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雪岩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基金项目：浙江省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金资助、浙江金融职业学院2021年度校级对策类课题（浙江省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路径研究2021DC02）

摘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城乡区域协调存在互动作用，针对浙江省五个村镇区域开展的数字金融素养调研，促进对目前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水平、发展现状与产出成效的了解，进一步得出在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目标中的关键矛盾和问题，对于乡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数字金融素养水平、普惠金融产品创新与农村数字产业化需求、普惠金融风险监管与大数据信息爆发不匹配间的矛盾提出对策建议，助推乡村数字普惠金融成效，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关键词：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风险监管

一、引言

现代社会资本聚集效应造成了金融资源区域化集中的状态，其明显的金融服务排斥性造成了农村地区、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的金融资源供给不足（Morrison & Brien, 2001[1]; Leyshon & Thrift, 2008[2]）。2003年12月，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概念，2005年在“国际小额信贷年”中将其定义为“能有效、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与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2006年我国将该概念引入，于2013年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其赋予时代内涵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推动城乡区域协调成为重要发展目标。自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金融机构拓展普惠金融业务，加大精准脱贫力度”，确定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地位，近年来，普惠金融与农村融合深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已成为共识。而得益于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农村金融排斥与促进金融服务使用，成为解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

数字减缓金融排斥方面，首先众多学者研究表明金融排斥在全球范围中普遍存在^①，国外学者Devlin(2005) [3]认为金融排斥的深层次成因来自于社会人口学特征、家庭经济、心理因素，Allen(2016) [4]为金融排斥存在于“个人自主不愿意获得金融服务”和“愿意获得金融服务但由于距离、成本等原因无法获得”两个因素，许圣道、田霖(2008) [5]认为中国贫困地区农户的基础金融服务严重不足，国内李涛（2010）[6]家庭资产与社会的互动效率与金融排斥相关，张国俊（2014）[7]则将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城镇化水平和收入作为金融排斥的主要研究因子，因此，数字化将从拓展金融交易边界、改善金融服务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缓解金融主动与被动排斥的问题。

在促进金融服务方面，Beck(2006) [8]认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改善信贷约束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徐敏和张小林（2014）[9]研究认为，普惠金融通过金融门槛效应、减贫效应环节城乡差距，李建伟（2017）[1^0]则从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数字因素的引入将促进金融服务的使用，陈啸、陈鑫（2018）[1^1]进一步补充数字服务的深度促进金融服务的使用从而加快城乡差距的缩小，冯大威、易行健（2020）[1^2]通过数字普惠的金融贡献度，证实了数字化变革促进了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使用频率提升，而进一步促进了城乡差距的缩小。

此外，顾宁、张甜(2019) [1^3]、赵丙奇(2020) [1^4]进一步提出普惠金融产生的城乡差距收敛效应与农村本身经济能力有关，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而梁双陆、刘培培(2019) [1^5]提出城乡差距收敛效应与教育门槛有关，实际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仍存在局限，技术门槛、金融知识水平等对于农村网络理财、借贷等服务的使用率影响较大，作用于城乡差距收敛效果。

二、浙江省普惠金融现状调研分析

已有文献从基本观点的分类、论证角度提供了调研思路，本文在选取调研对象时以浙江省部分乡镇农村为范围，按照如下模块进行问卷设计：一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乡村参与程度，即是否促进农村居民用的支付、信贷、理财等服务数字转型和市场开拓；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即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够融产业链条带来组织、销售等环节的模式革新；三是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障碍挑战。

（一）调研对象

调研按照浙江省乡村建设情况针对绍兴市上虞区永和镇、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衢州市衢江区高家镇、嘉兴市桐乡市崇福镇、金华市仁川镇等乡村完成调研，共获取有效样本942份，调研对象从性别上男性占比42.55%，女性占比57.45%；年龄上包括25～34岁（46.27%）、35～44岁（27.95%）、45岁及以上（25.78%）；文化程度包含不识字（13.98%）、小学（21.12%）、初高中（32.61%）和大专及以上（32.30%），调研对象相对合理，覆盖范围相对全面。

