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   中共安庆市委党校

摘要：就地缘空间而言，长三角洲区域包含沪苏浙皖。就文化而言，江南文化是沪苏浙皖共同的精神家园，是长三角洲区域共同的文化符号。长三角江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直至创新，离不开徽商重商主义思想在长三角区域的传播和不断融合。“无徽不成镇”的历史说明徽商在市镇演进与城市群形成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对于现代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不无历史借鉴意义。这促使我们关注徽商文化对于江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在促进长三角区域成为中国富甲天下的进程中，是通过何种途径完成这一文化传承和创新并与江南文化合而为一的。本文试从徽商重商主义思想的徽商文化传播与徽州外部商业文化的融合与创新，来揭示江南文化的地缘与文化的同质化发展。

关键词：长三角一体化；江南文化；徽商文化；文化融合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强调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要增强一体化意识，加强各领域互动合作，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作为长三角发展相对滞后的安徽，如何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全体安徽人民高度关注的问题。安徽省委省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都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积极开展工作，相继出台了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行动计划，体现了安徽人民抓住机遇、务实创新的徽商精神。但是回顾历史，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安徽的发展并没有与长三角其他省市实现同步，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为此，本文试从江南文化同质化的视角分析作为长三角洲区域重商主义的萌发之地，安徽如何重新融入现代意义上的江南文化，这对于安徽融入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并取得后发优势是至关重要的。

一、徽商重商主义建构了江南文化的商业基因

徽州商帮形成于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时期，学术界对此普遍认同，其明显的标志有三：一是经商入贾成为地少人多的徽州社会的风尚，无人不趋之若鹜；二是“无徽不成镇”的现象表明徽商的活动举世瞩目，财富集聚效应溢出；三是作为徽商核心的盐商，几乎垄断了两淮盐业。至此，徽商开始了三百年的兴盛时期直至清末衰落。

对于徽商文化的研究，成果斐然，不一一赘述。但是，学术界至今还没有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揭示徽商文化对于长三角区域的商业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于对于江南地区财富的增长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对此，本文试从徽商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互相作用与影响，来说明徽商重商主义思想对于江南文化形成的重大影响力，以及江南文化反作用于徽商文化，共同促进了现代江南文化在长三角同质化发展的趋势。

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作了精辟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的原理，对于我们从经济运行层面揭示徽商重商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以及随着徽商文化的传播反过来受江南文化的影响，由此推动着江南文化在长三角区域的同质化的进程，有着巨大的理论张力。

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下，受徽州地理与文化双重空间的限制，徽州人被迫走上了外出经商谋求生存之路，因此才有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望外一丢。”的民谣。这一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迫使徽州人思考经商与生存的关系，同时思考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保障经商的合法性和长期性。经年累月的商业实践，萌发了徽商经商富家、经世济民的社会理想，产生了通过商业获取财富的道路是他们立公、立德、立言的基础性路径，因而形成了徽商通过贸易积累财富、富国富民的重商主义思想。同时，经年累月的商业活动，虽然开拓了徽州人的视野，但是受徽州宋明理学根深蒂固的影响，徽州人始终遵循着尊儒的文化传统，成为中国古代尊儒好贾的独特商帮。因此，徽商文化一方面有着商业资本逐利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又保持着耕读传家的农耕文化传统，演绎着特有的中庸儒贾文化。通过大量而广泛的贸易，徽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宏商巨贾层出不穷，给长三角区域带来了空前的财富溢出效应。受徽商财富溢出效应的影响，通过贸易改变人生的风尚，传遍了徽商所及之处，特别是长三角区域。随着南宋政府定都杭州，古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至长江中下游，贸易的活跃与文化的集聚融合，使得徽商重商主义思想深入长三角民间，蕴含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商业活动也因此出现于江南长三角区域。至此，徽商重商主义思想一方面通过财富溢出效应，给长三角区域开启了财富基因突变的大门；另一方面通过南宋政府南迁这一历史机遇，为长三角文化的互相传播与渗透并走向同质化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没有徽商重商主义思想在长三角的传播和徽商财富溢出效应的产生，富足而秀雅的江南文化的形成是不可想象的。

