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祖祎 刘阳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CHFS）的数据，分析了社会关系、融资可得性对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认为社会关系具有信息共享、示范效应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的机制从而促进创业，同时社会关系基于名誉担保机制有利于提高家庭融资可得性从而促进创业绩效。通过构建T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社会关系会对创业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社会关系越多的家庭往往创业绩效更好。同时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促进家庭的融资可得性进而促进创业绩效，具有中介效应。社会关系越多的家庭具有更高的融资可得性，有利于缓解创业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约束的限制，从而提高家庭的创业绩效。

关键词：社会关系；融资可得性；创业绩效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和资本驱动逐步转向创新驱动。为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国家鼓励支持创新创业活动的发展，以期激发人们的创业激情，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缓解就业压力，刺激经济增长。

自2014年以来，我国政府多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为我国创业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政策支持，至此创新创业活动再度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而家庭的创业激情往往取决于家庭的创业回报，只有当家庭的创业回报足够高时，家庭才愿意投身于创业活动，因此研究家庭创业回报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对促进创业活动、推动经济发展、刺激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学术界对创业活动的研究由来已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创业者的个人特征，Kihlstrom和Laffont（1979）最早分析了风险偏好对创业的影响，认为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的个体更有可能从事创业活动[1]。Dias和McDermott（2006）分析了教育对创业活动的影响，认为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创业的概率越大[2]。阮荣平（2014）考察了宗教信仰对创业选择的影响，认为宗教组织会为创业者提供社会支持从而提高创业意愿，因此有宗教信仰的家庭创业概率更大[3]。尹志超考察了金融知识对创业活动的影响，认为金融知识有利于改变家庭的风险偏好和正规金融借贷意识，从而激励家庭创业[4]。第二是宏观经济环境，张龙耀和杨军（2013）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的影响，认为金融发展的提高有利于缓解信贷约束，从而促进家庭创业[5]。李磊（2014）分析了金融发展于个人职业动机的关系，发现金融发展程度与个人的创业意愿呈正相关[6]。Han和Hare（2013）研究了我国农村地区政策性银行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发现随着农村地区政策性银行分支机构的退出，农户的信贷可得性明显下降，阻碍了农村创业的发展[7]。第三是流动性约束，Knight（1921）最早阐释了流动性约束的问题，认为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创业者无法通过金融机构获得充足的资金，从而放弃创业[8]。张龙耀（2013）考察了金融约束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发现创业收入受到财富水平的限制，财富水平越高的家庭创业意愿越强[9]。张海宁（2013）从城乡差异的角度考察了金融约束对创业收入的影响，发现农村地区的信贷约束要高于城镇地区，因此城市地区的家庭拥有更高的创业收入[10]。翁辰和张兵（2015）通过工具变量法分析了金融约束对农村地区创业选择的影响，认为信贷约束会阻碍家庭创业，并且对财富水平较高的家庭更明显[11]。第四是家庭的社会网络，郭云南等（2013）分析了宗族网络对创业决策的影响，发现宗族网络内部之间的信息交流有利于为创业者提供信息上的支持和帮助，从而提高创业意愿[12]。周广肃等（2015）分析了人际信任对创业选择的影响，认为容易信任他人的户主具有更高的创业概率，原因在于信任促进了信息的传递，加强了风险的共担[13]。张博（2015）考察了社会网络对创业收入的影响，发现社会网络具有信息获取的机制，为创业者提供更多信息，从而提高创业收入，但社会关系对创业收入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农村地区的社会网络更紧密，因此农村地区社会网络多家庭创业的影响更强烈[14]。

综上所述，以往文献主要从个人特征、宏观经济、流动性约束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考察了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但本文认为社会关系与流动性约束是影响家庭创业最主要的因素。首先家庭创业往往存在一个最低的启动资金的要求，如果家庭的自有财富不足以达到创业门槛，就无法从事创业活动，此时家庭只能通过对外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而对外筹资的过程中由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又会面临信贷约束的问题，因此流动性约束是阻碍创业的首个因素。其次，由于我国是一个特殊的“关系型”社会，社会关系对家庭的经济活动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社会关系对家庭创业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现有文献对社会关系对家庭创业的影响集中在社会关系能为创业者提供信息渠道和社会支持，但本文认为社会关系还会通过影响家庭的融资可得性从而影响家庭创业。导致创业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原因在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而社会关系恰好具有信息共享的机制，因此社会关系有利于缓解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从而缓解家庭的流动性约束，提高其融资可得性进而促进创业。因此本文推测，社会关系可以通过提高家庭融资可得性从而促进创业，而现有文献仅仅考虑了社会关系与家庭创业、流动性约束与家庭创业的两两关系，没有将三者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内，存在理论研究上的空缺。此外现有文献侧重于研究创业的选择，而忽略了对创业绩效的研究。

