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加菊  

（曲靖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云南 曲靖 655000）

摘要：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商业经济模式面临深刻重构。本文基于技术驱动、市场需求与政策引导三大视角，系统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商业模式的影响机理，归纳了其演变趋势与创新路径，并指出当前面临的技术瓶颈、制度约束与竞争失衡等问题。通过多维度分析，提出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旨在为企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经济；模式创新；演变

  数字经济作为新时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正引发传统商业模式的系统性变革。数据、技术与平台的深度融合，推动企业在价值创造、组织架构与市场响应方面不断重构。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激烈竞争，商业模式的创新已成为企业获取持续竞争力的关键路径。本文以数字经济为研究背景，聚焦商业模式的影响因素、演变趋势与现实挑战，试图厘清其逻辑机制，并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建议，以回应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现实需求。

  一、数字经济对传统商业经济模式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浪潮，正以全方位+深层次的方式冲击着传统商业经济模式。这种冲击不是局部的微调，而是涉及市场规则、企业运作逻辑、消费互动方式的系统性变革。从交易场景到价值创造，从组织架构到决策机制，传统模式中固化的环节都在数字技术的渗透下被重新定义，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征与趋势。

（一）对市场竞争格局的影响

数字经济重塑传统市场竞争格局，核心是地域限制的瓦解。过去企业依托线下渠道形成的地域 “护城河”，在数字技术下逐渐失效。如中国石油，借助数字化营销平台打破地域边界，海外客户可在线获取油气产品信息并下单，市场从区域拓展至全球。

行业壁垒也在松动。中国电子旗下中小企业，利用云计算降低研发成本，通过大数据把握市场需求，以低成本切入领域。以往需大量资金构建的技术体系，如今借云平台即可获取，打破了传统壁垒。

竞争主体构成变化明显。中国移动在通信业务外拓展数字平台，凭技术与用户基础提供云服务等，给传统科技企业带来非对称压力。中国宝武钢铁用大数据优化生产，快速响应钢材多样化需求，市场份额更迭加快，比拼的是数据应用与资源整合效率。

（二）对企业运营模式的影响

传统“金字塔”式架构被数字技术调整。国家电网过去层级多、决策慢，数字化转型后向扁平化转变，基层借数据系统参与决策，常规业务决策周期从数周缩至数天，提升了沟通与反应效率。

生产环节，国企从预测式转向按需生产。中国中车实时采集轨道交通需求数据，反向指导供应链，用大数据与智能系统实现精准采购、灵活排产，库存周转率提高，避免了积压与过剩。

营销端，中国旅游集团从“广撒网”转为精准触达。整合用户数据构建标签体系，聚焦高价值客群投放资源，营销成本占比下降，效果提升显著。

（三）对消费者行为与需求的影响

消费者获取信息从被动接收转为主动搜索+社交验证，传统广告影响力弱化。中国医药推广新药时，患者会在线上平台查信息、参考社群反馈再做选择。

中国一汽推新车型时，消费者决策成线上比价—社群咨询—线下体验—复购分享的闭环，各环节都影响选择。

需求上，消费者从接受标准化转向定制化。中国建筑在商业地产项目中，按企业需求定制设计与服务。中国工商银行的手机银行实时互动、快速响应，加数据安全保障，成消费决策重要依据。

二、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经济模式创新的驱动力

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的创新，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既包括技术突破带来的可能性，也涵盖市场需求催生的必然性，更有政策环境提供的方向性 —— 三者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商业模式迭代的底层逻辑，推动着商业形态不断向更高效率、更优体验的方向演进。

（一）技术创新驱动

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时代对商业模式的变革作用，已渗透到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不断推进的数据资产化进程，使得企业内部生成的各类运营信息（如用户行为轨迹、生产流程记录）与外部获取的环境信息（如行业变动情况、政策调整内容）相互融合应用，让商业决策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 从以往依赖经验积累的直觉判断，转向基于数据建模+实时校验的科学决策体系。传统模式中需要数周才能完成的市场分析工作，在实时数据处理技术的支持下，可压缩至数小时内完成，结果的精准度也有了明显提升。

持续下降的算力成本为技术的普及应用提供了基础条件。这一变化直接降低了中小企业在技术应用方面的门槛，原本因资金限制无法涉足的先进技术领域，现在可以通过云端服务的形式获取，技术应用的推广速度显著加快。区块链技术所具备的分布式记账特性，从机制上解决了跨主体协作过程中的信任问题，使传统模式中依赖第三方机构的担保流程，转变为基于代码的自动执行机制，履约过程的效率得到提升，纠纷出现的概率也有所下降。

