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琴   崔婧   北京联合大学

基金项目：

北京市教委科研计划社科一般项目“社会网络视角下北京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投资运行机制研究”，项目号：SM201911417006

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京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投资机制与配置效应研究”，项目号：18GLC049

摘要：资产重估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司行为，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从资产重估产生之日起，各国学者对此问题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的结论也非常丰富。不同的公司进行资产重估的动机不尽相同。为使资产重估在我国得到更好地发展，需充分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对国外资产重估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关键词：资产重估；动机制度背景

一、引言

资产重估是指对企业账面价值和实际价值背离较大的固定资产按照国家规定方法、标准进行重新估价。资产重估从其出现之日起，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各国对资产重估的规定和态度也不尽相同，例如，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等国家，企业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进行资产重估，以及进行资产重估的时间和频率。但在中国、美国等国家，一般情况下的资产重估是不被允许的。我国的会计准则中涉及资产重估的主要包括：《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与《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分别在资产的确认、初始计量、后续计量、计提减值和累计折旧方法方面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规定。我国一直以来都以历史成本作为固定资产的核算基础，在《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中，后续计量章节明确要求，采用成本模式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和减值损失。因此，除国务院统一规定的清产核资、产权变动和企业股份制改造外，中国会计制度不允许进行固定资产重估。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在我国对资产重估的研究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为加强我国对资产重估的研究，以更好地确认资产的价值，应该充分借鉴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国外对资产重估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也较深入，研究结论也很丰富。从中我们发现企业进行资产重估的动机主要包括：（1）为资产负债表提供更有意义的数据；（2）提高债务权益比率；（3）加强借贷能力；（4）抵御可能的敌意收购；（5）减少可能出现的政治成本。

二、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

澳大利亚是最早对资产重估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家。资产重估在澳大利亚应用的非常广泛，企业经常选择进行资产重估，以实现他们的动机。Whittred和Chan(1992)研究了1980-1984年间澳大利亚公司的资产重估行为和结果，通过对进行固定资产重估（129个公司）或没有进行固定资产重估的公司（299个公司）的样本分析，指出了投资不足的问题能够通过进行资产重估得到缓解，而且资产重估的成本相对较低。这与Myers和Majluf (1984)所讨论的观点一致。如果企业存在一些限制更多借贷行为的债务契约，投资不足问题将更加严重，管理者可能拒绝净现值（NPV）为正的项目(Courtenay &Cahan, 2004)。Whittred和Chan(1992)也指出，虽然通过与银行协商，企业可能获得新的贷款，但是进行资产重估是一种成本更低的方式，因为不需要进行痛苦的谈判和协商。宽松的债务契约能够缓解投资不足问题。Whittred和Chan(1992)的研究结论表明资产重估与债务契约、财务杠杆、投资机会以及现金持有量之间存在很大的关联。同时他们发现进行资产重估的公司一般具有较多的投资机会，面临较低的借款限制和相对较低的现金持有量。这表明当公司的负债率较高和借款能力降低时，公司更可能进行资产重估。

Easton等（1993）针对20世纪80年代间公司进行资产重估的动机问题对企业的财务总监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他们报告了澳大利亚的公司进行资产重估的首要原因是披露真实、公允的财务报告（45%）。第二个常见的动机是为了提高债务/权益比率（40%）。其他原因包括收购（6%）、收购防御（3%）、和股票股利（2%）。

Cotter和Zimmer (1995)通过研究发现，与现金流增加的年度相比，资产重估更可能发生在现金流减少时期，而且这种关系在财务杠杆较高的公司更明显；当担保债务增加时，资产重估能够提高抵押品的价值，进而向外界传递企业借贷能力较高的信号。他们指出通过减少财务杠杆和在账面上确认资产的增值部分，资产重估能够产生借贷能力较高的作用。