因此本文选取创业绩效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侧重考察社会关系、融资可得性与家庭创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是否存在“社会关系——融资可得性——家庭创业绩效”这一影响路径。并考察融资可得性在社会关系对家庭创业的影响中是否具有中介效应。以期弥补现有文献对创业活动研究的理论空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创业绩效作为衡量创业质量的标准，将直接影响我国创业活动的发展，因此对政府促进创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影响机制分析

（一）社会关系对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分析

首先，社会关系具有信息和知识共享的机制。张博（2015）认为，社会网络的信息分析功能有助于创业者获取各种信息，从而把握市场动态，提高创业收入。创业是一个复杂的经济活动，而信息具有经济价值，是创业的重要前提。在创业的过程中往往要求创业者精准掌握各方面的信息，例如创业者需要寻找具有发展潜力的创业项目、投身创业活动需要把握好商机、在创业经营的过程中要收集市场信息等。然而个人收集信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会受到自身专业和生活环境的限制，此时需要借助其他不同行业和地区的熟人朋友的信息共享。因此拥有更广泛社会关系的家庭，其所能涉及到的信息范围就更广，相比于其他人能获得更多信息。因此社会关系的信息共享机制有利于降低家庭获取信息的成本，提高创业项目的经营效率，准确把握商机和市场信息，从而提高创业绩效。

其次，社会关系具有示范效应的作用。张克中(2010)认为，在社会群体中，一个人的行为会在整个群体中产生一定的示范作用，从而吸引其他主体共同完成某个目标[15]。对于创业者而言，当其创业项目具有发展潜力，收入可观时，就会在其身边的社会关系中产生一定的示范作用，让其他亲友认为其创业项目具有投资价值，从而愿意加入其中，帮助其克服资源缺乏的限制，为其提供物质上的支持，甚至带来一定的生意机会，从而提高其创业绩效。此外，创业者的亲人也愿意在创业者创业过程中，为其提供情感方面的支持，从而对其精神上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使其避免后顾之忧而能专注于创业项目的经营，从而提高创业绩效。

再次，社会关系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在创业的过程中难免因为企业的经营而产生各种交易摩擦，包括信息获取、渠道建立以及行政审批等等。在信息获取的过程中，由于社会互动而产生的信息交换能帮助企业降低信息收集成本。而企业在建立销售渠道或进货渠道的过程中，难免要和其他上下游企业合作，因此会产生各种交易费用，提高创业成本，但由于中国人讲究“人情世故”，因此在企业合作的过程中，社会关系恰好可以发挥“润滑剂”的作用：大多数企业家往往愿意与自己有密切交往的企业合作，为其提供订单和生意机会，从而减少创业过程中面临的交易成本，促成合作提高创业绩效。此外，创业过程中还有可能面临各种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导致错过了创业的最佳时机，为创业者带来损失。而Yueh(2009)在观察了中国政府管制的特征时，发现社会关系有利于减少行政审批对创业的不利影响，拥有政府方面社会关系的家庭可以更容易地拿到营业执照及其他行政许可，从而减少政府管制带来的时间成本，提高创业绩效[16]。

由此可见，社会关系会通过信息共享、示范效应以及减少交易成本三大机制提高家庭的创业绩效。

（二）融资可得性在社会关系对家庭创业绩效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1. 社会关系对融资可得性的影响机制