此外，技术迭代的加速效应表现明显，5G与物联网技术的融合应用，使大幅度缩短了设备之间数据传输的延迟时间，这种技术上的突破直接推动商业模式向实时响应的方向转型。企业在技术方面的投入强度与市场竞争力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如果不能保持一定比例的技术投入，其在市场中的地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出现波动。这种压力促使企业将技术研发与商业模式设计进行深度结合，形成技术突破—模式调整—市场反馈—技术再优化的循环机制，而非将技术看作独立于商业模式之外的工具^[1]。

（二）市场需求拉动

消费者行为的数字化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创造路径。信息获取门槛的大幅降低，使得传统商业模式中依靠信息不对称形成的溢价空间不断缩小。消费者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包括原材料的来源、生产工艺的标准、售后保障的条款等），此种透明化的趋势迫使企业重新调整信息披露与差异化竞争之间的平衡关系。

需求的“颗粒化”特征越来越显著，由之前“满足群体的共性需求”逐渐转为“适配个体的多元场景需求”。用户对于参与权的诉求，已经从附加的选项变成了核心需求，不再被动地接受产品或服务，而是希望参与从设计到售后的整个流程环节。建立用户参与机制的商业主体，其用户的稳定程度相对传统模式更高。

“即时响应”成为了基本的服务标准，如果咨询反馈出现超过一定时间的延迟，会导致用户流失的概率明显上升，这一现象推动企业将“快速迭代”纳入服务体系，部分领域甚至已经出现了“按小时”计算的服务优化周期。消费决策过程中各因素的权重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产品功能本身在决策因素中的占比有所下降，而数据安全保障力度、服务响应速度、个性化方案匹配度等因素的合计占比则有所上升。

（三）政策环境引导

政策在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双向调控作用十分显著，形成了激励+规范的双重机制。在激励层面，国家层面设立的数字经济试验区相关政策，为区域内的企业提供了包含税收优惠、用地保障、融资便利等在内的组合支持。试验区内注册的数字经济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可享受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同时还能申请一定额度的研发费用补贴。地方政府推行的数字化转型券制度，其发放规模不断扩大，直接降低了企业在技术改造方面的资金门槛，中小企业的申领覆盖范围较广，多数申领企业将资金用于商业模式的优化。

在规范层面，相关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实施后，明确划分了数据收集、使用、流转过程中的法律边界。企业如果违反有关生物识别数据收集的规定，会面临相应的处罚，这一约束促使企业将数据获取朝着最小必要+明确授权的精准模式转变。行业内数据合规方面的成本有所增加，但用户的信任程度也同步得到了提升。

跨部门协同政策打破了传统的监管壁垒，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全面打通后，企业开办流程所需时间极大缩短，这种行政效率的提升直接催生了轻资产+快周转的新型创业模式。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的范围持续扩大，已覆盖气象、交通等多个类别的基础数据，为企业开发公共数据+商业数据融合应用的商业模式提供了基础支撑。

针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政策提前布局了沙盒监管机制，允许企业在可控的范围内对创新模式进行测试。通过该机制实现商业模式落地的企业数量较多，其创新过程中的失败概率较传统模式更低^[2]。

三、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经济模式的演变趋势

数字经济的深化发展，正推动商业经济模式发生系统性演变。这种演变不是偶然的局部调整，而是技术变革、需求升级、竞争加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在模式结构、开放程度、价值创造逻辑等多个维度，呈现出与传统模式截然不同的特征与方向。

（一）从单一商业模式向多元化商业模式转变

传统商业环境中，企业的商业模式往往呈现单一化特征 —— 聚焦某一特定产品或服务领域，收入来源集中于核心业务，资源配置也围绕单一链条展开。该模式在市场稳定、需求明确的环境下可实现高效运转，但面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市场波动与需求分化，其抗风险能力薄弱的问题逐渐凸显。

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企业朝着多元化商业模式转型，此种转变体现在多个维度：业务范围从单一领域深耕扩展至相关领域延伸+跨界布局，既保留核心业务优势，又通过关联业务形成互补；收入结构从产品销售为主转向产品+服务+数据的复合收入体系，比如在基础业务外增加定制化服务、数据增值服务等；资源整合方式也从内部闭环管理变为内外部资源联动，通过共享、合作等方式利用外部技术、渠道等资源，降低单一业务依赖带来的风险。

上述转型的核心动力，源于碎片化+动态化的市场需求—— 消费者不再满足于单一解决方案，而期待一站式、场景化的综合服务；同时，竞争的加剧也迫使企业借助多元化布局抢占更多市场触点，形成 “东方不亮西方亮” 的弹性结构。企业需注意在转型过程中，要平衡多元拓展与核心能力的关系，避免盲目扩张导致资源分散^[3]。

（二）从封闭型商业模式向开放型商业模式转变

自给自足是封闭型商业模式的典型特征—— 企业倾向于掌控价值链的大部分环节，从研发、生产到销售多由内部完成，与外部主体的协作局限于简单的上下游交易，信息、技术、资源的流通被严格限制在企业边界内。虽然此种模式可以保障控制力，但也导致创新缓慢、效率偏低，难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快速变化。