除此之外，Brown等（1992）认为资产重估与债务契约、高负债率、信息不对称、政治成本的降低、发行红利股、避免敌意收购相关。他们对资产重估给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首先，负债率较高的公司具有机会和动机进行资产重估，通过提高资产价值来减少债务约束。同样地，具有债务契约的公司更可能进行资产重估，以避免因为债务违约而带来的处罚和重新进行谈判的成本。因此，资产重估能够给企业带来利益，从而避免利益相关者的成本支出。其次，他们发现总资产重估所带来的资产增值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传递公司资产被低估的信号，以使管理者保存一定的借款能力，以保持比较宽松的财务弹性。他们的研究结论与Zimmerman (1983) 和Watts&Zimmerman (1986)一致，即大公司具有较大的动机减少利润或降低预期的损失。再次，他们也研究了政治成本是否是管理者进行资产重估的动机。他们发现与小公司相比，规模大的公司进行资产重估更加频繁。这一假设源于大公司更可能得到监管者和公众的关注，而监管者和公众能够对大公司的资源分配产生影响。较高的利润和回报率通常与较高的税收和较多的公众监督相联系。提高资产的账面价值能够帮助公司减少回报率。Ball和Foster (1982)认为公司规模是政治成本的代理变量，但是存在噪音，应该用容易发生罢工的行业进一步衡量政治成本。不仅如此，他们发现容易出现罢工的行业更可能进行资产重估。通常这些行业包括煤炭开采业、水井作业、金属行业、建筑和施工行业(Perry, 1979)。最后，他们指出不同公司进行固定资产重估的动机不尽相同。例如，高负债率公司与低负债率公司进行资产重估的动机就不同。

Black et al.(1998)拓展了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背景下对资产重估的研究。作者考察了1985-1995年间696个英国样本和503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混合样本。他们对比了进行资产重估和没有进行资产重估公司的产权比例、市价/账面价值或偿债能力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资产重估的公司具有更大的市值。与以前的研究一致，在英国和新西兰，进行资产重估的公司与未进行资产重估的公司在财务杠杆、市价/账面价值和偿债能力上存在很大差异。虽然进行资产重估的公司的财务杠杆大于未进行资产重估的公司，但是其偿债能力较差。

三、来自英国的研究

除了澳大利亚，英国的学者也对资产重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他们认为公司规模是公司进行资产重估的动机Zimmerman (1983)发现大公司比小公司披露的信息多，公众对大公司的了解程度相对要高，他们具有更大的动机采用稳健的会计方法，以向公众展示他们保守估计利润的形象，因为他们的报告结果更容易吸引媒体和政府的注意力。Watts和Zimmerman (1986)的研究支持政治成本与企业规模具有相关性的观点。规模较大的公司，在更多公众的监督下，更可能进行资产重估以报告较低的回报率。因此，公司的规模可能是影响公司进行资产重估决策的因素之一。

Lin和Peasnell (2000)运用1989和1991年在伦敦交易所上市的样本，考察了资产重估与债务契约、信号传递、政治环境的关系。选择1989和1991两年的数据有利于作者考察在经济繁荣的1989年未披露但是在经济衰退的1991年报告出来的重估储备。Lin和Peasnell (2000)发现资产重估与公司规模、资本充足率正相关，但与偿债能力负相关。他们的结论支持了债务契约假设。同时，他们认为固定资产重估的成本很高，如果公司有较多的固定资产产生较大的增值额以满足公司的财务需求，资产重估是值得的。他们提供的证据支持了Zimmerman(1983)的研究结果，即规模较大公司的管理者可能会倾向于应用资产增值的重估以减少权益资本和资产的回报率，从而降低可能出现的政治成本。

Iatridis和Kilirgiotis(2012)考察了固定资产重估的动机。文中所考察的动机包括企业规模，固定资产新旧程度，公司的海外业务和并购行为，以及企业债务和盈余管理的倾向。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与固定资产重估正相关。对于具有海外业务、固定资产较少、高债务资本需求的公司来说，它们更可能进行固定资产重估。上述特征也是企业进行收购的情况。研究还表明，固定资产重估与盈余管理负相关。

四、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研究

Gaeremynck和Veugelers (1999)构造了一个资产重估的模型，对比利时的管理层激励和资产重估提供了实证证据。运用此分析模型，他们分析了当管理者的薪酬取决于期望的业绩和目前的财务状况时，资产重估的信号传递动机。由于不进行资产重估的决定可能增加公司的财务杠杆（产权比率或资产负债率），导致违背债务契约，资产重估降低了预期的重组成本。然而，不进行资产重估的决定回提高企业更多资金投入的可能性，因为传递了公司将会取得更好业绩的信号（没有诉诸于资产重估）。当成功的公司不进行资产重估时，分离均衡才能实现，这是因为重组的成本比从额外的资金投入获得的边际收益要小。但是，这种策略只有在业绩变动较大和产权比例较低时才会出现。Gaeremynck和Veugelers (1999)的研究发现，行业中相对成功的公司所具有的特征包括业绩变动较大和较低的产权比率，这些公司很少进行资产重估。他们的研究结果也显示重估值的多少（例如，重估值与资本的比率）不会影响进行重估与否的决策。与前人研究相一致，当公司接近出现债务违约和净值下降时，进行资产重估的可能性较大。

