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珊珊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统计数据对真实值的偏离程度测算研究》（批准号：HB18YJ030）。

摘要：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于1993年10月才最终正式确立国内生产总值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核心地位，从此便开始了以分级核算为方法的GDP核算体系，但在2020年前地方生产总值合计超过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现象一直存在于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工作中，这对核算工作的顺利开展带来极大的不便。2020年1月初，统一核算改革在中国全面施行，“1+1＞2”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这标志着国民经济核算从此走上正轨。

关键词：国内生产总值；分级核算；统一核算

改革开放以来，在分级核算体制下，各地区生产总值合计大于全国生产总值的现象屡见不鲜。2020年初统一核算制度终于得到落实，通过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知，近10年来各地区生产总值合计首次小于全国生产总值。这说明统一核算改革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在此之前，分级核算体系下“数字打架”现象以及何时完成统一核算的转变等话题都在国内经济学界激起了强烈反响。故基于核算体系本身总结近年来分级核算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统一核算改革的成功经验，对于完善今后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以及实现十四五规划和远景目标，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生产总值核心地位的确立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不仅仅是物质产品生产部门，非物质生产部门尤其是服务业部门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改革开放之前一直使用的是以国民收入为核心指标的MPS体系，该体系仅仅核算生产部门的生产总值。因此，为了更加贴切地满足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保证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国家统计局于1984年转而将目光投向至SNA体系的国民经济测算方法。1985年最终决定建立第二套科学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 体系。SNA 体系的核心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建立的初期，GDP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NP）的一部分，在实际生活中更多的是运用GNP作为评价指标，而且GDP核算方法也不完整，只有部分生产核算。所以，1984年到1993年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直处于MPS体系和SNA体系并存的阶段。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正式建立以GDP为核心指标的SNA体系，此后一直使用该体系至今，且在该体系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部分有待改进和完善。同年，国家统计局颁布了《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解释及测算方案》和相应的核算制度，取消了国民收入核算。此举标志着国民收入核算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以及 GDP正式成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的核心指标。

二、分级核算体系下地区合计超过全国

从1997年开始，国家和地方统计核算中“数字打架”现象逐渐成为常态。这种现象使得GDP核算的数据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状态。

表1  1997-2018各地区及全国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整理当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可得

表1选取了1997年到2018年中国与地方生产总值合计的数据，并计算差额和差异率。由测算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加总数均大于当年的全国生产总值。这一差额大于0说明在此期间GDP 分级核算体系下的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出现了数据失真的问题。具体而言，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落实使得民营企业日益成为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团体之一，再加之国有企业变更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以及外资企业在沿海等地区遍地开花，使得各产业中出现企业跨国、跨地区、跨行业的现象。诸如此类的由于要素流动频繁导致的企业产值跨地区重复计算等技术问题使得差额从1997年的218421亿元开始逐年递增。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外向型经济得以长足发展，此时核算差额已为10832.96亿元,与前期相比增速明显放快。在此后的15年里，虽然个别年份如2007年、2013年、2015年的核算差额与上一年度相比略微下降，但总体上核算差额由2001年的10832.96亿元增加至2016年的36484.34亿元，呈现上涨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核算差额达到最大，为18287.24亿元。核算差额飞速扩大的背后则反映出这一阶段各地区GDP核算一味追求总量的增加，忽视了对于发展指标质量的评估的不良风气。在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下，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树立了一种唯GDP量的扭曲政绩观，进而在指导实践中出现偏误。一方面在实际制定地方GDP发展目标时，一味追求高增长、大基数而忽视了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其他指标和概念如人均GDP、绿色GDP；另一方面在实际核算地方GDP工作中，核算不精准、虚报数据、隐瞒数据的现象频发，最终使得地方生产总值合计大于全国生产总值的现象成为常态。在此期间全国虚报、瞒报数据的案例并不少见，例如2016年中央巡视组在对辽宁省巡视“回头看”之后，在《辽宁省委关于巡视“回头看”整改情况的通报》文件中明确指出：“切实解决经济数据造假问题。加大统计执法力度，对经济数据造假的一经发现依纪依法追究责任，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群众检验的实绩。”随后，在2017年1月17日，时任辽宁省省长陈求发在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承认，辽宁省所辖市、县，在2011年至2014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的问题，在2011年至2014年“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导致经济数据被注入水分，该省生产总值严重被高估。除此之外，在攀比之风的引导下，各地政府混淆地方生产总值和全国生产总值的概念，把地方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和全国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直接比较，也给当地的消费、投资传递了虚假信号，扰乱了市场秩序，最终也间接导致了地区核算合计大于全国的现象发生。2016年10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并成文《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意见中指出：“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根本出路在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要遵循统计工作规律，完善统计法律法规，健全政绩考核机制，健全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制，健全统计数据质量责任制，强化监督问责，依纪依法惩处弄虚作假，确保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职权不受侵犯，确保各类重大统计数据造假案件得到及时有效查处，确保统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该意见的提出给国内当时的GDP核算统计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2017年12月7日《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以及《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通过并实施。在一系列惩处制度的保驾护航下，国内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生产总值之间的差额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具体数值表现为从2016年的36484.34亿元下降至2018年的14397.95亿元。这一下降趋势也反映出GDP分级核算下的“1+1>2”的怪象已经引起统计核算部门的重视。然而，这些年份的差额虽与前期相比有了明显的下降，但依旧为正值。这说明仅仅在分级核算体系范围内重新整改相关核算工作或者颁布惩处条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1+1>2”的难题，将一直以来提及的GDP统一核算改革深入落实到全国范围内才是破除核算尴尬局面的根本之法。

