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普惠金融改革试点案例介绍及探讨
张琪 西安科技大学 摘要:自我国2013年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着力解决弱势群体获取金融服务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以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成效。2021年,在全国脱贫攻坚表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人口全面脱贫。这一重大成果代表着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发展普惠金融作为我国扶贫工作的重要抓手,在我国扶贫进程中起着重要支撑作用。本文通过介绍我国针对普惠金融开展的试点工作,探讨发展普惠金融发展的路径及成效,为我国长期发展普惠金融的提出建议。 关键词:普惠金融;扶贫;弱势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都很大。因此,自2005年普惠金融概念引入我国后,迅速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与大力推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同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全面阐述了当前我国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原则、内容以及组织实施的方式策略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可以看出,发展普惠金融成为解决我国弱势群体发展问题的重要手段。 为推动普惠金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在河南兰考、福建省宁德市、龙岩市、浙江省宁波市、陕西省宜君县、山东省青州市、青海省等地市建立了普惠金融改革实验区或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通过在试点地区开展先行先试的改革措施,不断提升普惠金融领域的国家治理能力。随着各区域试点工作的不断推动,不同试验区因地制宜,探索出了适应不同地区特色的不同普惠金融发展和推进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普惠金融模式。这些试点案例的成果共同推进全国各地区普惠金融积极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良好的效果。 一、我国普惠金融试点案例介绍 (一)河南省兰考县普惠金融试点案例 2016年12月,国务院批准在河南兰考建设全国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获批成为改革试验区后,兰考将“面向贫困人口的金融扶贫”全面升级为“便利所有群众的普惠金融”,全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兰考县作为全国首个普惠金融试验区,经过三年的探索实践,形成了“一平台四体系”的普惠金融兰考模式,即以“智慧通”APP为平台,以银行、政府风险补偿基金、保险公司、担保公司四方风险分担机制为保障,为“农民贷款难、金融服务难、信用建设难、信贷风控难、服务成本高”等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解决方案。 表1 河南兰考“四位一体”风险补偿机制
除此之外,兰考县还设置了风险隔离机制,当普惠授信整村不良率超过5%,整乡超过4%,停止授信。同时,为了加强信用建设,兰考县探索了在农户“用信”过程中,完成农户信用信息的采集和更新,实现信贷与信用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在兰考一系列措施的作用下,截至2019年3月底,兰考县全县金融机构不良率仅为20.27%,低于全省水平1.02%个百分点。通过发展普惠金融,不仅为兰考的贫困户稳定脱贫提供了保障,也为脱贫群众奔小康给予了资金支持,截至2019年8月,已完成普惠授信基础授信231.81万户,贷款笔数28.31万笔,余额129.94亿元。 (二)陕西省宜君县普惠金融试点案例 陕西宜君是中国人民银行在中西部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县级农村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基于宜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基础及工作积累经验,探索建立了“金融服务创新+金融知识扫盲+便捷基础设施”的农村普惠金融“宜君模式”,推动试点工作,表2全面介绍了陕西宜君普惠金融试点工作的模式及其成效。 表2 “宜君模式”介绍及成效
“宜君模式”推广以来,不仅有效破解了农村地区“融资难”的问题,并且显著提高了当地金融服务可得性,提升了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为深化试点建设效用、壮大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控件、提升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潜力提供借鉴。 (三)青海省普惠金融试点案例 青海省,作为全国唯一的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试点省份,承担了重要的省域普惠金融发展使命,其发展难度、广度都考验着普惠金融发展的可深入性和可适用性。对此,青海省在发展普惠金融时,以扶贫普惠、网络普惠、信用普惠、绿色普惠、保险普惠和金惠工程共“六大普惠”为抓手,首次创新“双基联动”,形成“六个一”工作机制、卡阳乡村旅游、“拉格日”绿色扶贫、“拉面经济”劳务输出“五大模式”为助力,有效促进普惠金融各项金融政策落地,推进了玉树三江源国家公园、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互助县加定镇、尖扎县坎布拉镇等四个普惠金融示范点建设,有效提升青海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表3 “六大普惠”措施及成效
作为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青海省在推进普惠金融建设时,更是着力推进了农牧区普惠金融建设,依赖于以上六大普惠工作措施,青海省农牧区复制推广了“惠农点+流动车+移动金融”服务模式,因地制宜精准设计了“530”扶贫小额信贷产品,有效改善了青海省农牧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的条件,提高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截至2017年6月末,青海省各类金融扶贫贷款余额1117.73亿元,同比增长24.08%;两权抵押贷款余额2039万元,同比增长6倍;惠农金融服务点4969个,同比增长9.55%,实现省域发展普惠金融的良好效果。 (四)浙江省宁波市普惠金融试点案例 浙江宁波相较其他几个普惠金融示范区,其金融水平相对发达。一般认为,较发达地区在金融业务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方面较农村地区优势大,没有发展普惠金融的必要。但实际上,较发达地区也有发展普惠金融的需求,如信贷覆盖面需要进一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导致弱势群体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等问题。