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鸿焱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体需要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主要有四点，即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增加就业、保障国际收支平衡，当局采取单一手段调节经济的内外部失衡问题将面临“米德冲突”困境。历史上我国已出现过多次“米德冲突”困境，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我国的内外部经济形态呈现出新特点，传统的政策搭配策略已无法很好地解决经济的内外失衡问题。文章将从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出发，为解决我国的“米德冲突”问题提供方法论。

关键词：内外部均衡；米德冲突；政策搭配

一、内外部均衡与米德冲突

（一）经济体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

内部均衡是一国国内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稳态，它表明经济实现了充分就业且维持物价稳定的状态。外部均衡可以被认为是国际收支的平衡，指一国不存在明显的国际收支顺差或逆差。应当注意的是，外部均衡的实现应当以经济体为了经济利益或其他目的积极主动地进行的自主性交易为基础，经济体利用调节性交易以实现的国际收支平衡并非经济体在完全意义上达成的外部均衡。基于此，内外部均衡的实现是以开放型经济为背景所进行的讨论，否则政策制定者仅将宏观调控目标局限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维持通货稳定，并没有实现经济外部均衡的动机。

（二）米德冲突困境

在对米德冲突困境进行分析之前，应当了解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体面临的一般情况。一般而言，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体会面临以下四种情况：

表1 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体的内外部情况

英国经济学家米德（James Edward Meade）最早提出了固定汇率制度下经济体面临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他指出内外均衡的冲突一般是失业增加、经常账户逆差或通货膨胀、经常账户盈余这两种特定的经济状况组合，即上表中的类型1和类型4。对于类型1而言，在国内经济处在衰退的情况下，一国应当采取扩张型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然而根据扩张型政策的传导机制，由此带来的社会总产出增加以及居民的收入增加则会进一步刺激进口动机，使原本存在的国际收支逆差问题进一步恶化。对于类型4而言，在国内经济处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国应当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国内政策的收紧使得居民实际货币余额减少，导致进口下降，使得国际收支顺差进一步扩大。因此，当经济体面临以上两种组合时，一旦采取了对内部均衡的调节措施，则会导致外部均衡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由此引发了米德冲突。

（三）米德冲突的调节机制

1.数量匹配原则与最优指派原则

数量匹配原则最早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1969）提出，故又被称为丁伯根原则。丁伯根原则提出的关于经济调节政策和经济调节目标之间的关系法则是：为达到一个经济目标，政府至少要运用一种有效的经济政策；为达到N个经济目标，政府至少要运用N个独立、有效的经济政策^[1]。丁伯根原则的政策模型可用公式表述如下：

丁伯根用数理分析方法将米德冲突更为具体地表述为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数量匹配上的冲突^[2]，将经济体内外部的失衡问题转化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不匹配，但其局限在于没有给出解决米德冲突困境的具体制度安排。

最优指派原则由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提出，其具体内容是应当给每一个政策目标指派对这一政策目标具有相对较大影响力的工具。蒙代尔的最优指派原则实质是比较优势理论在经济体应对内外部均衡的运用。最优指派原则与丁伯根原则一起构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政策调控的一般原则，针对内外均衡目标，通过确定不同政策工具的指派对象尽可能地进行协调乃至实现内外均衡。

2.斯旺模型与蒙代尔搭配

图1 斯旺模型图示

*注：图示为作者自行绘制，图中横轴为国内支出，纵轴为实际汇率

斯旺模型由斯旺（1955）提出，其核心观点在于经济体面临内外失衡的经济状态时，需要同时依靠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进行政策搭配。其中，支出增减政策主要用于解决内部失衡问题，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支出转换型政策主要用于解决外部失衡问题，主要涉及汇率政策。斯旺的重要贡献在于给出了解决经济内外失衡的政策搭配问题，是继丁伯根原则（1952）之后对于解决经济体内外失衡问题的理论突破，指出了当局为了同时实现两个政策目标需要适时地进行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

图2 蒙代尔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

*注：图示为作者自行绘制

蒙代尔在给出了解决经济内外失衡的最优指派原则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解决米德冲突的搭配策略。蒙代尔认为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目标更优，而在实现外部均衡目标上货币政策效果相对更佳。当经济体面临失业/衰退的内部经济状况和逆差的外部经济条件时，有关当局应该采取扩张型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当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的内部经济状况和顺差的外部经济条件时，有关当局应当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型货币政策。

二、中国的米德冲突困境

（一）分析要点

米德冲突是指固定汇率制度下经济体面临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并且一般是失业增加、经常账户逆差或通货膨胀、经常账户盈余这两种特定的经济状况组合。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有管制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实质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利率的浮动范围很小。对于中国的米德冲突分析关键在于对我国经济状况组合的定位，即中国情境下的经济内外部条件属于米德所提出的两种经济状况组合的哪一类。为此，本文将对中国目前面临的内部经济状况和外部经济条件加以说明。

（二）内部经济条件

本文选取了2000年至2019年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用以衡量我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由下图可见，近二十年来我国通胀率震荡明显，在2007年以前以CPI衡量的通胀率波动尤为突出，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刺激下，通胀率一度高达5.90%，远超国际CPI指数警戒线。随后2009年物价水平迅速回落，CPI指数跌至负值，经济又面临紧缩的现象。自2009年以后至2012年间，物价水平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2012年至2019年间，物价指数增幅趋于平稳，基本控制在3%的国际警戒线水平以内，2019年的2.90%接近警戒线水平。在本文的统计期内，有两次出现了通货膨胀率为负值，分别为2002年的-0.80%和2009年的-0.70%。有五次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水平，分别为2004年的3.90%、2007年的4.80%、2008年的5.90%、2010的3.30%和2011年的5.40%，其中以2008年金融危机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最为严重。近年来我国CPI指数增长率走势总体平稳，存在着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

