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 张明 何辰雨 王斓 骆莲冰 祁好英 武汉轻工大学金银湖校区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项目(19Y074)和校立项目(xsky2021182)的资助。 摘要:文章以乡村产业振兴为研究视角,结合湖北省目前的普惠金融状况,以小见大,从信贷产品、农业技术、互联网建设和相关政策四大方面来对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进行研究。运用数据分析和数据对比,寻找问题根源。最后对四大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为发展乡村新经济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普惠金融;乡村产业振兴;经济发展 一、引言 在2021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列入2021年重点工作部分。普惠金融对于发展实体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质量有重要的意义,广大的乡村地区是普惠金融发力的主战场。但是,普惠金融融入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却存在许多绊脚石。因此,不论是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是各大金融机构,都对此做出了许多积极的实践,以望解决普惠金融融入乡村振兴的壁垒,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然而,基于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往往在乡村产业振兴中存在着许多“链式”问题,着力分析和解决这些突出的问题值得探究。 就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王姣(2021)认为乡村产业振兴出现问题的落脚点归因于农民的脱贫意识不够和农村人力资源不足,这两个观点具有创新,但是她却忽略了普惠金融和乡村产业振兴存在的鸿沟问题。闫鹏(2020)认为金融支持模式的陈旧和金融机构的理念落后导致乡村产业衔接出现困难。从衔接这个角度来看,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思路。晋云琼(2021)认为普惠金融不能在农村普及的原因在于供需方面的不平衡,利用数字化金融来解决这一问题。从文献来看,文献的内容丰富,体现了作者有许多新的思考,与本文的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问题的观点趋向一致,但是该文献着重强调供需,与农村的实际少数有耦合,具体实施可能比较困难。刘良军(2021)从整个乡村产业大的框架分析,从选择、结构、规划、发展四个方面进行问题的分析,分析比较深入和全面,为本文发展乡村产业新经济的措施和建议提供了新思考。 本文拟从普惠金融、乡村产业振兴和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综合采用统计分析法,分析评价出在乡村产业振兴“链式”环节中,主要突出的问题,并提出各自相关的解决建议。 二、普惠金融和乡村产业振兴问题分析 (一)信贷产品可获得性低, 不良贷款率较高 在近来,湖北省的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但是金融行业的发展却与湖北省的经济发展大相径庭。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的金融资源主要聚集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的经济资源稀缺且金融服务效率低,导致农村产业发展缺少充足的资金扶持,整个金融行业无论是对农村产业的支持还是对农村产业提供的贷款产品都比较薄弱。 一方面,农村的互联网技术目前更新换代较慢,无论是从网络还是从农户的个人征信信用,都比较不完善, 这导致金融机构不能清楚地通过信息系统了解到农户信贷和信用的情况,给予农户的贷款产品都是属于低风险低收益。并且农户的抵押物也大多很“特殊”, 一般都是生产设备等一些受外界影响较大的财产, 信贷人员主要通过一些可能缺乏真实性的文件去判断,这无疑会增加信贷的风险, 不良贷款率较高。对此, 银行为避免损失增加了农民申请信贷的难度和要求, 面对农民客户贷款也更为“谨慎”, 这导致了农民对于信贷产品的可获得性比较低[1];另一方面,农村商业银行人才稀疏、员工综合素质较低,年龄结构也已偏向老化,这使得农村商业银行中信贷人员的专业水平难以提升,信贷风险意识不高,缺乏敏锐的市场洞察力[2],而不良贷款的处置工作却对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低下的工作效率,不成熟的处置手段,欠缺的科技技术支持,都是农村商业银行防控能力低、不良贷款率高的导火索。所以,普惠金融的相关信贷产品对于乡村想要发展产业的农户来说具有较低的可获得性。 (二)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村产业经济得不到充分发挥 农村地区是发展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金融发展同农村产业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相关性检验也给予了证实,农村金融发展同农村经济发展相关系数为0.9940,农村金融发展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关系数为0.9875,并且均在1%的水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3]但是既使存在较强的线形关系,而就农村产业的发展还是存在许多不足与缺陷。 表1 三地区三年产业总值百分比 由表格数据可知,湖北、甘肃和广东三地的农业比重大小依次为甘肃、湖北、广东。甘肃为我国的北部地区,自然条件没有中部和南部优越,但是农业比重相较于湖北和广东较高。湖北位于中部地区,自然地理优越但是农业比重却较低。广东位于南部地区,光照充足,降雨充沛,但是由于用于耕地的面积少,不适宜农业耕作,农业比重低。 究其原因,在乡村产业振兴背后,影响湖北省乡村产业经济主要是农业生产技术问题。首先,“技术掌握难”问题。虽然农民采取了多种获得资金的措施,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是由于自身的相关知识水平不足和欠缺,加之不能熟练地运用技术,所以农民在进行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利用有限的土地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致使农村产业经济受到限制。其次,“技术宣传难”问题。