结合我国国情,探索针对较发达城市的普惠金融试点,在一些领域进行先行先试,可以有效填补普惠金融发展空白,为全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发展普惠金融提供可推广的借鉴经验,有利于金融改革前进。 对此,宁波市在发展普惠金融试点工作时,开展了以商业可持续性为前提、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引领、以弱势群图的信贷服务为重点、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基础、以金融创新、环境优化、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路径的发达城市普惠金融发展新路径,创新了针对小微企业、“三农”的信贷风险补偿机制、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的方式、建立小微信贷服务专营机构和快速审批机制、推进了以小型服务点为助力的“微银行”、深入社区内部的社区银行、利用社会信用体系打造的“道德银行”等多项方案,为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探索提供经验。 二、我国发展普惠金融的重点目标 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中国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从使用情况、可得性以及质量三大维度衡量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成效。根据2019年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来看,我国当前普惠金融发展重点可从三个角度考量。 (一)长期推广普惠金融的使用 普惠金融的使用情况是衡量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人民银行将普惠金融业务使用情况从不同角度细分为账户和银行卡使用情况、个人信贷使用情况、普惠小微贷款等小微信贷业务使用情况等。根据《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19年),我国普惠金融业务可得性各项指标大多逐年递增发展,各类金融产品的使用率有效提升,可见随着普惠金融发展,我国金融服务使用情况稳步有序加深。 (二)增强普惠金融的实际可得性 普惠金融的可得性主要体现在居民可获得的普惠金融的渠道数量,在普惠金融指标中主要体现在银行网点可得性、ATM和POS机具以及助农取款点的数量。根据《报告》,2019年末,全国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达96.61%,全国共设置助农取款点87.35万个,已大体实现覆盖全部村级行政区,积极改善了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实现普惠金融“服务到村、帮扶到户、惠及到人”的理念。 (三)提高普惠金融业务质量 当前提高我国普惠金融业务质量主要体现在提升国民金融素养和加强金融基础信用数据体系建设两方面。普惠金融的目标是增加民众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和权力,但当前我国贫困地区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现象,造成这一现象一大原因对居民对金融体系不了解、金融产品的不熟悉,缺乏基本的金融能力和风险责任意识。另一原因是使用金融服务较少的人群通常在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不足,很难获得金融机构的征信贷款服务,影响他们获得普惠金融服务的质量。因此,提升国民金融素养、加强我国金融基础信用数据体系建设是解决普惠金融发展瓶颈的主要助力。 三、我国发展普惠金融的路径思考 前文分为选取了我国第一个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我国唯一一个中西部县级普惠金融示范区以及较发达城市的普惠金融试点为案例,介绍其普惠发展模式、创新政策及发展成效。综合其发展经验,针对我国下一阶段发展普惠金融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消除金融固化思想,推进城市农村普惠金融共同发展 在探讨普惠金融的发展时,反映在文献中的常常是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的探讨及改革方案,忽视了经济较发达地区弱势群体更为强烈、更难获得金融需求。要全国推进发展普惠金融,就要改变传统普惠金融致力于农村人口融资难、获得金融服务难的发展理念,以客观的视角综合审视、精准判断普惠群体,达到普惠群体服务全覆盖,推进我国城市农村普惠金融的平衡发展。 (二)因地制宜探索发展路径,确立地区特色普惠模式 目前,各示范区都已总结出当地发展普惠金融的模式及经验供参考。在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普惠金融”的行动时,要注意的是,照搬示范区的成功经验并不能保证各地区普惠金融的健康开展,普惠金融示范区成功的基础在于前期政府、监管、金融等职能部门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摸底及大量的数据调研,有着真实问题基础才能及时准确发现当地发展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以此为基础才能研究适合当地普惠金融发展的特色模式。 (三)发挥金融科技作用,在数字时代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效率 农村金融科技当前还处在推广的时期,部分地区的金融科技使用尚未普及,数据化普惠金融服务尚未有效推广,民众的实际接受度不高。对此,建议从搭建移动支付场景入手,开展金融科技便民项目建设,实现现代化金融科技在民生领域落地生根。使民众在享受与其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的服务的同时,感受现代金融科技服务,改善其经济生活方式,才能有效在数字时代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效率。 (四)重视普惠金融风险防控,推进普惠金融业务长期可持续发展 实现普惠金融长期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然而,数字技术的使用是一把“双刃剑”,在帮助快速发展普惠金融业务时,也为防范普惠金融业务风险提出了难题。目前普惠金融面临着如何在营造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环境和监督管理风险这两大目标之间达到平衡。随着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政府部门、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都需要用新机构、新产品、新模式的相关专业技能武装自身,配备充足的人员及资源开展风险防范,提高风险识别与控制效率。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铜川市中心支行.农村普惠金融路径探析[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20. [2]胡斌.数字普惠金融的价值[J].中国金融,2016(22):58-59. [3]王安军,王广明.贫困地区金融供求分析与建立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议[J].海南金融,2007(08):68-71. [4]陈科.普惠金融的风险评估及风险防范研究[J].上海金融,2017(10):91-95 [5]世界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普惠金融:实践、经验与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