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捷¹  关俊文²

1.广东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   广东广州  510521

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    广东广州  510420

摘要：本文回顾了与公司社会责任（CSR）的外部驱动因素有关的理论（例如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内部驱动力（例如基于资源基础观和代理理论），并讨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理论观点及其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的应用。文章表明，当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主流理论主要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驱动因素有关的理论所主导，而在内部动力方面则相对欠发达。未来研究科通过多理论视角来获得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新见解。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合法性理论；资源依赖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代理理论

一、引言

在最近的十年中，人们越来越对理论上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感兴趣。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最合适的理论分类，目前还没有新的共识。先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观点的回顾提供了不同的标准，例如公司角色，管理自主权和分析水平（Klonoski,1991;Secchi,2007;Frynas和Stephens,2015）。值得注意的是，CSR研究的理论观点应能够跨层次解释现象。

基于现存的多层次研究（Bies等,2007;Hitt等, 2007），笔者辨别出三个不同的分析层次：微观层次（涉及个人的心理基础），中观层次（涉及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和宏观层面（涉及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态），并明确采用了Mellahi（2016）等人的综合概念框架，最终将理论分类为与解释CSR的外部驱动因素有关或与CSR的内部驱动因素有关。

Mellahi等（2016）认为，外部驱动因素的理论涵盖了各种观点，这些观点被定义为关系，政治或综合的观点，包括利益相关者理论，制度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这些观点集中在对企业与环境之间关系性质的分析上。它们特别适合于测度外在前置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同时，本文探讨的资源基础理论与代理理论侧重于内部驱动因素的分析，这些理论专注于理解公司管理和组织内部个人的社会价值，因此特别适合分析内部动态以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本文则基于内外驱动因素的理论划分来探讨在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研究中实际应用的理论。我们还将考虑在将来的理论构建中必须解决的更广泛的研究问题，并将确定未来研究的方向。

二、与企业社会责任外部驱动因素的相关理论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是可以帮助或损害公司的群体，包括那些与公司（例如，雇员，客户）以及更广泛的公众（Ansoff,1965;Freeman,1984）。利益相关者理论预测，公司行为是来自不同利益相关者压力的直接结果，这些压力与权力依赖（Freeman和Reed,1983;Jawahar和McLaughlin,2001）或合法性主张（Hill和Jones,1992）有关。Mitchell（1997）等人将这些不同的因素纳入利益相关者识别和显着性的单一模型中。提出的影响利益相关者取决于三个属性：权力（与利益相关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能力有关，尽管他们拒绝做他们通常不会做的事情）；合法性（与利益相关者的授权和对公司提出的索偿权有关）；和紧迫性（“利益相关者的主张要求立即关注的程度”）。

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为不同利益相关者属性对CSR策略的相对影响以及利益相关者压力如何影响CSR相关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如Brammer和Millington, 2004）。研究调查了利益相关者压力对环境政策和战略的影响（Christmann, 2004;Darnall等,2010），环境披露（Roberts,1992;Ne等,1998）和公司慈善事业（Brammer和Millington 2003）。例如，经验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压力与积极的环境实践之间的关系随公司规模而变化（Darnall等，2010），中层管理者对于公司的社会责任供应商具有很高的利益相关者显着性管理实践（Ehrgott等，2011）。

但是，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将“总体利益相关者关系描绘成一个多方面，多目标，复杂的现象”，并且没有产生“关于每个利益相关者群体的细粒度的想法”以及“利益相关者群体内部的许多差异”，例如哈里森与弗里曼（Harrison和Freeman,1999）谈到很少有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暗中回答了对“细粒度思想”的呼吁，表明了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和内部的个人利益和行为的巨大差异（如Wolfe和Putler, 2002）。

（二）制度理论

制度理论认为，企业必须在给定的商业环境中遵循社会规范，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外部社会认可（合法性），它们就无法生存（Meyer和Rowan,1977;DiMaggio和 Powell,1983）。企业之所以遵守，并不是因为外部行为者的力量强大，而是因为某些实践“被视为“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方式”，这是理所当然的”（Scott, 2001）。

