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承琦  王亭亭  郝懿  丁爱方  唐正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新疆 克拉玛依 834000）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世界各协议国开展深入国际贸易合作。克拉玛依市作为连接欧洲、中亚和中国内地的核心枢纽城市及重要能源城市，本文将衡量其对外贸易开发程度，分析其不足之处并寻找提高克拉玛依对外贸易开放程度的路径。本文构建以经贸开放度、政策开放度、工业开放度和综合开放四个综合指标为核心的对外贸易开放度评价系统，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TOPSIS组合分析法对克拉玛依以及十五座“一带一路”经济重点城市的各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1.克拉玛依经贸开放度和市场信心质量度较好，但政策开放度和工业开放度排名靠后，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克拉玛依整体对外贸易开放度两次排名均为第七，但距离实现高质量的外贸经济仍有不小的差距，通过优化相关政策，提高外资外企吸引力等措施能有效提高克拉玛依对外贸易开放度。

关键词：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TOPSIS组合分析法；对外贸易开放度；克拉玛依市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对外贸易已逐渐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近些年，中国紧密跟随全球经济的步伐，提出并领导“一带一路”跨国经济带的建设。在“十四五”规划中，中国明确强调了对外贸易合作的重要性，并设定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作为“一带一路”核心枢纽，克拉玛依市随着“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对外贸易开放策略也在持续优化。但与其他一带一路城市相比，克拉玛依在对外贸易开放度上表现、拥有独特的优势以及优化自身外贸发展有效路径需要进行深入的探究。

本文首先将挑选几个与外贸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关键指标，构建对外贸易开放度的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克拉玛依与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一带一路”城市进行深入的比较，以揭示克拉玛依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及不足之处。最终，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为克拉玛依的对外开放和未来发展提供一些建议，期望能为克拉玛依以及其他“一带一路”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对外贸易开放度的理论

1.对外贸易开放度的测量

国内外学者在对外贸易开放度的测度研究上提出了诸多方法，目前普遍是从贸易开放政策以及贸易开放结果两方面进行分析测量，除了这两个主要指标，还可通过社会开放度以及文化开放度反映出一国（地区）的对外贸易开放度。

在对外贸易开放政策的研究时，主要从关税以及非关税两方面入手。但大多数学者和研究机构建立综合的指标体系，期望从更全面、多样的角度测度对外贸易政策开放度及开外贸易开放度，如Sachs-warner指标（Sachs,warner,1995）[1]、经济自由度指标（美国传统基金会）、弗雷泽指标（弗雷泽学院）、Edwards综合指标法（Edwards，1998）[2]等。此外，还有学者通过贸易壁垒的频度检验反映出贸易政策的开放度（白洁等，2022）[3]。

在测度贸易开放结果时，外贸依存度作为衡量贸易开放结果的指标，具有易收集、简单、直观以及可比性高的优点而被普遍使用（黄德发-2000[4]，杨少文-2015[5]），但单一的外贸依存度指标并不能较全面地反映一国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开放度，也就无法体现出贸易开放结果的结构化差异以及外贸开放质量，因而许多学者进行改进创新（Jay Squalli，2011）[6]。此外，国内外一些学者提出了不一样的方法， Hecksher-Ohlin模型（Leamer，1988）[7]，修正道拉斯法和修正对外贸易比率法（胡立法，2004）[8]等。

社会开放度与文化开放度因其内容具有较高的重合度，在实际测度时普遍会通过对部分指标进行取舍以达到降低重复的目的。刘仕国等（2021）选择与之关联最密切的人员跨境流量代表社会开放度，选择最能代表这一指标的学术与技术交流度代表文化开放度。李燕等（2021）选择旅游外汇总收入与旅游总收入的比值代表跨文化交流度。

2.对外贸易开放度指标的权重及分析

目前大多数学者在测度对外贸易开放度时主要选择建立综合指标体系或者模型，需设立在进行测度评定时每个子指标的重要程度不一样，为使分析结果更科学，因此需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再进行分析。

