自己也承认：“企业的慈善责任在本质上是单凭意志的或慈善性的，因此很难确认并加以评估”。目前为止，直接检验Carroll模型的典型研究是Aupperle、Carroll和 Hatfield（1985）的实证研究。但实践证明，该研究方法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应用价值，因而不太被学术界采用。

针对四责任理论模型在实证研究的逻辑缺陷，有学者引入利益相关理论来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类型进行重新划分。利益相关者理论关注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而是社会责任的具体承担对象，因而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在Freeman（1984）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框架后，Clarkson（1994，1995），Hopkins（1997），Mitchell，Agle & Wood（1997，1999）等学者通过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了确定和分类。之后，国内外学者都以此方法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一分类进行实证研究，如美国的Agle，Mitehell & sonnenfeld（1999）、我国的陈宏辉和贾生华（2002）。研究证明，这一分类方法确实可行有效。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它解决了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承担责任的具体对象，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可操作性得到加强，并且在承担责任的内容和途径等问题的分析上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在企业利益相关者类别确定的问题上，研究者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对利益相关者划分的方式也最终影响到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维度问题。

通过对以上两种理论模型的比较分析，我们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参考四责任理论模型的有关内容，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维度的理论模型。我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划分为员工责任、顾客责任、社区责任、环保责任等几个维度。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看，股东、供应商和分销商等都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但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看，企业与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更多的是经济利益关系，企业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必然会对他们担负一定经济责任。因而不应该纳入到本文研究的企业社会责任维度中去。此外，从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看，四个维度的社会责任也对应不同性质的企业社会责任类型，即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如员工责任、顾客责任、社区责任、环保责任都不同程度包含着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而社区责任和环保责任又包括着一定程度的慈善责任。

二、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的确立方法

在确立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维度后，我们准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来遴选和确立具体评价指标。为了保证了测量内容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研究采用以下步骤进行编制问卷。

第一，检索文献，概括测量题项。通过对现有国内外有关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测量的各种量表进行归纳和总结，依据本文所确定的研究维度提取相应的测量题项，共计59个项目。

第二，开展访谈，完善测量题项。访谈对象分两类：一类是公司的高级管理者；另一类是专家学者。与企业公司的高级管理者进行交流，一是为了印证从文献中提取出的测量选项内容的合理性，二是尽可能增加符合中国企业特点的测量选项，毕竟国外量表制定的企业文化背景与我国还存在很大差异的。访谈企业管理研究领域的专家主要是听取他们对本文所选的测量选项的内容、结构等评价意见，以便从学术的角度修改和完善题项。通过访谈，测量题项新增7个。这样，本研究将63个题项，根据其内容归纳到4个测量维度中去，初步形成量表初稿Ⅰ，准备进行试测。

第三，实施试测，生成量表。首先，将量表初稿Ⅰ分发给43名MBA学员，让他们选出最能表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4个题项。根据大家选择频率进行统计，保留选择频率较高的题项，剔除选择频率低的题项，最后形成包含31个题项的量表初稿Ⅱ。其次，将量表初稿Ⅱ进行试调查，参与测试的企业23家，分别来自南京、镇江、南通、苏州、扬州等地，发出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60份，返回问卷58份，其中有效问卷49份。最后，对返回的49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

根据问卷分析情况，对问卷做了最后的修改，将测量题项最终确定为19个题项。19个题的具体分布如下。员工维度的题项分别是：YG1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YG2为员工提供合理的薪酬、YG3与所有员工签订劳动合同、YG4帮助员工规划职业生涯、YG5 让员工有机会参与企业管理与决策；顾客维度的题项分别是GK6 为顾客提供质量合格的产品和服务、GK7    向顾客提供全面真实的产品信息、GK8为顾客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GK9积极回应顾客需求，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社区维度的题项分别是SQ10支持企业所在社区的经济发展、SQ11能够与企业所在社区和谐相处、SQ12为当地社区居民提供社会服务、SQ13赞助社区的教育文化事业、SQ14积极参与各类慈善公益活动；环保维度的题项分别是HB15避免污染环境的生产或经营行为、HB16及时修复企业对环境造成的损害、HB17致力于生产环保型产品或服务、HB18实施具有环保节能的措施、HB19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和保护。

最后，依据以上维度及具体题项设计调查问题，按完全符合、符合、一般、不符合、完全不符合五个等级进行测试。

三、测量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分析

量表编制完成后，开始使用该量表进行正式测试。本次发放问卷的地点主要集中在江苏省内，调查对象为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徐州、南通等地的各类企业。此次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51份，其中无效问卷11份，总共回收有效问卷140份，有效回收率为70%。