首先，社会关系有利于提高家庭的融资可得性。家庭在融资过程中面临融资约束的主要原因在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初创者的资信水平和还款能力不了解，因此拒绝为其提供充分的贷款，导致创业者无法通过正规金融筹集资金。但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共享的机制，恰好可以缓解信贷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缓解正规金融的信贷约束问题，提高创业者的融资可得性。此外由于中国社会讲究“人情世故”，因此当家庭希望通过正规金融融资时，会主动向在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的亲友熟人求助，而银行在处理关系人贷款的过程中，基于对其社会关系的信任，愿意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为其提供贷款。因此通过亲友熟人向银行借贷可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创业者的融资可得性。

其次，社会关系存在以个人名誉为保障的隐形担保机制，有利于家庭通过民间借贷来提高融资可得性。Kinnan（2012）研究认为社会关系具有隐性担保机制，有利于降低民间借贷的违约可能性[17]。由于亲友之间的借款，往往会考虑外界对自身信誉的评价，一旦违约对自身的信誉造成严重的损害，甚至成为失信人员而无法再获得借款。因此社会关系有利于促进民间借贷，从而缓解家庭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提高融资可得性。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的信息共享机制能帮助债权人基于日常中的交往，对借款人的信用水平、还款能力相对了解，缓解了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且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信任关系也会使得贷方愿意为资信状况良好的亲朋好友提供借款，来支持其创业活动。

由此可见，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信息共享机制和隐形担保机制提高家庭的融资可得性。社会关系越广泛的家庭，其融资可得性也越高。

2. 融资可得性对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分析

由于创业活动往往需要一定的运营资金，而仅仅依靠家庭的自有资金难以满足项目经营的要求，同时将大量的生活资金投入创业项目甚至会导致家庭陷入流动性危机而生活困难，因此创业者往往需要通过对外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进而维持创业活动的开支，提高创业绩效。因此，融资可得性对家庭创业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缓解家庭创业所面临的资金约束和流动性约束，帮助家庭更加灵活自由的使用现有资金从事创业活动。此外，家庭融资会对创业者产生激励作用。由于家庭融资大多是从亲友处借来，基于社会关系的名誉担保机制，一旦违约会造成个人声誉、社会评价以及亲友情谊等多方面的损失，因此创业者不敢也不能违约。同时创业者对资金的使用会受到债权人的监督，由此激励他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为及时清偿债务而审慎经营，努力赚取更高收益用于及时清偿，由此提高其创业绩效。

综上所述，上文分析了社会关系，融资可得性对家庭创业的影响路径和影响机制，认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应如下图1所示：首先，社会关系通过信息共享，社会支持以及交易成本三个方面提高家庭的创业绩效。其次，社会关系会通过影响融资可得性进而影响家庭创业。社会关系具有隐性担保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帮助家庭降低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性，从而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提高融资可得性；同时在民间借贷中减少信任危机，提高借款效率，帮助家庭通过民间借贷获得更多资金，提高融资可得性。此外，创业经营存在最低的资金要求，导致家庭在创业过程中往往存在资金约束，而对外融资能有效缓解家庭创业的资金压力，促使家庭更加灵活自由地利用资金从事创业活动，提高创业收入。同时负债会对家庭创业产生激励作用，督促创业者专注于创业活动，审慎经营，以期获得超额收益，提高创业绩效。由此可见，社会关系除了自身促进创业绩效外，还会通过影响融资可得性进而促进创业。

图1 社会关系、融资可得性与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基于上文理论分析，本文得出如下有待实证的假设：

假设1：社会关系对家庭创业绩效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社会关系越多的家庭创业的绩效越好，回报也越多。

假设2：融资可得性在社会关系对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的作用，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促进家庭融资可得性进而促进家庭创业。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7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第四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调查样本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55个县（区、县级市），1428个村（居）委会，样本规模为40011户[18]。调查包括家庭的资产、负债、收入、支出、社会保险与保障以及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工作收入等信息。涵盖面广，内容全面，具有全国代表性，为本文研究社会关系、融资可得性对创业绩效影响的一般情形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持。

本文在数据处理上，首先剔除了样本中的缺失值，并对数据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消除了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此外，为了避免不同变量因数值差异过大导致异方差的问题，本文对部分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最后，为了减少缺失值的减少对样本总量造成损失，本文对部分数值进行插值处理，最终符合要求的样本为3730户创业家庭。