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逐渐向开放型转变，其核心是资源共享+协同共赢。企业不再追求全链条掌控，而是借助搭建开放平台、共享核心能力（如技术接口、数据中台）、引入外部合作伙伴等方式，构建多方参与的生态体系。比如，通过开放API接口接入第三方开发者，丰富自身服务场景；与上下游企业共建数据共享机制，优化供应链响应速度；甚至邀请用户参与产品迭代，将外部创意转化为内部创新动力。

这种底层逻辑的转变，在于数字技术打破了封闭的技术壁垒与组织边界 —— 云计算让中小服务商能低成本使用先进技术，大数据让跨主体协作有了数据基础，区块链则建立了可信的合作机制。开放型模式通过聚合分散资源、激发网络效应，实现整体效率提升，同时降低个体创新成本，最终产生“1+1>2”的协同效应^[4]。

（三）从线性价值创造向网络价值创造转变

传统商业的价值创造多遵循线性逻辑—— 以企业为中心，从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到分销渠道、终端消费，形成单向流动的价值链，价值沿着固定链条逐级传递，消费者仅作为价值接收端存在，很少参与创造过程。此种模式下，价值创造的效率及范围受链条长度、各环节衔接能力的影响。

数字经济推动价值创造向网络形态演变的核心在于多主体互动+动态协同。在这种模式中，价值创造不再依赖单一链条，而是由企业、供应商、用户、合作伙伴、第三方服务者等多个主体构成网状结构，各主体采取数据流通、实时反馈、资源互换等方式互动，且价值也在持续互动中不断生成。

比如，用户的使用数据可直接反馈给研发端，指导产品优化；供应商通过接入企业的实时需求数据，调整生产计划；合作伙伴提供的互补性服务，则可延伸企业的价值场景。此种网络型创造方式，打破了传统的生产—消费的割裂，让每个参与者都成为价值的创造者+传递者+受益者，价值流动方向也从单向变为多向，显著提升了价值的创作效率及多样性。上述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数字技术所构建的实时连接+数据共享机制，使得分散的主体能低成本、高效率地参与到价值创造网络中^[5]。

四、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经济模式创新面临的挑战

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创新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技术迭代、需求升级的背后，潜藏着多重复杂挑战 —— 这些挑战既来自技术应用本身的风险，也源于市场生态的失衡，还涉及制度层面的适配难题。它们相互交织，形成创新路上的拦路虎，需要企业与社会共同应对。

（一）技术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

技术安全与隐私保护是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创新必须直面的问题。数据收集范围扩大，企业掌握的用户信息从基础资料延伸至行为轨迹、偏好记录等敏感内容，一旦出现泄露或滥用，会直接损害用户权益。技术应用环节，系统漏洞、恶意攻击等风险始终存在，可能导致服务中断、数据篡改，影响商业模式正常运转。

数字经济时代下用户对隐私保护的意识不断增强，对数据收集的必要性、用途透明度要求更高。如果企业不能建立严格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则难以获得用户信任，也很有可能触发合规风险。加上，技术更新速度快，安全防护措施也要同步迭代，这对企业的技术投入、专业人才储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疑增加了模式创新的隐性成本^[6]。

（二）数字鸿沟与不公平竞争问题

数字鸿沟使得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市场主体在商业模式创新中处于不对等地位。部分区域因基础设施不足，技术接入成本高，难以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创新红利，商业模式迭代速度滞后。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在技术获取、数据积累、资金支撑等方面存在差距，难以承担创新试错成本，导致市场竞争天平失衡。

这种差距会形成“马太效应”，优势主体通过技术和资源垄断，进一步挤压弱势主体的创新空间。不公平竞争不仅限制了市场活力，也阻碍了商业模式创新的多样性，使得部分有潜力的创新方向因资源不足而难以落地，影响整体经济生态的均衡发展。

（三）法律法规与监管体系不完善

法律法规与监管体系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合规成本。数字经济所具备的跨界性、流动性特征，使得传统监管框架难以完全覆盖新型商业模式，存在监管空白或者标准模糊的领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的监管规则可能存在差异，增加了跨区域、跨领域商业模式创新的协调难度。

部分新型商业模式涉及的数据权属、责任划分等问题，在现有法律中尚未明确界定，导致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面临不确定性。监管手段与技术发展不同步，难以快速响应商业模式的创新变化，可能出现过度监管抑制创新活力，或者监管不足引发市场失序的情况，不利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健康推进^[7]。

五、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经济模式创新的有效对策

应对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创新中的问题，需构建技术+制度+生态的三维对策体系。这些对策既要破解当下的现实瓶颈，又要为长期创新铺路，通过多维度协同发力，平衡创新速度与风险防控，让商业模式创新在合规框架内高效推进。