常见的赋权及分析方法分成三类：一是主观法，即使用定性方法，以专家学者主观判断为依据，得出各指标的权重（李翀-1998[9]，兰宜生-2002[10]等），判断主体主观意识强、差异性大，不能很好的反映客观规律。二是客观法，即采用定量方法，根据数据本身的变化规律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但得出的结果揭示的是过去的规律，容易忽略现实的贸易开放理论基础。三是模型法，杨小凯使用新古典贸易模型证明了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国的贸易开放度也提高。Stewart（1999）[11]以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提出以目标国与其他所有贸易往来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为基础计算开放度。江永洪等（2022）[12]通过构建回归模型证明贸易开放度和技术创新水平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三、对外贸易开放度研究对象及指标体系 

1.研究对象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克拉玛依对外贸易开放度，为反映克拉玛依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外贸经济开放发展状况，本文选取十五个“一带一路”经济重点城市，分别为：西安、兰州、银川、中卫、徐州、西宁、满洲里、二连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乌鲁木齐、南宁和昆明。通过对克拉玛依与这十五座城市的数据分析及对比，以得出克拉玛依与其余“一带一路”经济重点城市的差距并从中获取及借鉴经验。

2.指标体系构建

对外贸易开放度是指一个地区在经济交往中与外部环境的联系程度，是衡量其外向型经济程度的综合指标。在全球视角下，对外贸易开放度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涵盖了经贸、政策、资金跨境流动等多个层面，故而也成为评价一个地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因此，本文在构建对外贸易开放度指标评价体系共选取出口贸易依存度、进口贸易依存度、外资依存度、旅游政策开放度、贸易政策开放度、外资税收贡献度、对外工业开放度、工业外企存量、境外存款存量、旅游外汇比十个指标，力求更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开放度。

3.数据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的数据均来自于官方统计年鉴，由于采用2021年数据，该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及各地统计局编撰和发布年鉴的时间和政策存在一定差异，导致小部分数据值缺失，本文采用多重插补法并选择最优数组进行填充补齐，与实际分析结果可能存在些许偏差，但不影响数据分析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四、研究方法介绍 

为降低测度结果的受到所使用的测度方法带来的误差影响，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及熵值法—TOPSIS组合分析法对克拉玛依市及各城市的开放度进行综合测评，通过综合两种方法结果对比，弥补单一方法的缺陷，以反映克拉玛依及各城市的对外贸易开放度情况。

1.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通过多指标数据进行分析，提取主成分并计算除主成分的得分和综合得分，以此反映测度结果，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根据z-score法则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原数据转化成无单位的z-socre分值，进而浓缩提取除主成分（本文使用SPSS进行）。

第二步，利用方差解释率计算主成分的权重。

第三步，在此基础上结合主成分得分计算样本综合得分。

2.熵值法+TOPSIS法

熵值法的原理是依据数据本身所反映的信息量，对各子指标进行客观赋权，显现各指标间的离散程度，并依此测算各城市对外贸易开放度的综合指数。

TOPSIS法，是基于归一化后的原始数据矩阵，采用余弦法找出有限方案中的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然后分别计算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间的距离，获得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相对接近程度，以此作为评价优劣的依据。考虑到各指标的重要程度存在差异，因对各指标进行加权处理，再使用进行分析。具体过程如下：

五、实证结果分析

1.基于因子分分析法综合排序计算

（1）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为了检验10个指标（变量）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首先对其进行相关性检验。对10个指标进行KMO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如下表所示：

表1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表

通过结果可以看出，KMO检验值未0.546，卡方值为 134.204，自由度为45，显著性值等于0，符合小于0.01的标准，说明本组数据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2）因子提取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前四个因子方差解释率累计达到88.59%，基本能反应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通过最大方差法对成分矩阵旋转得到最终的载荷矩阵图，使公因子解释更加清晰。具体如下：

表2 指标体系

第一公因子在出口贸易依存度和进口贸易依存度有较高的载荷指标，该公因子得分越高，说明在对外经贸方面开放度越高，因此将其归纳至经贸开放（F1）。

第二公因子在外资依存度、入境旅游流量和贸易政策开放度有较高的载荷指标，该公因子得分越高，说明在经济方面的涉外政策开放程度越高，因此将其归纳至政策开放（F2）。

第三公因子在外企税收贡献度、外企市场占比有较高的载荷指标，该因子得分越高，反映被调查区域工业领域外资企业的占有度及吸引力越大，因此将其归纳至工业开放（F3）。

第四公因子在外企存量、境外存款存量、旅游外汇占比有较高的载荷指标，由于该因子覆盖领域较为复杂，涵盖了工业和旅游业的净流入以及国民资产的流出状况，且各因子贡献度差异较小，但都与对外贸易开放度有着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因此将其归纳至综合开放（F4）。

