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伟 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乡土社会逐步向现代社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表现出一种由“身份”到“契约”转变的特征。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法律的不完善导致社会中摩擦不断。而随着大数据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重新整合，传统熟人社会的信息对称和违约成本以一种新形态出现，大数据有成为一种基础性制度的趋势，公共管理领域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差序格局；社会契约；大数据熟人；公共治理

一、传统熟人社会

西方人俗事中做事无需纠结，凡事通过一纸契约得以解决，他们纠结的只是自己与上帝的关系，那个便不是俗事。反观中国人则在国与家之间，在公与私之间徘徊：和平时期大呼“齐家治国平天下”，战争时期则“消极避世”。这正是费孝通老先生所归纳的“差序格局”，无论什么时候中国人做事和处关系，就像水纹一样，以自己为中心，向四处散去或者收拢，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

在差序结构下，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在后起的，在不同情境下会有不同的水波半径。正是这种人际交往存在巨大的可伸缩性，发展出不同的道德规范，不同圈子里有着迥乎不同的道德规范，如同乡之间信任异常，借钱不用打白条；对待外地人多加防范等。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情结就那么形成——注重身份关系下的熟人社会。

传统熟人社会的特征：（1）自我为中心差序格局，内层优先于外层。（2）礼教制度下的共识是熟人社会信誉的基本保证和最高保证。

二、转轨时期的困惑

自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传统社会开始受到西方冲击，传统社会秩序逐步瓦解。随着人们的识字率的逐步上涨，“长老”权威逐步丧失。改革开放后，三亿农民工带动整个社会的面貌脱离了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的联系更加频繁，人际关系出现社会性外延和收缩，而非家族性的。乡土社会基于熟人建立起的一套信任体系，在巨大流动性的社会失去传统的效力。

例如20世纪90年代，温州人之间的借贷，不仅没有一纸借款合约，简单地白条也没有，利息也只是口头约定。而温州的一个县的生意人与外省人做做买卖，签好协议后外省人将定金20万打过来，这时温州这个县的生意人并不发货。随后买方去温州找卖方，却以卖方亲朋拿出报纸讣告——该人的“死亡”告终，定金也就打了水漂，无奈之下，外省人只好认栽。

对比两种现象，温州人之间借贷信誉有保障，和外地人做生意为一个“骗”字，二者的症结在于“成本”二字：在温州人熟人圈子里，大家彼此熟识，经济状况、家庭情况等基本了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避免；其次，圈子内部交易是长期重复的过程，假如没有按时还钱，会产生巨大的违约成本，不仅他在本地永远借不到钱，难以在圈子继续生活，另外整个家族也会因此蒙羞，受到牵连。权衡收益与成本，必然会形成一个“温州融资”的繁荣。与之对应，在与外地人进行的多为一次交易，一则信息不对称情况严重，并且不存圈子巨大的违约风险，在法律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欺诈成为获取利益的最迅速手段。

转轨社会的特征：（1）熟人社会开始解体，熟人社会内核依旧存在（2）自我为中心的关系层社会性外延变多。

三、熟人社会的回归

在熟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轨过程中，与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中的欺诈行为不是个案，乡土的差序格局中的礼教共识对于最外围的陌生人不构成强制约束，乡土社会相互熟知可以避免交易前期的“信息成本”，乡土社会中人与人强联系所带来的巨大违约成本，在陌生人交易之间天然难以得到保证。“旧的熟人秩序不再适用，新的规范尚未形成”，没有强制的法律保证和完善的信用机制，转轨时期的交易摩擦。在陌生人社会，向西方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学习，以契约的手段促使交易的进行是一个选择。

当下大数据迅猛发展，带来一条回归“熟人社会”道路的曙光。与大数据相配套的是云技术，包括云储存、云计算。大数据有四个基本特征：（1）数据量大（2）数据类型多（3）速度快（4）真实性。还有其他的特征，比如价值密度低、可视化、有效性等，具备此类的数据才可以称作大数据，也才有实时运算的价值。现今中国多地进行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它又将怎样让我们失去“契约时代”的来临？

例如阿里巴巴一款服务——阿里小额贷款，口号为“无担保，无抵押”，凭借自身的信誉就可以贷到款。与契约社会所走的“签合同、作抵押”的法律程序不同，阿里巴巴的借贷模式与熟人社会中“你来借，我无附加条件给”借贷模式有类似之处。阿里巴巴所依据的是信息收集、储存和计算能力的优势，阿里巴巴通过在不同领域搜集来的用户习惯、交易记录等大量历史数据，通过计算得出用户信誉、社会关系，从而得到可贷金额，同时得以避免高昂的交易成本。

熟人社会的最大特征在于一个“熟”字，彼此之间相互熟知，即便了解不够，通过询问族长、邻居等也能达到熟知效果，信息成本基本为零，“温州借贷”也就可以达成。同样在大数据时代，阿里巴巴成为一个村落，阿里客户的喜好、信誉等不再成为隐私。通过大数据分析，尽管你我不曾熟识，但在可以根据第三方判断所得出各自的信誉，进而决定是否做生意，熟人社会的“熟”又回来的。同时每一笔交易成为你在“熟人社会”的信誉，记录在大数据库中，一次违约对以后的交易造成巨大影响。对比传统社会中熟人社会的特征，大数据让我们又回到熟人社会，笔者在这里称之为——熟人社会2.0。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特征：（1）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层身份关系依旧未变，依旧按照与自己的亲疏进行辨别（2）夹杂着契约精神（3）云计算下的大数据结果是“熟人社会”信誉的基本保证和最高保证。