（一）加强技术研发与安全防护

加强技术研发与安全防护，需要企业建立双轮驱动机制 —— 既要持续投入核心技术攻关，又要构建全流程安全屏障。技术研发应聚焦数据处理、智能算法、算力优化等关键领域，通过设立专项研发基金、与科研机构共建实验室等方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研发方向则要与商业模式创新需求相结合，重点突破数据高效分析、实时交互响应、跨平台兼容等技术瓶颈，形成研发—应用—迭代的闭环体系。

此外，安全防护体系建设也要贯穿数据全生命周期（从采集、存储、传输到使用）。数据采集环节需明确最小必要原则，借助权限分级、加密传输等技术手段，以防信息泄露。存储阶段需采用分布式架构+多重备份机制，定期开展安全漏洞扫描，及时修补系统缺陷。使用过程中则要引入动态监控技术，实时预警异常访问行为，确保数据使用合规性。同时，企业还要建立安全应急响应机制，制定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定期组织实战演练，提升风险应对能力。此外，加强专业人才培养，通过内部培训+外部引进相结合，打造既懂技术研发又精通安全防护的复合型团队，为技术创新与安全保障提供人力支撑^[8]。

（二）推动数字包容与公平竞争

推动数字包容与公平竞争，需要构建多层次支撑体系，缩小不同主体间的数字差距。其中，在基础设施层面，需加大对偏远地区、薄弱领域的数字基建投入，以政策引导+市场参与的方式，提升网络覆盖质量及接入速率，降低技术使用成本。针对中小企业，则要建立数字赋能平台，提供低成本的技术工具、标准化解决方案（包括硬件升级、软件适配、技能培训等），帮助此类企业跨越技术门槛。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则也要规则制定+监督执行两方面入手。行业协会应牵头制定自律公约，明确数据共享边界、技术合作规范，防止优势企业利用数据、技术、渠道等优势形成垄断。监管部门则要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对数据封锁、算法歧视、低价倾销等行为建立识别与惩戒机制。同时，建立跨区域协作平台，促进技术资源、市场信息的均衡分配，鼓励中小企业参与产业链协同创新，打造大中小微企业共生的生态格局。此外，企业还需加强数字技能培训，针对不同群体设计差异化课程，提升全体员工的数字素养，从根本上消除数字参与的能力障碍。

（三）完善法律法规与监管体系

法律法规与监管体系的完善，需兼顾规范性与适应性—— 不仅要为商业模式创新划定合规红线，还要为新兴业态预留发展空间。立法层面应加快数字经济专项法律制定，将数据权属划分、交易规则、安全责任等核心问题明确下来，对跨境数据流动、算法应用等前沿领域，可采用原则性规定+配套细则的模式，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同时，建立法律法规动态调整机制，定期评估数字经济发展对现有法律体系的冲击，及时修订滞后条款。

监管体系建设则要注意凸显协同化+精准化特征。建立跨部门监管协调机制，打破行业壁垒与地域分割，实现监管信息实时共享、执法标准统一。针对不同商业模式的特点，采用分类分级监管模式：对风险较低的创新业态落实包容审慎监管，对涉及数据安全、公共利益的领域则强化全流程监管。引入监管沙盒机制，允许企业在可控范围内测试创新模式，借助试点—评估—推广的路径，平衡创新活力与监管效能。此外，畅通企业反馈渠道，建立监管部门与市场主体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及时解决商业模式创新中的合规疑问，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六、结语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不仅带来了商业模式的外部环境变化，更深刻重塑了企业内部的价值逻辑与运作方式。在技术快速演进与市场持续分化的背景下，企业需主动适应趋势，提升数字化能力，构建协同创新生态，才能在激烈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也需完善政策体系，引导形成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未来商业模式将更加平台化、智能化与生态化，唯有协同推进，方能实现数字经济背景下的高质量商业变革。

参考文献：

[1]项杨雪,陈劲. 联结、互动和网络效应:面向数字经济时代的产教融合模式研究——以阿里巴巴商学院ITPD项目为例[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6):73-80.

[2]尚晏莹,蒋军锋,张亚敏,等. 数字商业生态系统何以支持商业模式创新?[J].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24,17(5):755-773.

[3]刘白玉.数字经济下的企业运营与服务创新管理研究[J].中外企业家,2022(33):163-165.

[4]王媛玉,范博凯.流空间视角下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0(2):16-32.

[5]夏婷.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24.

[6]石满珍.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23.

[7]古飞婷.混合组织电商减贫商业模式演变的案例研究[D].广州:华南农业大学,2022.

[8]周文辉,李兵,李婉婉. 数字平台的企业家精神、行动学习与商业模式演进[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2,43(6):7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