（二）调研结果

1.从数字普惠金融的乡村居民参与程度来看，基于“数字意识”方面，92%的村民使用过数字金融相关功能，按照使用顺序排序的前三位分别为“网银服务”“转账借贷理财等服务”“电子支付”，且超过50%的居民表示会积极寻找相关信息，重视信息检索的技术能力，对数字服务持主动学习态度；在“数字金融行为”中，21%居民已经开始尝试使用网络渠道借贷，52%的居民已经转向互联网渠道进行理财（包括支付宝等金融APP、银行APP），且超过94%的居民日常生活中会发生金融类型以外的其他数字行为，如利用数字信息解决实际问题、利用数字渠道开展沟通交流等等。

2.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来看，基于“数字金融参与深度”“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方面，农户“拥有支付宝行号或其他移动支付账号”占比超过87%，“移动工具绑定银行卡”比例超过43%等，体现出数字金融基础服务的覆盖范围；基于“金融服务项目”，对于进一步服务延伸居民的使用频率或渗透程度按照“住宿、出行、社交”（72%）、“购买货币基金”（53%）、“投资理财”（39%）、“互联网消费贷款”（37%）、“购买保险”（53%）服务模块降低；基于“服务程度”即数字金融的生活服务频率来进行调研，其“二维码支付频次”“数字支付比例与日常消费占比”等等，体现出年轻人“无现金”的消费特征，但整体数字金融消费频次不高。

3.从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障碍挑战来看，对于“数字知识”“数字能力” “金融投资/消费/信贷意愿”“数字价值观”的调研中，78.5%的居民评价自身对于数字金融知识及安全防范缺乏了解，互联网金融参与人群中被诈骗比例高达67.7%，且61.8%的居民对互联网金融安全信任度较低；在“互联网消费权益侵害维权”问题上，约35%的居民因“忍气吞声”或“不清楚维权渠道”选择放弃维权。该类模块中，突出暴露了农村居民对数字金融服务使用程度不深入的主要原因来自于：金融知识不足、对数字安全风险缺乏了解、软性数字基础的建设仍然不充分等等。

三、矛盾问题

（一）乡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数字金融素养水平不匹配

依赖于数字化发展，各类基础金融服务开始广泛参与到乡村建设中，但其融合效果不仅依赖于数字基建投入规模，也要依赖于农村居民的数字化金融素养转化水平，目前从县域层面，普惠金融发展确实有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受限于农贷精英俘获机制和金融知识匮乏现状，金融资源仍然难以直接流向农户。信息知识掌握不充足的情况下，农户难以理解金融功能的作用从而实现收入增长，这也是导致银行包容性减贫振兴目标无法实现的主要症结[1^6]。

（二）普惠金融产品创新与农村数字产业化需求不匹配

普惠金融的服务拓宽不应仅是城市金融服务的乡村站点铺设和普通复制，数字普惠产品的引入同样应尊重市场规律，农村居民对于金融服务的接受、选择、使用具备较高排斥性，更要求服务产品根据农户人群的特征与需求进一步调研完善。目前我国农村供给的金融产品缺乏体现农村金融信贷适用性的还款时间制定、信用额度匡算、信贷保险供给，且针对农村产业发展本身具有的产品淡旺季、风险特征精准对接性不强，金融产品发展目前依然未能无与实际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功能细节相匹配。

（三）普惠金融风险监管与大数据信息爆发不匹配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发展带来机遇，但数字信息的深化使用也为农村带来了金融市场风险，数字征信业的农村板块管理粗放，互联网金融诈骗和非法集资向农村转移，农户信誉与可靠性评估体制不完善，农村用户还款意识较低可能带来金融平台的坏账风险，信息使用安全方面存在用户信息诈骗或账户资金盗取隐患，均对农村相对落后的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带来挑战，尽管P2P信贷、互联网理财、互联网保险等行业已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但仍存在部分业态和农村板块的监管空白。

