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应宁 合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2019年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项目“数字经济、结构性失业与劳动力市场供给侧改革”（项目编号：2019CX073）。

摘要：我国数字经济强势崛起，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不断增加，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年提升，分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较快。数字经济与金融业融合发展，催生出数字金融。未来，我们应推动更多机构向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业务与传统业务互补融合发展，建立数字银行资金来源渠道，助推数据共享与交易，推动数字金融业更好更快发展，以迎接世界数字化大趋势。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金融；发展政策

一、我国数字经济强势崛起

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比2005年的2.6万亿元增长了1277%；从2018年开始，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均超过了30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逐年提升，2019年，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36.2%，比2005年的14.2%提升了22个百分点；从2016年开始，我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均超过了30%；2005～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和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均保持稳定持续的增长态势，数字经济强势崛起，见图1。

图1 近些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单位：万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5-2020）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能。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7%，比2014年提升了9.3个百分点，与2017年的较低值相比提升了12.7个百分点。2014～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了50%，其中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更是接近70%，这为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核心关键动力，见图2。

图2 2014～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GDP增长贡献状况（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5-2020）

分区域看，2018年，数字经济规模以长三角地区最大，达到8.63万亿元，其次为珠三角地区的4.31万亿元，京津冀地区为3.46亿元，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规模较小，均小于2万亿元；在数字经济增速方面，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增速较快，居于前列，西北地区虽然数字经济规模最小，但增速较快，达到16.7%，超过京津冀地区和东北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增速在五个区域中最低；在数字经济占GDP比重方面，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个区域位列前三位，均超过了40%，东北和西北地区较低，均小于30%。总体来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跟经济发展程度保持着较高的一致性，经济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经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较滞后，见图3。

图3  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分区域发展状况（单位：万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 年）

二、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对策探析

数字经济强势崛起，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数字经济与金融业融合发展，催生了数字金融业的诞生和发展。一般来说，数字金融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利用数字技术和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实现投融资、支付、信息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1]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利于推动我国传统金融业转型发展，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我国金融业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不过，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时间还很短暂，仍面临着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如制度法规不健全，机构实力不够强大，数字化应用程度有待提升，市场潜力仍需进一步挖掘，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数据共享程度较低等。当前，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应加快政策创新，推动数字金融稳步健康发展。

（一）推动更多机构向数字化转型

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显示了企业线上经营的重要性。当前，已有很多线下企业开辟了线上业务，或将经营重点转移至线上，未来，这个数量会不断提升。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银行服务模式的转型升级，伴随着企业线上经营的增加，银行也应提升线上服务业务的比重。目前，我国共有18家民营银行，其中数字银行占比不到一半，其数量和资产规模在整个行业中处于绝对劣势地位，这与我国中小微企业和小微经营者的数量比例是严重不对称的，也造成了资金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巨大缺口。

近些年，民营银行的盈利能力有所下降，分支机构设立步伐减缓，行业发展进入瓶颈期，为了避免与大中型银行间的恶性竞争，实现差异化发展，应鼓励更多的民营银行转型发展数字金融业务。况且民营银行在成立之初就以中小微企业作为主要服务目标，这与数字银行服务对象具有一致性，使得民营银行在转型过程中拥有一定天然的优势。当前，我国仍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和小微经营者的资金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民营银行在转型过程中，应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挖掘潜在客户，重点发展数字贷款业务，同时，还可以根据小微企业财务不规范、抵御风险能力弱的特点，发展现金管理、工资发放、数字保险等综合业务。^[2]

国有大中型银行虽然近些年一直在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但各银行转型程度和速度有较大差别。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互联网“无接触”式服务优势凸显，数字银行更是凭借快速、高效的服务流程和完善的风控体系，信贷业务有增无减，这必将倒逼国有大中型银行普遍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国有大中型银行客户资源丰富，且“国”字招牌本身就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因此，转型的重点应是建立智能风控体系，科学评估客户还款能力，降低风控成本，实行自动化在线审批和放款，减少流程，在确保不良贷款率不上升的前提下，拓展数字贷款业务。

（二）实现数字业务与传统业务互补融合发展

传统金融的优势在于雄厚的资金，但风控成本高，数字金融虽然根据大数据分析技术能较好判断客户的信用状况，但资金短缺，影响了放贷的额度，二者间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融合发展潜力巨大。例如，微众银行与数十家银行开展合作，实施联合贷款，前者主要负责搜寻客户与风险控制，后者主要负责出资，二者不仅按出资比例分享收益，同时给予前者在获客和风控方面一定的补偿。这种联合贷款模式充分发挥了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各自的优势，既确保了数字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又成为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的可靠抓手。