自2005年以来，由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斜率与居民消费的增长斜率对比可知，GDP增速一直快于居民消费的增速，我国GDP产值与居民的消费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表明虽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体量上一直以来呈现出增长的态势，但国内内需不足，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与GDP体量的增长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反映了当前我国国内经济的失衡问题。

图3 2000～2019年我国CPI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图4 2000～2018年我国GDP与居民消费水平对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与国泰安数据库

（三）外部经济条件

自2001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的对外贸易体量逐年攀升，从2002年至2008年，我国虽然在经常账户盈余，但由于资本与金融账户赤字导致国际收支总体逆差。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国际收支状况改善，2009年至2019年十年间持续处于出超地位，国际收支状况盈余。尤其是在2016年至2019年，近四年来我国经常账户与资本和金融账户处于双顺差地位。国际收支的盈余也导致了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这对于调节我国经济的外部均衡带来不少的挑战。

表2 2000～2019年中国贸易收支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四）中国式米德冲突的失衡组合

根据前述对我国内外部经济条件的分析，可以将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概括为：近年来GDP增速与居民消费增速差距逐步拉大，内需不足，国内消费结构失衡，国内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对外存在经常账户与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双顺差，国际贸易收益盈余与外汇储备体量较大。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摩擦维持现状的基准情景下，预计202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约为4.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2%。其中，出口额约为2.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9%，进口额约为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7%；贸易顺差约为4114亿美元。中金发布2020年宏观经济展望称，预计2020～2021年实际GDP增速可能放缓至5.8%～5.9%，2020年CPI均值可能升至3.8%。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近似于米德冲突中的通货膨胀与贸易收支顺差组合，经济的内外部均衡问题正在凸显，准确判断我国经济内外部的失衡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有效的制度安排。

三、中国式米德冲突的应对策略

（一）发挥人民币汇率机制的作用

中国政府通常会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使得内外失衡处于可控范围内，但有些时候却可能失效^[3]。结合各国的经济实践来看，通常各国都会把内部均衡置于外部均衡之上，予以优先考量。我国面临的是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顺差的米德冲突组合，由此可能存在下列传导机制：

由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所导致的国际收支盈余→国外资本流入→对本币的需求上涨→向市场释放出的人民币流动性增多→通货膨胀压力

国际收支长期顺差→形成通货膨胀预期→公众通过投资保值→投资品价格上涨→CPI指数上涨→最终使通货膨胀预期实现

为此，本文认为优先考虑通过汇率政策工具解决经济的外部失衡问题有利于解决国内的通胀问题。通过增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弹性，利用升值策略来抑制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同时通过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与之相配套，则更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此外，银行结售汇制下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4]，因此改变汇率政策的操作方式是治理中国通货膨胀的有效途径。

（二）当前应强化对外汇管制工具的运用

结合本文前述分析，2000年至2015年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持续保持了十五年的逆差，而2016年至2019年则表现为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此外，结合世界各国的疫情形势研判，目前我国国内疫情形势已基本稳定，预计将会有更多套利资本流入我国市场，在疫情期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大量短期套利资本流入，并使我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强化。有基于此，目前当局应该加强外汇管制来平抑短期套利资本的流入，维持资本与金融账户的总体平稳。

（三）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同时采取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

近年来我国消费支出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差距正逐步拉大，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造成产能相对的过剩，由此导致厂商扩大出口以消化国内消费需求无法消化的产能，这必然会加剧我国的贸易顺差。有基于此，政府应当综合运用多种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进一步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刺激假日经济等手段扩大国内需求，通过积极的政策工具实现我国经济的外部均衡目标。

对于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可采取“紧货币”的思路加以防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央行出台了实施优惠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设立专项再贷款等措施以缓解疫情对国民经济的冲击，今年3月份央行实施的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对考核达标的银行定向降准0.5至1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4000亿元，对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再额外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1500亿元。上述有关举措给市场释放出了更多地流动性，应当警惕由此带来的通胀风险，为平抑物价水平的波动当局后续应采取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

（四）积极探索非典型经济政策的搭配策略

当前，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吸引外资流入和产业转移。由于我国商品价格相对低廉，在国际市场占据的份额较大，进一步扩大了贸易顺差。国内需求不足以及产业结构和外贸政策等也是形成我国巨大贸易顺差的原因^[5]。此外，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价格机制的传导对我国通胀水平亦产生了重要影响^[6]。由此可见，国际因素是影响我国贸易顺差和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为了调节贸易收支和通胀问题仅依靠本国常规的政策工具也许会导致市场行为的扭曲以及与其他各国的争端。通过国际谈判与合作、与国际达成一致的统计标准等非常规措施配套将有助于解决类似问题。总而言之，传统米德冲突的应对策略是财政、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对于中国面临的实际情况则需要探索更为有效的政策工具。

参考文献：

[1]金胜军.基于丁伯根原则的中国环境政策取向分析[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5(01):85-88.

[2]夏晶,陈志勇.中国内外经济均衡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5(17):125-127.

[3]张明.政策搭配如何应对中国米德冲突[J].金融博览,2013(13):35.

[4]刘婉钰.外汇占款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的实证研究[J].现代商业,2020(09):143-144.

[5]黄照东,王萍.当前我国贸易顺差的特点及原因分析[J].中国商论,2020(09):5-6.

[6]陈风霞.美国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通胀水平的影响研究[D].湖南:湖南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