从样本的描述统计分析情况看，样本企业主要以大中型企业为主，如员工在1000人以上的企业占到总样本的48.6%，上一度销售额在1亿以上的占到58.6%。从企业类型来看，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占23.6%，民营企业占40.7%，三资企业占29.3%，民营企业占样本的多数。从企业的发展状况看，28.6%的企业出于成熟阶段，25%的企业出于转型阶段。从调查的对象看，绝大多为企业的管理者，其中企业所有者占6.4%，高层管理者占16.4%，中层管理者占52.9%。

为了更为精确地检验模型的信度和效度，需要对数据做了正态检验。通过检验，所有测量题项的数据中偏度绝对值最大为1.314，低于参考值3.0；峰度绝对值最大的是1.565，低于参考值10.0。关于衡量正态分布的标准，有学者认为当样本数据的偏度的绝对值小于3.0，峰度的绝对值低于10.0时，就可以认为样本基本符合正态分布（Kline，1998）。所以，我们可以认定问卷调查数据基本正态分布，适合做进一步的分析和验证。

1、量表的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a系数来检验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Nunnaly（1978）曾建议采用如下标准，将变量Cronbach’s a内部一致性值被接受的下限值设置为0.7，同时分析如果将某项题目删除后会显著提高变量的内部一致性，则将该题目删除。删除标准可以通过检查CITC（即纠正项目的总相关系数，Correeted-Item Total Correlation）值的方法进行，即计算各每个测量题项CITC值，将CITC值低于0.5的“垃圾条款”测试题项删除。随后检验量表是否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通常判定的指标通常有两个：即KMO值和Bartlett球体检验的x2值，以此作为随后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因素结构并进行区分效度评价的标准。

按照上述步骤，分别计算各个维度测试题项的CITC值。我们发现，员工责任维度的题项YG3，顾客责任维度的题项GK8和 GK9，以及环保责任维度的题项HB17的CITC值均不符合要求，故予以删去，其余项目可以保留。垃圾题项删除后，员工维度、顾客维度和环保维度的CITC值均有提升（见表1）

表1 垃圾题项删除后的各维度CITC信度检验

其次检验分析样本的KMO值为0.859(KMO值越大，表明变量之间的共同因素越多，因此越适合做因子分析，一般建议值为大于0.6)；Bartlett球体检验的x2值为857.763 (自由度为105)，显著度(P<0.001)达到非常显著水平（见表2），表明研究样本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表2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变量样本的KMO和Bartlett球体检验

2、主成分因子分析

为了进行因子纯化，设定删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小于0.5，以及同时在两个因子上负载大于0.4的因子，在分析中采用了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萃取特征值大于1的条件进行因子提取。经过这一过程后，测量题项最终保留了14个题项，得到了清晰的4个因子结构（见表3）。

但需要指出的是，分析结果显现，因子2中包括了原先问卷设计在社区维度里的两个题项即SQ12和SQ14。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题项分类存在一定问题。从题项来看，SQ12的内容为“为当地社区居民提供社会服务”，所谓社区居民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顾客维度的；SQ14的内容为“积极参与各类慈善公益活动”，原先放在社区维度，是考虑到此行为一般为社会性活动，但从测量的结果看，却与顾客维度归在一起，可能也是因为慈善公益活动开展的对象也大多是企业直接或间接面对的客户对象，慈善公益活动开展可以为之增加客户源。基于以上考虑，论文决定将社区的这个题项纳入到顾客维度中。经过正交旋转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变量的因子结构累计解释变异量达到66%左右（见表4）。

表3 正交旋转后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变量因子载荷结构矩阵

表4 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得到总体方差解释量表

最终，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了本研究所需要的企业社会责任测量的四维度具体指标，同时根据相关测量数据确定各指标体系的权重（见表5）。

表5 企业社会责任测量指标体系

四、小结

本文在理论研究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我们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员工责任、顾客责任、环保责任和社区责任等四个评价维度，其中包括14个具体测量指标。该评价指标体系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重点评价和一般评价相结合。当然，本文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实证调研数据来自江苏省，其研究结果是否具有代表性；各评价指标体系权重是根据数学统计方法得出，可能欠缺科学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后面的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贾生华，陈宏辉．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方法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5）．

[2]Aupperle K E，Carroll A B，Hatfield J D．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fitability [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5．

[3]Clarkson M．A stakeholder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J]．Ace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1）．

[4]Nunnally J C．Psychometric theory（2ed ed.）[M]．New York：McGraw Hill，1978．

[5]Cronbach L J．Coefficient alpha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ests[J]．Psychometrika，19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