遵循新制度主义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文献尤其探讨了“制度同构”，即当相似的公司面临相似的制度压力时，公司的战略和实践将在确定的制度环境下变得相似的想法。文献研究了具有相似属性的公司之间，相似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和实践的趋同压力，这些公司通常具有相同的国家背景（如Doh和Guay,2006），尽管在地方社区的制度背景下（Marquis等, 2007），“全球问题舞台”（Levy和Kolk,2002）和行业内的战略集团（Kolk和Tulder,2006）也存在趋同压力。

制度理论相对于其他理论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它还允许企业社会责任本身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进行研究，并且可以在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治理体系中作为一种治理模式进行研究（Bartley, 2007）。例如，一些研究探索了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变体中补充或未能完善现有的公司治理体系（Amae-shi和Amao,2009）。

（三）合法性理论

Suchman（1995）将合法性定义为“一个普遍的看法或假设，即一个实体的行为在某种社会建构的规范，价值，信念和定义系统中是可取的，适当的或适当的”。合法性理论从以下前提开始：企业在企业与社会之间建立社会契约的基础上运作，并且企业需要社会的社会认可或合法性，以避免社会对目标的不赞成，从而获得一定的回报并确保企业的生存。按照合法性理论，企业与社会密不可分，它们没有固有的生存权，只有在社会赋予其合法性的前提下它们才存在。因此，企业必须不断使他们的活动合法化，以保持社会目标与组织目标之间的一致性（Dowling和Pfeffer,1975;Preston和Post, 1975）。

从合法性理论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表明，公司使用各种手段，例如公司慈善事业，最主要的是将社会披露作为合法化的工具，尤其是对于其他领域社会绩效较差的公司（Deegan等, 2002）。合法性理论的应用表明，使用企业社会责任来获得合法性的公司可能会通过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改善投资者的吸引力和声誉获得收益（Milne和Patten 2002）。有研究表明，大型公司和上市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和报告方面特别活跃，因为它们更容易被公众看到并接受公众审查，因此具有更大的合法性需求（Panwar, 2014）。

在制度主义视角下，合法性是通过组织与环境同构而获得的(Meyer和Rowan,1977)。因此，管理合法性的潜力是有限的，因为组织通过对外部期望做出反应来维持合法性(Palazzo和Scherer,2006)。这种合法性理论的方法几乎等同于制度理论。

（四）资源依赖理论

Pfeffer和Salancik（1978）的研究表明组织依赖于周围环境来保证生存所需的关键资源。因此，组织必须满足其环境中为持续生存提供资源的组织的需求。尽管RDT最初是为了理解组织之间以及组织内单位之间的关系而制定的，但该理论被认为很容易适用于公司与不同类型的机构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Oliver,1991;Ingram和Simons 1995）。资源依赖理论已与制度理论联系在一起，但是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即该理论明确地允许战略决策。

资源依赖理论预测，公司将更加关注控制关键资源的社会参与者（Pfeffer和Salancik,1978），例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高度依赖女性员工的组织为什么会高度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问题（Ingram和Simons,1995）或为何高度依赖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社区的自然资源公司投资于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广泛地方发展计划（Hess和Warren,  2008）。

考虑到与其他群体的互动对于资源流动的至关重要性，资源依赖理论发现与重要外部群体的互动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Kassinis和Vafeas,2006;Ramanathan等, 2014）。例如，Kassinis和Vafeas（2006）发现，对当地社区依赖性更高的公司在该社区表现出更好的环境绩效，而Ramanathan等人（2006）将环境绩效的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压力，经济压力以及环境法规（按此顺序）联系起来。

三、与企业社会责任内部驱动因素的相关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解决了企业的战略和资源禀赋以及其利用内部资源的战略能力方面的异质性。为了寻求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这与之前在战略管理中强调企业适应外部环境的重视形成鲜明对比。RBV接受企业特定资源可以带来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基本一般前提，因此专注于企业如何通过拥有宝贵，稀有和独特的资源来获取李嘉图或基于资源的租金（如Wernerfelt,1984;Barney,1991）。