Jaggi和Tsui (2001)运用香港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进行资产重估最重要的动机是向投资者传递资产的公允价值的信号。这一结论源于资产重估和未来营业利润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他们未能发现，既有文献中描述的主要动机——违反债务契约。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管理者提高借贷能力与资产重估的关系，以及股价提高与资产重估的关系。

Missonier-Piera (2007)研究了瑞士的企业进行资产重估的经济动机。瑞士近几年兴起对资产重估的研究，主要因为瑞士的公司采用了国际会计准则。运用混合和横截面的数据进行回归，作者发现具有较高的财务杠杆和较少的投资机会的公司会实施资产重估。在瑞士，进行资产重估的动机主要包括减少违反债务契约的可能性和提高借贷能力的信号传递作用。

Seng和Su(2010)对1999-2003年间新西兰上市公司潜在的管理层激励行为——资产重估增值行为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提供的证据仅支持了早期政治成本方面的研究。也就是说，发现规模较大的公司更有可能进行资产重估，以降低政治成本。此外，该研究发现，大多数新西兰公司的资产重估定期由独立的估值师实施。研究也发现，一些企业选择在财务报告中披露当期固定资产的价值，而不是在财务报表中给予确认。有学者认为，披露而不是确认这些价值变动是一种更稳健的行为，因此，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性会更好（Cotter,1999）。

五、结论

综上所述，资产重估有助于企业避免债务违约(Whittred and Chan, 1992; Brown, et al., 1992)，降低企业的负债率，进而提高企业的借款能力(Brown et al., 1992; Cotter & Zimmer, 1995; Lin &Peasnell, 2000; Jaggi and Tsui, 2001)。另外，通过资产重估来实现资产增值的成本要低于外部融资(Whittred& Chan, 1992;Brown et al., 1992) ，特别是对于有形资产比重较大的公司来说更是如此(Brown et al, 1992)。

参考文献：

[1]WhittredG.,ChanY.K..Asset revaluations and the mitigation of underinvestment[J]. Abacus, 1992, 28(1):58-74.

[2]CourtenayS. M., CahanS.F.. The impact of debt on market reaction to revaluation of non-current assets[J].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2004,12(2): 219-243.

[3]Easton.P.D., Eddey, P.H., Harris, T.S.. An investigation of revaluations of tangible long-lived asset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3,31(supplement): 1-38.

[4]Cotter, J., Zimmer, I.. Asset revaluations and assessment of borrowing capacity[J]. Abacus,1995, 31(2): 136-151.

[5]BrownP., Izan. H. Y.,LohA.L.. Fixed asset revaluations and managerial incentives[J]. Abacus, 1992,28(1), 36-57

[6]ZimmermanJ.. Taxes and Firm Siz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3,5 (2): 119 – 149.

[7]Watts R., ZimmermanJ..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M]. Englewood Cliffs, 1986, NJ: Prentice-Hall.

[8]BlackE. L., SellersK. F.,ManlyT. S.. Earningsmanagement using asset sales: Aninternational study of countries allowingnoncurrent asset revalu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1998,25(9-10): 1287-1317.

[9] LinY.C.,PeasnellK.V.. Fixed asset revaluation and equity depletion in UK[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2000a,27(3-4): 359- 394. 

[10]George, I., Kilirgiotis,G..Incentivesforfixed asset revaluations: the UK evidence[J], Journal of Applied Accounting Research ,2012,13:5-20.

[11]GaeremuynckA.,VeugelersR.. The revaluat ion of assets as a signalling device: a theoretical and an empirical analysis[J].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1999,29(2):123-138.

[12]JaggiB.,TsuiJ.. Management motivation and market assessment: revaluations of fixed asse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 Accounting, 2001,12 (2): 160-167.

[13]Missonier-Piera, F.. Motives for fixed asset revalu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with Swiss data” fromhttp://www.business.uiuc.edu/accountancy/research/vkzcenter/conferences/france/papers/Missonier_Piera.pdf, 2006.

[14]Dyna S., SuJ..ManagerialIncentives Behind Fixed Asset Revaluations:Evidence from New Zealand Firms,2010,working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