当前，联合贷款主要是数字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地方银行之间展开，国有大型银行参与度相对较低，因此，挖掘空间巨大。数字银行应继续加强同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等传统银行合作，后者尤其是国有大型银行通过这次疫情冲击后，应进一步认清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转变经营观念，主动迎接数字金融、线上金融等新型模式，解决好传统金融服务模式中由于中小微企业和小微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缺少抵押品等原因所产生的资金供给错配问题，更好发展普惠金融。

（三）建立数字银行资金来源渠道

数字银行由于没有网点，公众也由于传统观念而不愿意将资金存入数字银行，导致数字银行在主动负债方面难以取得进展，贷款资金极其紧缺，这也是数字银行与传统银行合作的主要原因。数字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不能长期依赖于传统银行的资金补给，必须要拓展自己的资金来源渠道。2020年1月31日，央行提供3000亿元低成本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向疫情防控相关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2月26日，央行分别再次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和3000亿元。

共7000亿元的再贷款，对于支持疫情防控企业恢复生产意义重大，但从中小微企业和小微经营者的角度来说，由于传统银行的“嫌贫爱富”，它们所获得的资金将微乎其微，中小微企业和小微经营者资金短缺的局面难以缓解，这与政策的初衷有一定的偏离。鉴于数字银行与中小微企业和小微经营者的密切关系，建议央行出台措施，向数字银行发放优惠专项再贷款，并由数字银行依据其风控原则，专门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小微经营者的贷款需求。^[3]

当前，已有多家数字银行通过发行同业存单募集资金，未来数字银行在未寻找到有效的募资方式前，应继续利用该种方式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并探索线上同业存单发行业务，监管部门应允许适当的尝试。另外，发行大额存单、金融债券也应该是数字银行募集资金可供选择的渠道，通过这些主动负债方式，不仅能提供长期的资金，缓解贷款资金不足困境，还能提高数字银行在负债方面的决策权，提升自主定价能力，对此，监管部门也应允许一定程度的金融创新。

（四）助推数据共享与交易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2017年12月8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大数据的顺畅流通是释放大数据巨大潜能和价值的关键前提。我国数据资源虽然丰富，但数据开放与共享水平较低，政府和一些大型企业掌握着大量的数据资源，一般民众和中小企业却难以获取这些资源，形成数据的孤岛，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数字金融领域更是如此，大量的企业和个人数据是数字银行获客工作和风控工作的基础，没有大数据，就谈不上大数据分析。然而，这些数据不能跨银行、跨机构、跨部门、跨地区流通共享，加剧了数字银行的数据获取成本，尤其是对于无法依靠自身或股东的互联网平台获取大数据的数字银行，更是一笔巨大的费用支出。

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已成为当今世界新的趋势。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诸如缴税、水电消费、社保等可靠性较高的数据，但开放力度不足。要有序推动政府各部门数据整合，打破数据壁垒，进一步推行数据开放共享。^[4]数字银行应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数据采集、使用和安全管理，建立数据风险墙制度，避免隐私信息泄露。政府监管部门应强化监管责任，建立黑名单制度，提升违法处罚力度。对于暂时无法开放共享的政府数据，如央行征信数据等，应降低收费标准。建立数据交易市场，^[5]推动数字银行与不同机构就餐饮消费、购物消费、旅游消费、房屋贷款等数据进行交易，掌握目标群体的收入水平、消费能力、资金需求、信用记录等状况，更好的挖掘潜在客户和控制风险。

三、结语

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数字经济与金融业的融合发展也将不断深入。数字金融不仅是一种金融形态，更代表了一种新型金融模式，这种模式克服了传统金融所存在的众多问题，能够以低廉的成本、简洁的流程和快捷的速度服务中小微企业和小微经营者的资金需求。^[6]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将对我国的社会治理、公共卫生、商业模式、消费习惯等众多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疫情中，“无接触”式服务、线上经营快速发展，线上模式、数字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每一个行业都将面临不同程度数字化转型的挑战。当前及未来较长时间内，政府应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推动金融业发展模式转变，积极加快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进程，^[7]推动数字金融业更好更快发展，这不仅是迎接数字化大趋势，更是为纾解中小微企业和小微经营者融资困境打开突破口。

参考文献：

[1]黄益平,黄卓.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现在与未来[J].经济学（季刊）,2018(07):1489.

[2]黄卓,李苍舒.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数字金融行业：挑战和应对,2020年2月20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https://idf.pku.edu.cn/bqzt/xw/501478.htm.

[3]王靖一,郭峰,李勇国.中国个体经营户总量测算与新冠疫情冲击评估——兼论金融科技“稳经济”的价值,2020年2月28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https://idf.pku.edu.cn/bqzt/xw/501534.htm.

[4]赵卫星.“开放型数字银行”探路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J].中国银行业,2018(10):45.

[5]林辉,杨旸.互联网金融及其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应用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6(02):12.

[6]黄益平.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01):158-160.

[7]何宏庆.数字金融的发展困境与创新进路[J].甘肃社会科学,2019(01):17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