四、对策建议

（一）深化数字金融素养教育，提升农村居民数字金融服务使用能力

各级政府应着力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深化数字金融素养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培训期具有平等利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以防范农村金融客户在数字体系发展的环境中由制度排斥转变为技术排斥，应扩大金融资源获取能力的技术技能培训，为普惠金融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应针对农户做好人群分类，其数字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不适合“一刀切”，应分别与其从事的劳动生产性质、金融使用场景与灵活金融需求进行匹配，做好传统到数字金融的高效衔接和转化工作。

（二）深入调研农村产业项目，探索农村个性化数字金融产品创新

加快信息化进程，协调产业升级、乡村振兴、人才引进、创新创业政策形成农村金融需求的全面探索。在基础金融服务方面，应联合日益完善的征信数据收集系统，扩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授信覆盖面，完善信贷担保体系，推广农村小额普惠贷款模式，加大普通金融产品的类型研发投入，如适用农村居民的投资产品与理财服务；在深化支撑服务方面，应着重弥合农村经济发展核心产业，引入企业创新，对接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配套支持产品，促进农村与城市地区贸易，改善生产要素的流通速度，补充开发保险保障类金融产品如互联网完全成本保险与收入保险，全面深化个性数字金融产品创新，对农村数字发展格局形成差异化覆盖。

（三）加强农村金融数据协同，完善农村金融发展监督风险防范体系

数字产业升级阶段，要求数字技术实现各环节协同，增加服务类型，优化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建设，增强数字创新，提升农村金融风险管理水平。从服务类型来看，服务机构应进一步多元，除银行系统外大力引入其他金融机构参与数字普惠金融建设，解决数据收集与使用分析来源单一问题；从指标维度选取，增加对服务便捷指标、降本增效指标的量化测度；从数字创新，除传统金融服务行业提供数字转型产品或渠道，引入新型数字创新指标，形成监测标准，完善农村金融监管风险防范预警体系构建。

注释：

①金融排斥：贫困人群与弱势群体难以获得正规渠道金融服务的现象。（Conory,  2005)。

[1]Morrison,P. S.and O'Brien,R.,2001,"Bank Branch Closures in New Zealand:The Application of a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Applied Geography,Vol.21(4),pp.301-330.

[2]Levshon,A,French,S.and Signoretta, P.,2008,"Fi-nancial Exclusion and the Geography of Bank and Building Society Branch Closure in Brita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33(4), pp. 447-465.

[3]Devlin,J.F.,2005,"A Detailed Study of Financial Ex-clusion in the UK",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Vol.28(1),pp. 75-108.

[4]Allen,F.,Demirgüc-Kunt,A.and Klapper,L.,2016, "The Foundations of Financial Inclusion: Understanding Ownership and Use of Formal Accounts",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Vol.27,pp.1-30.

[5]许圣道,田霖.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研究[J].金融研究,2008(07):195-206.

[6]李涛,王志芳,王海港,谭松涛.中国城市居民的金融受排斥状况研究[J].经济研究,2010,45(07):15-30.

[7]张国俊,周春山,许学强.中国金融排斥的省际差异及影响因素[J].地理研究,2014,33(12):2299-2311.

[8]Beck Thorsten,de la Torre Augusto.The Basic Analytics Of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M].2006-10-03.

[9]徐敏，张小林.普惠制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J].金融论坛,2014,19(09):9-15.

[10]李建伟.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失衡调整——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7(10):14-23.

[11]陈啸,陈鑫.普惠金融数字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J].商业研究,2018(08):167-176.

[12]周利,冯大威,易行健.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数字红利”还是“数字鸿沟”[J].经济学家,2020(05):99-108.

[13]顾宁，张甜.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减贫∶门槛、空间溢出与渠道效应[J].农业技术经济,2019(10):74-91.

[14]赵丙奇.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20(01):196-205.

[15]梁双陆,刘培培.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21(01):33-41.

[16]李建军,韩珣.普惠金融、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推进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框架选择[J].金融研究,2019(03):129-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