四、数据熟人下的公共管理

大数据熟人的新阶段，每个人、每个企业以及政府的行为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录,不可避免的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熟”成为关键字，人之间的熟知，可以更加方便的连接交友；企业之间的熟知，做生意更急简单；政府对个人的熟知，公共服务不再是难题等等。大数据下的“熟”，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变化。

在大数据下的熟人社会下，大数据不再仅仅是的技术分析和利用，更发展为一种思维模式，达到一种基础性社会制度的作用。基础性制度是一种能制约、派生或影响其他制度的原生性行为规则，在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中居于基础位置，能够制约其他制度的基础性制度主要有道德传统、信用制度、法律制度等。信用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性制度，信用的缺失会严重，前文提到的温州人与外省人所发生的交易摩擦也正是在“差序格局”的道德传统不适用，信用制度和法律制度不完善情况下所面临的困境。

（一）政府开发大数据潜力巨大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是核心，获取、存储和分析三大部分。政府掌握着社会方方面面的数据，作为最大的数据占有者政府在数据方面具备天然的优势，定期统计、日常工作积累、要求企业等上报是政府数据的重要来源，如图1所示，政府开发大数据价值的难度较小并且潜力巨大。在大数据基础之下，各部门数据的联合分析，使政府能够从有价值的数据信息分析中获益，如通过家庭财产和消费状况识别官员腐败问题等。

图1：不同社会部门开发大数据价值的难易程度和潜力大小

注1：详细信息请参见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报告《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率的前沿》。

注2：采用美国2000~2008年经济数据，规模以气泡大小显示。

对于政府部门应用大数据来说，首要是实现真正的走向大数据，建立电子化管理体系，把纸质材料的进行信息数据化。其次要做到各部门的真正联合。各地现有的政务中心实现部门的集合，但只是形式上的联合，不同部门拥有各自的信息系统，数据之间相互隔离，形成信息孤岛，各个部门彼此陌生，无法实现信息的协作共享。，各部门间的数据没有进行有效整合，给政府管理和民众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对于个人，户籍信息、教育、就业、医疗信息的隔离，导致不同部门办业务就需要填写各种的表格，即便表格上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相同的。对于企业造成了工商登记、税务缴纳等的不便利。

（二）大数据给公共管理带来的变化

1.“拍脑袋”到大数据决策

    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更是一种大数据观，是从“拍脑袋”到一种由数据说话决策。公共政策的制定必然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面对复杂的社会情况，个人感知难以了解所有情况，决策失误将带来巨大的损失，这就要求政府人员做到“让数据说话”、“允许数据做主”，避免数据仅仅用来佐证自己的主观判断，要放手用大数据说话。

2.决策科学化,服务精准化、迅速化.

大数据下政府能够达到村子之间的熟识，了解公共服务的需求，通过获取更加完备的信息，增强决策的理性选择，就像过去传统社会族长对每家的情况所熟知的一样，能够做出对家族作为有利的决策，不同之处则是获取信息的渠道发生变化。大数据决策具备及时、准确的特点，通过实时数据的监控，快速采取行动。

3.大数据的倒逼机制作用

制度决定行为，有什么样监督机制,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政府问题不在于政府中工作的人，问题在于他们工作所在的体制。大数据制度将发挥倒逼机制的作用，促使政府人员作出相应改变。过去信息不透明、监督手段有限，贪污、行政效率低下问题存在，而今微博上一张照片可以令“老虎”现形、“上班斗地主”曝光。参加成本的降低，公众监督的作用能够真正得到发挥；同样在住房登记、银行存款数据等联动公开的倒逼下，官员也将选择廉洁自律。

4.公共治理新局面

图2：公共治理系统

公共治理的核心在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通过政府、企业、社会三个主体的协同和互动，围绕公共服务形成一个系统。在大数据的基础下，社会公众参与更加简单，通过移动客户端参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仅由政府人员进行管理的局面得以改变，政府为主体的行政转变为社会公众为主体，特别是发现问题、督促监督的职能赋予每一个公民，使得共建共治成为一种可能。过去出现问题、发生矛盾后，长辈了解之后就会出来进行调解；在大数据的应用下下，你发现路灯出现故障，你用手机拍下照片定位地点并发送到城市管理平台，便会有工作人员负责查看并进行维修，还会对你表示感谢。公众参与公共治理门槛的降低，参与成本更小，公共事务的治理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

大数据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便利，有着同样愿景的人集结成本大大降低，集结之后便是志愿组织的形成和专业化技能培训。同样志愿服务的盲目性得以大大降低，向精准服务迈近一步。如在4.25尼泊尔地震中，在大量社交平台、卫星资料等数据云计算下，何种资源、何种人才最为必需得以明确，盲目的志愿者涌入和资源浪费情况有所减弱。

社会治理模式下，“政府之所长，即筹集各种资源，通过民主政治程序，设定社会需要的目标。与此同时利用私人部门之所长，组织商品劳务的生产。第三部门选定特定的群体为其服务对象。”在这个系统中，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把公共服务的外包给企业，通过企业专业化的提供服务，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第三部门为自身使命而行动；政府得以从具体服务的提供中脱身，进行宏观调控和平台的建设。

参考文献

[1][法].卢梭 著 李平沤 译.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7-48

[3][英]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肯尼思·库克耶 著盛杨燕，周涛译.大数据时代[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4]国务院.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2013.3.14

[5]徐继华、冯启娜、陈贞汝.智慧政府：大数据治国时代的来临[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