二、江南文化重构了徽商文化的开放与创新

在徽商纵横商海的几百年间，以苏南和浙北环太湖流域的人民也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财富增长的故事。如果说徽商是由于通过贸易获取财富，并以此衍生出自己特有的重商主义文化，那么以苏州、杭州和松江为代表的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地区通过手工业的发展获取财富，也以此衍生出独特的有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生产文化。明末清初，封建政府尚未实行闭关锁国，手工丝织业和手工棉纺织业发达的江南产生了大量的手工作坊，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因此产生。手工业的发达产生了大量的手工业品，江南发达的水系和大运河的互联互通，使得江南的丝绵产品销往国内外。特别是苏杭的精美丝织品的海外输出，成就了江南手工业的发达和丝织品国内外贸易的兴盛。此时，以贸易起家的徽商文化与以手工业起家的开放型的江南文化，在长三角地区实现了相映成趣的双重辉煌，开始了互相的融合与发展。

徽商注重内贸的重商主义思想与重视外贸的江南商业文化思想，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萌发地长三角相遇，大量的江苏丝商、松江棉商、浙江宁波商帮等与徽商一道纵横长三角乃至海外市场。徽商因此改革了自己的贸易思维，不再拘泥于依靠官府获得盐业垄断而从事商业活动，而是向江南商业文化学习创新，特别是江南文化的开放与精细启迪了徽商，拓展了商业经营的范围，向商业的进一步分工与合作展开了成分地挖掘。除了盐商垄断盐业领域，徽商资本向茶叶出口领域、典当金融领域和陶瓷高岭土矿产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辐射，一时间大大拓展了徽商商帮的经营范围，使得徽商重商主义思想在长三角区域内乃至域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没有工业化的时代，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徽商在重商主义思想的浸润中依然获得了商业上巨大的成功，这不得不说是江南手工业文化赋予了徽商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所致。

史载徽州茶商“商盐除外，唯茶北达燕京，南至广粤，获得颇赊”^①。此外，徽州茶商的足迹还遍及东北、西北和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受江南商业文化开放贸易的影响，徽州茶商通过广州通商口岸向国外出口了大量的徽州松萝茶。到光绪年间“徽茶内销不及十分之一二，外销者常及十分之八九”，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外销的红、绿徽茶11万引，约1320万斤^②。除了徽州茶商，我们不得不提及徽州的金融典当业。在马克思最经典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第（83）注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东方人就是安徽歙县人，是货币方面的专家，可见徽州人当时的金融思想之先进。据史料记载，“经商和放债是徽商赖以生财的两个主要手段。他们放债的主要方式则是经营典当业。明清时期徽人开设的典肆遍布全国，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资本之巨，都是其他商帮所难以比拟的”^③。由此可见，徽商重商主义思想与江南手工业文化的碰撞，不仅开启了徽商重商主义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还促进了徽商的商业模式能够与时俱进，进而进一步推动了徽商文化在除了商业领域以外更广泛的传播和创新。

与此同时，江南手工业文化传统中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给徽州商帮的会馆文化和行业与公所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使得徽商在一如既往的纵向关注宗亲与血缘组织自己的商业团队的同时，充分加强了不同行业之间横向的合作与分工。徽州会馆文化基于地缘和亲缘，三观认同度高，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企业的内部团结，极大的减少了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提高了徽州商帮特定团体的效率。江南手工业精细的分工和协作，增加了江南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财富积累，启发了徽商加强徽商的行会和公所建设，由于地缘与人缘的缘故，基于同乡和宗亲，为了保护本行业商人的利益不受侵犯，徽商创立了有浓厚地缘色彩的业缘组织各徽州行会和公所。所以，徽商在企业制度创新上，通过徽州会馆这一亲缘组织与行会和公所这一业缘组织的组合，减少了组织内部交易费用，织成了基于互联互通的人际网络和商业网络。在资本没有条件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条件下，徽商资本在封建时代通过吸收江南手工业文化的精华，集成了徽商各种形式的资本，在那个时代通过贸易实现了商业资本投资收益最大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徽商重商主义思想在长三角洲区域的扩散，就没有长三角洲发达的商业文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没有江南手工业文化中分工与协作的溢出效应，徽商商帮的组织架构也不会是一种交易费用递减式的结构。因此，徽商文化之于江南文化而言，是重商主义商贸行动的先行者，而江南文化之于徽商文化而言是传承者和发展者。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徽商文化已然融入了现代意义上的江南文化，变得更加现代化、更加自信。

