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凡 高文君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7年度温州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温州模式的创新与发展研究》课题成果。

摘要：温州模式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模式，她充分体现了民营企业的作用及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近年来，温州地区出现实体经济衰落、资本泡沫化严重、民营企业外迁、产业空心化等现状，导致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陷入了困境，温州模式也遭到了专家学者们的质疑。由此可见温州模式也必须与时俱进地进行转型并创新发展，温州应该利用其雄厚的原始资本积累，挖掘其历史积淀下来的传统人文精神，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打造现代服务型政府，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以实现温州模式的新发展。

关键词：温州模式；困境；创新发展；路径

温州模式作为我国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模式，其发展路程经历了各种风雨，也承受着不同的评价。由于温州模式存在着诸如资源瓶颈、区位劣势、趋利式意识形态与市场行为短期化、族群型组织形式与民营企业封闭化以及需求诱致型政府行为与公共产品滞后化等内在缺陷，因此对温州模式的再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分析、论证与评价，也是对区域经济发展历程与主要特点的总结和反思，更是温州模式创新与发展的需要。

一、温州模式面临的困境

（一）实体经济衰落与资本泡沫化

虚拟经济高利润高回报，与实体经济形成反差。近年来，随着新《劳动法》的实施加上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人民币升值以及银行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不够，温州企业的用工成本逐年上涨，而企业利润逐年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国包括温州在内的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房开公司及炒房大军赚得盆满钵满。受资本逐利的驱动，温州原来一些靠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为主体的企业开始逐步脱实向虚，把资金大量转向房地产、资源投机、金融借贷等领域。温州的企业以中小为主，在银行金融支持不力的情况下，加上温州经济仍未摆脱传统路径依，因此民间借贷或者“抬会”成为温州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且利率水平不断升高，如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平均利率达25-30%，个别短期利率甚至超过50%。其实，温州自本世纪初开始，给外界的印象可以用“炒”来概括：如2000年的“炒房”，2004 年至2008 年的“炒煤”，2009 年又开始在海南炒“国际旅游岛”；2011年房地产政策调控

和银根紧缩政策，温州民间资本又开始疯狂“炒钱”，许多企业放下实体主业，开始成立各种名目的担保公司，使得温州民间借贷利率不断高涨，甚至不少企业将银行所借的钱投向担保公司，以获取20%以上的利差。而坚持实体经济的企业步履维艰。可以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的关键原因在于高回报导致资本在虚拟领域过度循环和过度膨胀。

（二）企业外迁与区域内产业空心化

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包括美国也曾一度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因此，近几年美国提出“再工业化”的口号，目的是重新使美国经济实体化。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温州经济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严重问题，产业空心化尤为突出，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大量企业外迁，尤其是一些大企业的总部纷纷迁到杭州、上海、北京。这些企业的外迁，带走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税收和资源，对温州其他企业的影响巨大，已经不可避免的出现仿效现象，严重影响温州经济的发展后劲。

产生企业外迁与区域内产业空心化原因很多，总体上看是温州整体投资环境不佳，具体概括为如下几方面：一是城市品位不高，平台不大。温州目前给人们的形象仍然是：产业结构“低小散”，而且家族企业居多，不需要高学历的管理、金融、技术类人才，工资待遇不高，没有大的发展前途。同时温州整体城市环境、城市品位、人才发展坏境较杭宁差距较大，有人说温州是“三线城市工资，二线城市环境，一线城市消费”。加上人情文化复杂，生活成本虚高，在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都无吸引各类人才的特别之处。二是人才规模总体不足。温州是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但其人才的整体数量较杭宁两地差距较大。三是人才引进政策滞后，重视中低端、高技能人才不够。随着温州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的发展，中低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规模偏小、缺口日益扩大。

以鞋业为例：据统计，制鞋业在温州经济发展的高峰期曾有6000家以上，而截止2015年鞋企数量跌至近2000家，其中外迁比例相当大。一些有实力的大企业虽然现在总部还留在温州，但他们早已在江西、四川、安徽等地区建立了生产基地，大部分制造环节都直接在新基地完成。生产基地和企业总部的外迁都给温州的产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没有众多企业作为温州经济发展的坚实后盾，温州经济何以为继。

二、温州模式的固有优势及其内在生命力

尽管温州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困难和问题，但温州模式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探索路子并没有过时，温州模式所固有的优势和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仍然是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