（二）变量选取

（1）创业绩效。CHFS数据库详细调查了家庭的创业情况，根据以往文献的研究，本文在参考胡金焱等（2014）指标选取的基础上，选择采用问卷中“家庭去年或今年上半年该工商业经营项目营业收入”作为衡量家庭创业绩效的代理变量。此外，当受访者不愿意透露创业收入具体金额时，则针对问卷中“家庭工商业经营项目收入范围”的回答进行数据提取，来反应其创业绩效^①。

（2）社会关系。我国是一个特殊的人情社会，家庭所拥有的社会关系除了以血缘亲缘为基础的亲友关系外，还会通过逢年过节赠送礼金的方式来保持熟人关。因此要维持亲友熟人之间社会交往，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在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以及婚礼生日等重要日子探望送礼来表达心意。因此本文选取调查中“家庭在春节、中秋节等节假日的现金或非现金收人和支出的”以及“家庭在红白喜事方面产生的现金或非现金收入和支出”的总和作为衡量家庭社会关系的代理变量。此外，考虑到社会关系不仅仅体现为家庭逢年过节的礼金收支，还与对外参与社交活动有关，因此本文参考魏昭（2018）的做法，选取问卷中“去年平均每月通讯费和网费”作为衡量社会关系的替代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19]。

（3）融资可得性。本文认为家庭对外融资的目的在于筹集资金以满足创业门槛的限制，因此家庭的实际融资额即融资可得性更具有现实意义。而家庭的融资规模主要体现为家庭的负债。因此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选取调查中“家庭总负债”作为衡量家庭融资可得性的代理变量，考察其中介效应。

（4）控制变量。根据以往文献的研究，本文在控制变量中选取了反映户主和企业主要特征的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②、婚姻状况、家庭总资产、总收入、企业组织形式、创业年限、员工数量等。

（三）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1报告了变量的描述统计，在剔除缺失值后，本文研究的样本总量为3730个数据。家庭创业绩效的均值为278000元，说明平均每个家庭每年创业可以赚取28万元的收入，但标准差为902310，说明数据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本文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的均值为10.4815，标准差为2.9771，避免了数值差异过大带来的异质性问题。衡量社会关系的礼金收支平均值为7975元，说明家庭每年维持社会关系的平均费用为7975元，但标准差达到11981，也存在数据差异，进行对数化处理后，得到结果的均值为8.2297，但标准差为1.294，数据较为平稳。家庭融资可得性的均值为140179元，说明平均每个家庭对外融资的规模为14万元，但标准差为389016，存在较大差异，在对数化处理后，均值为5.4533，标准差为5.8658，数据较为平稳。

在控制变量中，可以看出户主平均年龄47岁，年龄虽小的16岁，最大的93岁，且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年。家庭剔除创业资产后的其他资产均值为1386676元，剔除创业收入后的其他收入均值为47151元。但数据的差异都较大，因此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后均值为13.3171和6.1299，数据较平稳可用于回归分析。在企业特征变量中，大部分企业组织形式为个体户，创业年限均值为11年，创业人数平均2-3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模型设定和结果分析

（一）模型设定

（二）基准模型结果分析

1. 基准模型结果分析

表2第（1）报告了社会关系、融资可得性对家庭创业绩效的基准回归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关系对创业绩效影响的边际效应为0.2893，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随着社会关系每增加1%的投入，就会使家庭创业绩效提高0.2893%，社会关系对家庭创业绩效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融资可得性对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系数为0.01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随着家庭融资规模每增长1%，会促使家庭创业绩效提高0.016%，因此家庭融资可得性对家庭创业绩效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

表2 社会关系、融资可得性对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

此外，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其他控制变量对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教育程度对创业绩效影响的边际效应为0.0493，说明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年，就会使创业收入提高0.0493%，原因在于随着创业者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其工作能力和企业经营能力都会有所提升，因此能促进创业绩效的提高。但家庭的其他收入会对创业绩效产生负向的影响，其影响系数为-0.1866，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其他收入越高，家庭的创业绩效反而越高，其原因可能在于家庭存在其他收入来源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创业者的精力，而且家庭在其他收入足以满足生活的情况下，也会降低其创业的意愿。风险偏好中风险中性的家庭往往创业绩效较低，原因在于风险中性的家庭对风险并不敏感，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失不能及时防范，同时风险往往与收益相伴而生，风险中性的家庭并不愿意承担风险，因此会导致损失很多盈利机会，导致其创业绩效相比于其他家庭更低。企业的组织形式中，股份公司、有限公司和个体户对创业绩效最有利，其原因在于股份公司与有限公司都承担有限责任，相比于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而言，风险较小。而个体户由于避免了重复交税的问题，因此也有利于提高家庭的创业绩效。而企业的创业年限和工作人数都会对创业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创业时间越久，员工数量越多的企业往往具有更好的绩效。