既使现在出现了许多帮助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但是大多数农民喜欢按照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模式。也有的少数农民为了符合现代经济的需要,他们也会通过学习来加深对新型农业科学技术的理解。但是大部分的农民都不能在有限空间内创造更大的收益。宣传局限是运用技术的一个迫需解决的问题。 (三)互联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金融与经济衔接不足 农村金融是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普惠金融则是农户贫困减缓的有效途径。要实现两者的相互联动,实现农村产业新经济,衔接设施很重要。有的学者认为,主要起衔接作用的是商业银行,为农民提供优质贷款;也有的学者认为,贷款产品是发挥两者衔接作用的关键,因为贷款产品是决定如何运用农村产业经济的具体方式。 截至2020年12月底,我国农村地区移动支付在手机网民中的使用率为79.0%,但我国城镇地区移动支付在手机网民中的使用率为89.9%。虽然与往年相比,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逐年递增,但是跟城镇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湖北省作为我国的中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处于中上比例,但是目前湖北省的一些农村地区的数字化支付便利性差,交易成本较高,这与农村地区的移动通信和光纤宽带数字化金融建设的不完善密切相关,而且农村手机网民数量相对于城镇人口仍然存在很大的数量差。金融领域的需求在这些地区也无法得到满足,使农民的信用评价及信息系统也不能及时形成。 我们可以看出,在基础建设中,互联网数字建设是一个关键方面。首先,互联网金融诈骗多。农民在享受便利的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同时,互联网金融欺诈也随形而至。主要有:互联网非法理财、P2P借贷、非法集资等诈骗行为主要利用农民的防范意识差、辨别能力不足的缺点,不法分子利用网络金融欺诈农户,具有非常重大的经济安全隐患。适得其反,反而最终导致金融行业阻碍乡村产业经济的发展。另外,除了互联网自身的弊端,农户的通讯工具也还在传统的老年机上,智能手机普及率较低。因此,互联网走进农户也增加了许多困难。老式的通讯工具决定了农户只能从电视、广播、报纸等来了解相关信息,受到的局限较多。生产工具的落后,间接地带来生产力的衰退。基于生产工具的革新,发展农村产业经济,让农户换上智能手机显得很有必要。 (四)农村产业政策和政策性金融效果不显著,发展农村产业的劳动力流失 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目前为141178万人,其中,60岁以上占人口比例为32.2%,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比为36.11%。这从侧面反映出,农村人口的比重较城镇人口的比重偏低,农村人口流动性大。在这个农民迁出的大背景下,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内与国际的粮食问题再次浮现出来,农业未来的发展也成为国家和农户最为关心的问题。尽管现阶段湖北省的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立体农业、虾稻共养等新型农村产业,但是发展这些新型农村产业的资金需求高、加之农民大量流失等硬性条件使湖北省农村产业受到了限制,推广有一定程度的难度。 出现这些问题与国家的农村产业政策以及政策性金融密切相关。到目前为止,国家出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乡村产业振兴政策。但是,促进农村产业相关金融政策不够具有针对性。目前的农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一定限制。追溯其因,一方面是由于土地的流转效率低,而且不合规、不合法、纠纷角度等问题频繁出现且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以此导致许多土地荒置,不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从而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农村产业不能得到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农业的种植周期长,收益风险较大等因素,迫使许多农民转型,他们更愿意选择去城镇或者大城市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由此导致农村人口流失。 另外,政策性金融有待加强。在湖北省,存在许多贫困地区,大部分贫困地区多为农村,而农村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自然环境,这些产业抵御自然灾害的冲击能力差,属于弱质农村产业,其发展需要多方面支持,特别是政府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为了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农业的生产规模,仅仅依靠足够的资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来刺激农户的金融需求,让愿意贷款的农户去从事农业生产。但是为我国提供政策金融支持的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目前仍存在业务服务范围单一、资金来源渠道狭窄等问题。这些机构出现的问题也是不能完全释放农民金融需求的压力之一。 三、建议及对策 (一)创新可抵押物, 扩大贷款抵押物范围 目前农村金融信贷抵押物涉及范围比较小, 降低了农民贷款的通过率, 所以信贷机构要努力创新抵押物, 扩大贷款抵押物的范围, 如牲畜、农林、土地承包权等。也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采取一些特别的贷款方式,比如农作物收成和账款等。相比规模较大银行来说,农村商业银行承受风险能力较弱,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较大,应积极关注国家及监管部门发布的经济政策,积极应对银行有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4],督促银行风险管理部门严格按照要求进行监管,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银行在招聘岗位职员时要注意多引入高素质技能的年轻人,着重培养信贷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农户信贷产品评级意识,学习国家的各项监管规定,建立起一支可信、可靠的信贷队伍。