（一）资本原始积累雄厚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当属全国民间资本积累雄厚的区域之首。当然温州市场繁荣、财富雄厚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各种不同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故事和个案。温州人的“第一捅金”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以“四千精神”走遍全国每个角落的“供销大军”，他们为温州以后的发展带来了原始资金，同时更重要是带来全国各地不同的经济和产品信息以及市场商机。在商品短缺的年代，温州资本利用家庭作坊起步，靠前店后厂完成了资本的积累，许多后来成为温州非常著名的企业和企业家都是从不起眼的小作坊和他们的家族企业走出来的。

在全国民间资本阵营中，温州资本这一“草根经济”下的“草根金融”始终表现出了先知先觉的过人之处，作为经济民营化力量的标杆，经过原始积累的艰辛和扩张延伸的阵痛过程之后，经过一次又一次舆论力量的历炼之后，温州资本还会执着理性地寻找新的流通渠道，而社会也会在对其做出客观的评价中释放出最大限度的包容。

（二）传统人文精神深厚

温州深厚的传统人文精神不仅来源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例如吃苦耐劳、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等精神，而且也渊源于温州优秀的传统区域文化遗产，例如以南宋时期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主张事功、经世致用，强调工商皆本，倡导功利与仁义并存的价值观，批判董仲舒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思想和朱熹脱离事功空谈心性的倾向。在永嘉学派义利并举的重商主义文化的熏陶下，温州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直接影响了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励着温州人的商业潜能，对温州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加之，温州地理位置濒海临江,历史上曾三次被辟为对外开放口岸，温州地区人多地少，自然资源十分匮乏，在生存环境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温州人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传统人文精神，创造了脱贫致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今天，温州人文精神依然是其突破困境、再创辉煌的一大财富。

1、敢于闯荡、敢为人先、勇于创新

温州全市将近900万人，大约200万人分布在全国各地，还有6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欧洲的法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等国随处可见的中国餐馆大都为温州人所开，据温州统战部初步统计，温州人在世界70个国家和地区都留下了足迹，他们在全国各地及世界许多地方复制了“温州模式”，建立了温州城、温州村、温州商城等，形成了强大的销售网络。正是温州人敢于闯荡、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使其开拓了国内外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地上赢得了先机。

2、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改革开放前的温州是一个经济社会十分落后的地方，国家对温州的投入非常少，从解放到1979年，国家给温州的投资只有5.95亿元。但是，温州人具备所谓的“四千精神”即“走过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和“既可以睡地板，也可以当老板”的精神，确实蕴含着温州人自力更生、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另外，温州经济一开始就不是计划经济，它是大众经济和草根经济的代表，是具有自发性的自主经济。这也是温州人从不受命运摆布，不消极依靠国家求生存，凭借着其创业精神不断地释放自己潜能的典型表现。

3、善于亲和、乐于抱团

温州人不但具有理想、创业、富裕、文明、服务的价值理念，更有着爱国、爱乡的价值理念。有人曾经比喻温州人与东北人比较接近，大气、豪爽、讲义气、重感情，但是温州人与东北人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就是温州人比较抱团。在这一点上倒是有点像日本人，如果撇开仇日情结，日本人在抱团方面的确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几个温州人碰到一起，哪怕原来根本互不相识，但只要开口一句温州话，就可以一下子拉近他们的距离，然后很快发展友谊，为以后的生意往来或者互相帮忙解决困难打下良好基础。

4、善于求变、敢于求异

费孝通先生曾这样描述温州人开始创业时的情景：“温州原来是个穷地方，人多地少，单靠农业连饱都难以维持。当地农民就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如木匠、裁缝、修鞋、弹棉花等。一时浙江人满天飞，远到边区的小镇上都有他们的足迹”，温州土地资源非常缺乏，平均耕地不到0.5亩，除了钒矿，温州其他矿产资源几乎为零，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温州人敢于求异、积极变通，努力开拓，形成了“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会出现温州人”的独特局面。温州人求变求异的思维对于社会进步、区域发展尤其是对当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的开创仍有着借鉴作用。

三、温州模式的转型、创新发展的路径思考

在温州模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当时的邓小平理论为温州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指导。今天，温州模式的创新、发展也需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一）坚持温州定位自信，发挥温州模式的 “探路者”的作用。