2.内生性问题分析

虽然第（1）列的结果显示社会关系、融资可得性对创业绩效具有整箱的促进作用，但由于融资可得性和创业绩效之间可能因为互为因果而产生内生性的问题导致基准结果出现偏误，原因在于创业者有可能为了创业而进行融资。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导致的结果误差，本文参考张浩栋（2016）的方法，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通过选取同一地区除自身外其他家庭的平均融资可得性作为自身融资可得性的工具变量。因为同一地区的家庭联系较多，其他家庭对外融资会对自身家庭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从而对自身融资产生影响，同时其他家庭的融资不在受访者控制范围内，因而具备外生性的条件，可以将其作为工具变量^[20]。

表2第（2）列报告了将其他家庭融资规模作为工具变量后进行Ivtobit模型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引入工具变量后，模型通过了Wald检验，chi(1)=1.18，p值为0.2782，因此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是外生性的原假设，可以认定该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的要求。同时过度识别检验结果为0.000，小于0.05，说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而弱工具变量结果显示，AR检验和Wald检验的p值均为0.0178，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因此该工具变量可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关系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边际效应为0.0301，融资可得性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边际效应为0.2947，与预期结果一直，因此说明社会关系和融资可得性都会对创业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故假设1成立。

（三）中介效应分析

为验证融资可得性在社会关系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中是否发挥中介效应的作用，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分析，结果如下表3所示：

表3 融资可得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表3第(1)列报告了社会关系单独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其影响系数为0.2944，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第(2)列报告了社会关系、融资可得性共同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可以看出在引入融资可得性后，社会关系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系数显著性有所下降，说明社会关系对创业绩效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融资可得性的影响，因此可能存在中介效应。第(3)列报告了社会关系对融资可得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关系对融资可得性的影响系数为0.3174，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随着社会关系每增加1%，会使得家庭的融资可得性提高0.3174%，因此社会关系会对家庭融资可得性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社会关系除了自身对创业绩效存在促进作用外，也可以通过提高家庭融资可得性进促进创业绩效，因此融资可得性的中介效应确实存在，假设2成立。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防止只用传统节日的礼金收支作为社会关系的代理变量可能产生的测量误差，本文参考魏昭（2018）的做法，通过选取家庭通讯支出作为衡量社会关系的另一个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4 稳健性检验

表4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替换代理变量后，所得结果与预期结果是一致的，社会关系对创业绩效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社会关系可以通过影响融资可得性进而影响创业绩效，存在中介效应。至此，所有假设均得以验证。

六、政策建议

首先，由于社会关系是基于信息共享机制来促进创业绩效的，因此政府应当建立一个信息交流平台，帮助创业者彼此交流创业项目，收集创业信息，从而提高其创业绩效，促进创业活动的发展。其次，由于阻碍创业的主要因素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约束，因此政府应当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贷款，提高创业者的融资可得性，同时发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机构投资者的作用，为创业者提供资金的同时也为其提供管理经验。最后，政府应当关注民间借贷活动，发挥民间借贷的补充作用，并设立相应机构对民间融资活动进行监管，从而促进创业活动发展。

 CHFS问卷中衡量创业收入的问题是：去年或今年上半年，该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营业收入在哪个范围内？1万一下、1~3万、3~5万、5~7万、7~10万、10~30万、30~50万、50~100万、100~500万、500~1000万和1000万以上。本文选取1和11的极限值，其余选项选择范围内的平均值即1万、2万、4万、6万、8.5万、20万、40万、75万、300万、750万和1000万作为该家庭工商业营业收入的金额。

 问卷中受教育水平选项为：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仿照尹志超等（2014）的做法，本文将其折算为教育年限（年），依次为0、6、9、12、13、15、16、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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