在贷前,银行要尽力确认担保的有效性,严格审查是否有互保、联保等现象的发生,在贷后,要对借款人的资金使用动向等进行动态的贷后跟踪,最大限度的监测风险,防患于未然。 (二)加强技术学习,提高农民素养 在发展乡村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在乡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面对恶劣的条件,农业技术是规避风险的不二方法。 定期开展相关农业技术指导和面对面实践。让农民学习技术理论的同时掌握最新的生产技术和方法,带动农村产业经济发展。另外,为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需求,农民还要改变思想观念,更新农业发展的思想和方法,利用最新的科学生产技术,让自己的土地获得更大收益,创造更大的价值。 (三)扩大普惠金融服务网点覆盖面,实现传统金融与互联网行业对接 对于部分农村网络覆盖率低的情况,政府应该出台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加大投入扩大网络覆盖率的精力。在数字化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应该联合其他有关负责部门进行资金投入,共同促进农村地区移动网络和通信系统的全覆盖。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以对于安装无线网络的农户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降低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发展的成本,为农户发展产业提供数字金融的便利,积极引导帮扶农户获取数字化金融服务。政府目前应该加大精力注重在发展普惠金融中存在的落后或者空白地区,通过手机和互联网的载体,收集信息,提高金融服务在地理层面的渗透性。一是以特色产业或特定区域为示范,以点促面推动手机支付等非现金支付使用率攀升。二是引入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积极探索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及应用,为客户提供点对点的金融资产转移和交易服务,降低整个金融行业的营运成本,从而突破传统的扶贫模式,提高扶贫效率。[5] (四)制定和完善农业优惠政策和调整产业收入税率,加强金融服务机构建设 发展农村特色产业是促进农村产业新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发展农村产业新经济也是新时代经济的要求。我国的农村产业发展,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利用财政支出的职能给予发展农村特色产业的农户一些优惠政策。农村特色产业可以包括:农业新技术的研发、农业转型升级、新种植理念的推广、产业新设备的购置等。这些都可以利用财政资金给予优惠支撑。当然,各地政府在进行财政支出时,需要考虑本省不同区域的特点,不能“一刀切”。财政支出后,也需要政府结合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比如土地管理政策,来对不符合土地流转的不合规不合法问题进行规范,最大地制止农民进行非法土地买卖、转让和使用,将土地利用的实际时间增加,将荒置的土地都能得到充分利用,合法促进土地的买卖和转让。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从封建时代以来,农民一直以来苦于课税的压力,特别是农业税。在2006年,我国取消了农业税,这是中国农业体制改革的一大步。但是一直持续到现在,我国的农业向着产业化转型的道路一直磕磕碰碰,出现许多大大小小的障碍。在转型的过程中,经营税是阻碍产业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这也拉长了农业转型的进程。对于这个情况,政府仍可以根据不同省份,同省的不同地区进行农业税收体系的改革,降低税率或者减少税种。当然,减税并不是意味着放弃课税,如果某地区农业出现生产过剩,仍然可以通过税收的手段进行控制,如提高税率。 最后,政府有必要建设提供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的机构,增强其金融实力,以此来扶持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从当前的市场环境来看,从事金融服务的银行经营模式已经趋于稳定,而且和政府的联系大,受银监会的监管。其最大的优点是银行的信誉较高,可以得到农民的信赖,让农民愿意去接受金融服务的帮助。在储蓄观念较强的农民心中,预支金钱进行投资这件事本身就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银行的权威性可以加快农民的接受速度。但也正因为银行的经营模式稳定,导致在提供政策性金融服务时不会创新,且没有深入农村,在农村设立的网点极少。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银行这类成熟的机构也需要更新自己的经营理念,在制定服务、推广策略的时候要更能与农民的实际生活相结合。比如:多寻求当地政府和村干部的帮助,在农村多设立服务窗口,简化农民办理业务的手续,降低农民选择金融服务的技术门槛。而对于那些不正规的金融机构来说,政府需要加大监督力度,不要给其留有诈骗 农民钱财、利用优惠政策做“保护伞”行投机钻营之事的机会。如果这些金融机构损害到了农业政策性融的信誉,导致政策无法在农村推行,那么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都将蒙受不必要的损失。政府有必要利用自己的调职能和监管职能,加强金融服务机构队伍的建设。[6] 参考文献: [1]颜培丽.惠普金融体系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8(18):29+57. [2]刘亚男. 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影响因素及防控对策研究[D].南京审计大学,2018. [3]赵健. 普惠金融、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户贫困减缓:基于中部六省的经验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0,36(21):11-15. [4]韦际杰.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区域差异研究[J].投资与创业,2021,32(02):22-24. [5]钱海章,陶云清,曹松威,曹雨阳.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37(06):26-46. [6]刘子琪.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农业经济发展问题探析[J].河南农业,2021(11):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