温州模式的形成发展，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排头兵”和“探路者”，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温州要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大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温州的新探索、新实践。温州地位自信的底气来自十九大报告，比如报告提出“坚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所有这些重要论断对温州都有极大的针对性，都是温州模式创新发展的根本遵循，为发展民营企业和实体经济指明方向。报告同时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温州的发展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的缩影，主要矛盾在温州的表现尤为突出，如温州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东西贫富差距问题，当前温州有集体经济薄弱村1707个，占浙江省1/4等。温州模式的创新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环境，温州应该充分利用目前作为“全国金融改革试验区”等数十个国家级改革试验区的有利时机，大胆探索、勇于突破，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主要矛盾作为温州模式创新、突破的主攻方向，继续发挥温州模式的 “排头兵”、“探路者”的作用，通过大胆试验，总结出有规律性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可以说温州模式的创新探索也可以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丰富、生动的实践素材。

（二）实现政府职能转型，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政策环境

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当前要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落实到民营企业方面，政府的政策环境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创新温州模式，地方政府一是要转变行政观念，树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观念。坚持民本位、社会本位的思想，突出服务理念，努力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来。二是要更加注重和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大力加强城市环境、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建设。同时要弱化GDP增长的考核，更多地关注公共服务水平与公共服务覆盖面的考核，切实保证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三是要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需要在按照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开透明、廉洁高效的要求积极创造条件，支持社会组织广泛地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积极探索政社合作机制。

（三）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促进传统封闭式家族企业的现代化转型

封闭的家族式企业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是温州民营企业的重要特征，家族式企业由本家族的人员进行经营管理，管理者的个人综合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族企业的高度。因此，温州民营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改善传统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和发展理念，实现自己的转型发展。

首先，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包括股权激励、赋权激励和文化激励。一方面是鼓励经理人入股，培养代理人的忠诚度。在温州企业里，股权激励实质上是一种资产信用和地位的象征，代理人完成设定的各项目标，得到约定比例的利润分红，不仅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也符合了“置业”的心理；另一方面，对于在技术创新、企业变革等关键性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核心员工，家族企业应重视他们本身的巨大价值，聘请专家对其作出的贡献进行价值评估，并将其纳入企业现有的股份，使核心员工也成为企业的所有者。

其次，要改革家族企业的用人制度和人才培养机制。温州家族企业的用人随意性强，目前的经理人制度在温州严重水土不服，许多外来的经理人都面临与企业主的磨合适应问题。同时，随着温州第一代企业家年龄逐步增大面临第二代接班问题。因此要拓展培养渠道，建立一个有利于企业家脱颖而出的温商培育培训机制。

再次，要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按照资本市场发展的主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公司做大做强的趋势。事实上，“股份合作”一词最早在我国企业出现正是在温州，如果说当年温州企业正是创造“股份合作制”使温州走出了一条发展之路，那么今天温州企业要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必须多多“上市”，即利用资本市场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迫使温州企业家走出家族制，走出农民意识。

最后，温州家族企业要发挥温州人精神，大胆走出去。以传统制造业起家的温州企业，急需通过技术改造和走出去进行产品和企业的转型升级。在温州经济停滞和不景气的情况下，企业要树立国际思维，眼光向外，多向跨国公司和世界500强企业及其子公司学习，引进它们先进的管理、技术、品牌，改造自身产品结构，使企业转型升级。要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到境外投资建厂，把加工生产转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不发达国家，如非洲、拉丁美洲等，再出口到欧盟，实现在与国际经济的互接互补中达到共赢。

（四）发展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利用社会组织参与创新社会基层治理已成为当下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与共识。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决策，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添柴加薪。在温州民营经济迅速崛起的进程中，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随之涌现，它们在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承接政府放权，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挥服务、管理、协调、沟通等多方面的功能。如参与政府决策，维护社会稳定；整合行业资源，服务市场竞争；推行行业自律，规范市场秩序；应对贸易壁垒，维护行业权益；打造区域品牌，创建产业基地等作用。

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在西方国家比较成熟，它们在创新基层治理方面都有很好的经验和做法。温州作为全国社会组织率先发展的典型地区，应借鉴其成功之处，大力加强和发展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通过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互动、合作平台建设，让行业协会充分发挥“政府社会职能转移的促进者与主要承接者”的功能，最终促进温州经济社会建设，再创温州模式的辉煌。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从实求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2.

[2]习近平: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