从RBV角度进行的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研究认为，与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相关的专门技能或能力可以为企业带来企业特定的经济利益（例如Hart,1995;Russo和Fouts 1997; McWilliams和Siegel,2011）。CSR可以说是对能力的投资，这将使公司能够使其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并提高组织绩效。因此，RBV有助于了解企业发展和利用与社会和环境问题有关的内部能力以获得经济利益的积极策略。这些能力可能包括绿色创新（Chen等,2006），利益相关者管理和战略主动性（Torugsa等,2012）或可持续发展领导力的声誉（Lourenco等,2014）。

然而，RBV研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是否能够产生“异常回报”并导致相对于竞争的可持续竞争优势这一问题仍没有达成一致。一些研究表明，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能力（例如绿色创新或可持续发展声誉）可以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Chen等, 2006;Lourenco等, 2014）。相比之下，许多基于RBV的研究（McWilliams和Siegel,2001;Frynas 2015）表明，尽管CSR可以为公司带来商业优势（例如，通过增强产品差异化或为企业进入市场设置障碍），企业社会责任不太可能带来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因为与公司政治活动（Boddewyn和Brewer,1994）或技术资源和能力（Huang等,2015）相反，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可见竞争对手能够模仿他们。

（二）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分析了“委托人”（雇用另一方从事特定工作的个人或组织）与“代理人”（从事该工作的人）之间的关系。继Berle和Means（1932）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之后，代理理论经常应用于大型公有公司的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但也已应用于其他各种代理关系，例如，雇主-雇员和供应商-买方（Eisenhardt,1989）。代理理论解决了“代理问题”，这种问题可能是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或委托人无法有效地监视代理人的行为而引起的，以及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解决这种代理问题。

许多作者提供了代理理论在CSR方面的早期应用。例如，Galaskiewicz（1985）发现首席执行官采用慈善策略来获得当地商业精英的认可和尊重。Atkinson和Galaskiewicz（1988）证实，所有权股份与公司慈善行为是负相关的：CEO所持股份的百分比越高，它们越是受利润驱动，因此，公司对慈善事业的贡献越少。

最近的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研究在调查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在追求社会和环境目标方面的利益冲突时继续使用了这些论点（Barnea和Rubin 2010; Faleye和Trahan, 2011）。例如，Barnea和Rubin（2010）对公司的CSR评级与所有者关系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管理人员倾向于在CSR中“过度”以获取私人声誉利益，而Faleye和Trahan（2011）认为，经理们已经采用了对劳工友好的公司政策，以消除董事会一级的管理过剩问题。

代理理论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它只能提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部分解释。正如艾森·哈特（1989）所言，“代理理论提出了对世界的部分看法，尽管它是有效的，但也忽略了组织复杂性的一大部分”。言外之意，代理理论可能最适合与另一种理论视角结合使用，以提供各个层面现象及其与其他层面分析之间相互作用的整体图景。

四、未来研究方向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应用仍然受利益相关者和制度理论的支配，并且在理论上对个别企业采用企业社会责任策略的基本行为进行理论研究的程度较低。本文用于分类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框架有助于揭示未来研究的有效途径：进行多理论研究。

与企业社会责任外部驱动因素相关的理论组合在多理论研究中最为常见。（例如Milne和Patten,2002;Bartkus和Glassman,2008）。最常见的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制度理论的结合(Shepard等,1997;Jones,1999)，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合法性理论的结合(Neu等,1998;Milne和Patten,2002)。

但是，外部驱动因素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驱动因素有关的理论的结合可以提供许多互补的见解。首先，制度或合法性理论与RBV的结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公司发展内部社会和环境能力的能力（由RBV解释）如何受到更广泛的社会背景（由制度或合法性解释）的制约。其次，将制度或合法性理论与代理理论相结合使用可以帮助解释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制度或合法性理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限制或使管理者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寻求私人利益（代理理论）。再而，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驱动因素有关的理论与代理理论相结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外部社会行为者的行为（例如，利益相关者理论或RDT）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限制或促使代理商的管理自主权追求私人利益。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受益（代理理论）。本文介绍的理论观点远非详尽无遗，将来的研究可以有选择地借鉴其他理论观点。当然，多理论研究可以通过单理论研究通常无法做到的方式丰富我们对CSR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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