三、安徽主动以文化融入长三角博取后发优势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9年5月13日会议，审议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会议强调，把长三角洲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抓好统筹协调、细化落实，把《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任务分解落实，明确责任主体。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要增强一体化意识，加强各领域互动合作，扎实推进长三角洲一体化发展。由此可见，三省一市增强一体化意识，突破行政区划的分割约束，创新体制机制，是完成党中央战略部署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长三角洲区域地缘相近、文化相同、人缘相亲，是长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最牢固的自然与人文基础，其中文化相同或文化的同质化演进最为重要，这是长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的价值基础和长期化支撑要素。

作为长三角洲一体化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安徽在沪苏浙皖中既有互补性，也有差异性。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安徽在一轮一轮的改革中奋勇当先，表现出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取得了丰硕的改革成果。但是，和长三角区域其他省市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始落后了，尤其是在文化自信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自信，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作出许多深刻阐述。

徽商文化从文化自信的角度看，它已远远超出了安徽地域。如前所述徽商文化的重商主义思想早已深入长三角洲区域各个角落，成为长三角洲区域乃至以外的一种中国式的商业文明，散发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经济思想光辉，亦儒亦商的徽商形象历久弥坚。因此，三省一市文化上的同质化发展，历史地延续着、传承着，我们都是长三角洲的主人，都有高质量完成长三角洲一体化发展的义务和责任。为此，作为安徽的一分子，笔者认为安徽在树立长三角洲主人翁意识方面应该加强建设。

之所以要增强安徽在长三角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主人翁意识，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认识。一是历次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的颁布与实施，在安徽总会出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政策传导错位，使得政府与市场反应不一、中央与地方反应不一、官员与百姓反应不一、理论与实践不一。这一认识上的不统一、不同步，最终会造成行动的不统一，顶层设计因此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执行，政策效应因此大打折扣；二是安徽作为长三角的后花园，工业化的结构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略显单一，与长三角其他省市相比差距较大。因此，安徽高质量发展中遇到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行政区划与区域治理的两难，不仅突出而且很难得以通过常规方式解决；三是地理意义上以淮河为分界线的“皖北”与“皖南”，两者的巨大的空间经济差异历史性的存在，使得安徽全省经济协同发展面临不可预期的挑战；四是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安徽经济发展上始终扮演着“追赶着”和“后来者”的角色，逐渐产生出一种缺乏动力的悲观心态。从转换动能的视角看，之所以出现以上主观或客观的一些现象，文化上的不自信或躺在辉煌的历史画卷上，也许是造成这一不自信的根源，对此，安徽人民必须主动放下历史包袱，轻装上阵。

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安徽，安徽既是江南文化的塑造者，也是江南文化的受益者。历史将安徽再一次推到了国家发展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这次机会，焕发出安徽人民再次创造历史的动力。为此，我们必须首先认同徽商文化已经历史地融入了江南文化，我们的文化特质也早已与长三角洲的文化发展融为一体了。因此，我们应该进行差异化协同，创新式发展，既不跟从更不盲从。从安徽的实际出发，笔者以为安徽应该在创新驱动、生态发展和扬弃文化传统方面有所创新、有所作为。在创新驱动方面，利用全国三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一的合肥地缘优势，发挥长三角洲科创共同体骨干作用，引领未来科技创新；在生态发展方面，利用皖西、皖南优质绿色资源，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论，打造未来的”东方瑞士“和绿色创新；在传承江南文化方面，弘扬徽商文化的先进成分，开放包容，务实创新，主动与沪苏浙三巨头共建协商平台，主动全域开放安徽。

总之，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从徽商重商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实践，以及与江南文化的交叉融合角度看，历史已经清晰地表明，忘记自己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因此禁锢自己的思想，束缚自己前进的步伐，从而失去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注释：

①民国·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

②《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二。

③王廷元《徽州典商述论》，载《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方盛良.清代扬州徽商与东南地区文化艺术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沈垚.落帆楼文集[M].吴兴：嘉业堂丛书本,1918：卷二十四.

[3]歙县汪氏统宗谱[Z].明刻本：卷一百一十六.

[4]姚伟.明清徽商在皖江流域的商业经营与社会公益活动[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1):45-50.

[5]李琳琦.徽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心理探析[J].历史档案,1995(12):7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