再者，从差异率的角度看，1997年到2018年生产总值差异率的数据均为正值，波动幅度较大，差异率最高年份与最低年份之间相差14个百分点，整体趋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走向。与差异额变化趋势相同，2000年之前差异率虽一直在上升但总体上升幅度较小。这一时期更多地是由于改革开放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统计管理制度和调查指标改革正有序进行中，所以对于全国GDP的核算也会有所出入且总体GDP基数较小。2001年之后，国内各种经济成分的实力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有了质的进步，再加之上述提及的地方GDP唯量发展思想逐步占据主导，故而2001年、2002年以及2003年全国GDP数值与1997年至2000年的数值相比出现了大幅上涨，2000年的差异率为8.73%，2001年的差异率为11.29%，上涨了2.56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之后一直到2014年的十年里，除了2011年和2012年差异率分别为10.58%和11.02%之外，其余年份的差异率都在10个百分点以下。虽然从数量来看，这些年的差异率与1997年至2000年的差异率相差不大，但差异率形成的原因却大有不同。在2004年之后，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不管是各省GDP汇总还是全国GDP的数值都是上一阶段的两倍，例如2004年全国GDP和各省GDP加总数额都是1997年相同指标数值的两倍多。因此，除了全国各地区经济水平整体提升一个档次之外，分级核算体系下被延续下来的虚报、谎报地方数据的行为逐渐泛滥成灾，最终把地方汇总与全国GDP指标之间的差额越拉越大，进而和大基数全国生产总值相组合，使得差异率并没有超过10个百分点以上。2014年之后，中央越发意识到分级核算体系下“数字打架”问题的严重性，故而一方面将GDP“下算一级”推行到省级层面，使地区生产总值核算数值更精准；另一方面在全国GDP总量的核算工作中规范以及统一核算口径和指标，将国家统计局的各种官方统计文件中关于全国GDP的核算值达到统一，以此实现向全国层面推行GDP统一核算的过渡。

另外，除了对GDP核算体系在该时期内出现的一般性问题进行分析之外，个别特殊年份的差额和差异率同样值得关注。在1997年到2018年间，差额达到峰值且差异率在10%以上的年份是2011年和2012年，例如2012年的差异额为57229.84亿元，近似相当于一个广东省当年生产总值的数额。这说明分级核算体系下“数字打架”的问题在此期间最为严重。2013年，习近平上任国家主席之后，在众多场合多次提及“在实践中，杜绝将发展是硬道理扭曲为唯GDP论调”。这些都表明从根本上解决地区生产总值合计大于全国生产总值，破除尴尬局面是大势所趋。

反观2004年的数据，在2003年和2005年差额都高居不下的情况下，2004年差额只有3362.13亿元，差异率只有2.1个百分点。差额减少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2004年中国完成了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经济普查的数据往往采用了更加专业的统计制度方法，将各行业领域多次专业普查的科学度量方法整合在一起，为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供更加可靠和全面的专业统计资料。因此，2004年的差额值突然下降。由此一来，经济普查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也为全面推行GDP统一核算提供了解决思路和方法。

三、统一核算破除尴尬局面

2020年1月，基于第四次经济普查的结果，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8年各地区GDP修订值。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20》中对2019年GDP的记载，均表明各省生产总值之和明显小于全国生产总值，且差异率也为负值。这均说明GDP核算改革在中国基本得以实施。

（一）四普工作奠定基础

2018年12月31日，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正式启动。此次经济普查通过了解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形态等等对二三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盘查，进一步摸清楚了物质和非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脉络，夯实统计基础，为2020年的统一核算GDP指明了改革方向。其基础性作用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通过全面盘查三大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布局，对每个产业、企业进行了全面的了解，从数据源头保证真实性和准确性；二是其作为连接分级核算和统一核算的关键环节，在其过程中，国家实施新的行业分类标准和核算方法，利用经济核算这一特殊机会对新方法进行试用，保证了统一核算的顺利开展；三是每一次经济普查都会对以往年份的数据进行修订，更能直观反映出近年来分级核算存在的问题以及实施GDP统一核算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二）专业统计改革保驾护航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推进统一核算工作的实现，国家统计局在经济统计领域推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都为经济普查和统一核算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专业技术支持。例如，2012年以来，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统计制度改革使得企业的统一调查表改为统一设计布置。企业报送数据审核也不用再经过层层机关，可以直接把数据报送到国家统计局。此举减少了核算数据的中间环节，使地方或行业中层人员减少对企业一手数据的干预，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数字打架”现象发生的可能性。

（三）统计问责提供制度保障

在以往分级核算体系下，统计数据失真除了有重复计算等技术问题之外，更多的是存在大量数据造假现象，这其中不乏相关责任人为了上交高增长数据而不断违纪。2017年12月7日，《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以及《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的下发及实施意味着要加大统计问责的力度了。在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统一核算的标准和方法，减少中间环节的干预，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监督作用，在实践中不断地改革发展现行核算体系，使之服务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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