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赵粲  李海玲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校级社科一般项目：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YJY-2020-05）；2020年度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滁州市农村电商与电商物流企业联动发展的结构性改革研究》项目编号:SK2020A0763。

摘要：新冠疫情爆发，让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通过选择中国31个省份2010-2018年相关数据构建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与城镇化质量之间的关系发现：（1）环境规制与城镇化质量存在“U型”曲线关系，二者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且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2）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可以有效地促进城镇化质量提高。（3）目前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并不能促进城镇化质量的提高。根据这些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规制；城镇化质量；面板模型

一、引言

新世纪以来，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繁出现。2020年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国，再一次让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过去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只会带来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恶化（阮陆宁等，2017）^[1]。生态环境治理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也是促进城镇化进程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何慧爽，2015）^[2]。但是随着今年疫情的影响，各类企业停产停工、失业人数激增，地区封闭式管理使得区域之间互通交流受到极大的限制。城镇化质量包括了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空间等因素，而疫情对于区域间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等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在目前企业逐渐复工复产的大环境下，环境规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治理成本从而降低利润空间（刘海英等，2018）^[3]，从而不利于经济复苏。因此本文有必要研究在新型冠状病毒背景下环境规制与城镇化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期更好地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同时为以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检验借鉴。

目前针对环境规制与城镇化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着手。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认为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即存在一个门槛值，只有超过这个门槛值才能实现产业升级，提高城镇化质量（傅京燕，2010；原毅军等，2014）^[4-5]。但是目前我国环境规制强度仍处在“U型”曲线的左边，环境规制会抑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姚从容，2016）^[6]。除此以外，也有学者指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一种耦合关系。如崔学刚等（2018）以京津冀城市群为样本通过协调性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和城镇化质量在时空格局上呈现高度吻合的现象^[7]；王银芳和郑庆昌（2019）以中部六省为例研究发现二者在时空维度上均存在上升趋势，但协调性不足^[8]。因此从已有研究来看，目前关于环境规制与城镇化质量关系之间的研究并不多，大多只是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间接说明二者关系。仅有的直接研究也只是从相关性的角度说明二者存在某种相关关系，但是没能具体说明环境规制对于城镇化质量提高的作用如何。因此本文以省级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和城镇化质量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具体说明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提高的影响，以期能更好的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也希望在以后更好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冲击。

二、研究设计与假设

已有研究已经表明环境规制与城镇化质量存在相关关系，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依赖于内部各个要素的协调发展。单纯的人口增加或者经济增长都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一方面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成本，降低利润空间从而影响企业竞争力和规模扩大；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技术，转变生产方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换个角度来看，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比重增加会加大污染物的排放，从而不利于环境规制。因此，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与城镇化质量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且二者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多重共线性检验

由于本文所构建的城镇化质量指标是一个基于熵值法的综合指标，因此模型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通过使用膨胀因子检验法测算模型的膨胀因子值vif，通过使用stata14.0测算，该模型膨胀因子平均值为0.27，小于经验值2，膨胀因子最大的为7.12，小于经验值10，因此可以认为该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防止异方差问题，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从表1的检验结果来看，在两种检验方式下各变量的检验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认为本文所构建的模型不存在伪回归现象。

表1  单位根检验

注：***、**、*分别表示通过了1%、5%、10%的显著性检验

（三）回归分析

本文选用的为省际面板数据，因此选择使用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为了验证环境规制与城镇化质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环境规制强度的平方项（er²）。从豪斯曼检验的结果来看，豪斯曼检验值为12.30，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拒绝使用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本文选择使用面板模型固定效应。

从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强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目前环境规制对于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目前我国城镇化主要体现为人口城镇化，城镇化质量不高。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越容易加重城市内部企业治理成本，从而降低其利润空间，进而导致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减少。同时区域内基础设施水平的不完善，会导致生产生活污染排放物的增加，仅靠环境规制难以消除，从而不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可从环境规制的平方项来看，其回归结果为正数，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不是一成不变的，二者存在一定的“U型”关系。即在城镇化前期，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越容易抑制城镇化质量提高；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越容易促进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内部配套设施得以完善、人口素质得到提高、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调整，这时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容易促进企业提高技术水平，从而减少生产生活污染物排放，促进城镇化质量水平提高。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均大于0，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可以有效促进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可以促使传统农业经济解体，促进工业化进程和人口集中，从而有利于城镇化质量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可以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可以刺激当地出口和消费的增加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城镇化发展。从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来看，二者回归系数虽然大于0，但是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目前人力资本和先进技术水平在我国还是比较匮乏的，其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难以得到发挥。

为了保证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通过对模型重新进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从而进行稳健性检验。从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的回归结果来看，各主要变量无论是回归系数的符号还是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大的变动，因此本文认为所构建得面板模型是稳健的。

表2  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通过了1%、5%、10%的显著性检验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环境规制与城镇化质量之间是存在相互关系的。一方面环境规制可以促进城市内部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改善。另一方面城镇化质量提高反映了人口素质和企业治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因此本文猜想环境规制和城镇化质量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通过对二者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二者检验值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表3  格兰杰因果检验

注：括号内为p值，***、**、*分别表示通过1%、5%、10%的显著性检验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新冠病毒的爆发，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证分析环境规制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城镇化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U型”曲线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对于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环境规制可以有效地促进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且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促进城镇化质量提高；而鉴于目前我国人力资本和先进技术水平的匮乏，这二者对城镇化质量的促进作用难以得到发挥。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设定绿色发展的目标，通过制定和完善行业准入规则，在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淘汰落后产能。大力推动城镇化进程，通过改造产业布局，确保产业布局合理，提高产业链附加值，尽快度过环境规制抑制城镇化质量的阶段。同时针对不同阶段要制定差异化、动态化的环境规制措施，充分发挥其对城镇化质量提高的促进作用。其次，充分发挥投资对城镇化质量提高的作用，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改造落后产业，提高产业生产率，减少能耗和污染排放。最后，还需要突破目前的制约性因素，通过制定人才引进计划，吸引优秀人才，加快人力资本向生产力的转化，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促进城镇化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阮陆宁,曾畅,熊玉莹.环境规制能否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长江经济带的GMM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7,37(05):104-111.

[2]何慧爽.环境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中国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34(01):105-110.

[3]刘海英,尚晶,王殿武.中国省际节能与环保一致性及影响因素研究[J].资源科学,2018,40(12):2438-2450.

[4]傅京燕,李丽莎.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J].管理世界,2010(10):87-98+187

[5]原毅军,谢荣辉.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4(08):57-69.

[6]姚从容.产业转移、环境规制与污染集聚:基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变动的分析[J].广东社会科学,2016(05):43-54.

[7]崔学刚,方创琳,张蔷.京津冀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性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18,33(04):563-575.

[8]王银芳,郑庆昌.中部六省环境规制强度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协调性分析[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7(03):86-94.

[9]郑金铃.分权视角下的环境规制竞争与产业结构调整[J].当代经济科学,2016,38(01):77-8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