（3）因子得分计算及总得分排名

表3 各城市对外贸易开放度竞争力得分及排名

①经贸开放

经贸开放程度最高的是大连市，为0.8484；最低的是中卫市，为-0.0056。克拉玛依为0.1798，位于第4位，这体现克拉玛依在对外经贸方面开放水平较高。

②政策开放

政策开放程度最高的是西安市，为0.8393；最低的是克拉玛依市，为-0.0486。这说明克拉玛依对于对外贸易、外资引入的政策支持水平很低。

③工业开放

工业开放程度最高的是沈阳市，为0.9777；最低的是西宁市，为0.0073。克拉玛依为0.0310，排名位于13位，说明克拉玛依的在工业领域开放水平较低。

④综合开放

市场开放预期最高的是沈阳市，为0.6472；最低的是徐州市，为-0.0228。克拉玛依为0.2916，排名位于第4位，说明外资对于克拉玛依的市场开放预期和克拉玛依居民对于境外金融市场的预期向好程度较高。

⑤总得分

进一步使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到的总得分和排名中，克拉玛依于16个“一带一路”重点城市的第7位，属于中等水平；西安、沈阳和乌鲁木齐三个城市排名位于前三位，昆明、西宁、徐州三个城市排位靠后。

2.基于熵值法—TOPSIS综合分析法综合排序计算

（1）法权重计算

通过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和指标差异系数，得到X1-X10各个指标的权重结果wj依此为0.076、0.063、0.085 、0.205 、0.023 、0.213、0.13、0.019、0.007、0.178。

（2）排序及解释

表4  TOPSIS法计算贴进度和排序

由表，克拉玛依在对外贸易开放度方面排名位于16个“一带一路”重点城市的居中的位置，沈阳、西安和大连三个城市在对外贸易开放度方面的排名位于前三位，徐州、银川、西宁三个城市排位靠后。

3.综合评价

主成分分析法通过降维为少数几个综合变量替代原始变量，降低了后续分析难度，这些综合变量集中了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能够识别数据中的主要模式和差别。熵值法—TOPSIS组合分析法的能充分考虑各属性指标间的权重和重要性，使评价结果更加可靠准确和全面客观。但无论是主成分分析法还是熵值法—TOPSIS组合分析法都有其固有的缺陷，因此为求对数据结果的分析展示有更好的效果，本文通过两种方法综合分析相互印证，力求更准确地反映克拉玛依外贸情况。

六、总结

1.结论分析

根据上述主成分分析结果，发现克拉玛依在经贸开放因子和市场信心因子的得分排名较高，而政策开放因子和工业开放因子排名靠后。这说明克拉玛依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出口贸易发展程度较好、外资对于克拉玛依市场开放现状和前景及克拉玛依企业及居民对于境外金融市场具有较高的信心，因此存在一定数量的外资或者中外合资企业，且克拉玛依资本跨境流动状况呈现出好的状态；但外贸政策对克拉玛依外贸发展中提供的动力不足，以及外资在克拉玛依的工业领域发展状况较差。结合分析结果，可能是政策对于外资的吸引力弱，外资对于克拉玛依工业的投资意愿不强，这也有克拉玛依基础设施条件不足的因素。

主成分分析及熵值法—TOPSIS组合分析法分析结果相似，一方面，说明分析结果可靠性较强，另一方面，克拉玛依的得分排名在第七，说明克拉玛依对外贸易整体开放度较高，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得到较好的发展，但克拉玛依的外贸总量偏小，涉外企业数量少实力弱，尤其是工业领域作为一个地区的主导性产业，对于外资利用程度不高，营商服务环境水平有限，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2.克拉玛依市提高对外贸易开放度政策性建议

（1）优化外资政策

适当放松市场准入，提高高水平外企优惠待遇，引进高质量外资及项目。如税收优惠、用地支持等，以提升外资企业的投资和发展信心。特别是在油气服务、炼化技术等工业领域，吸引国际先进企业和技术，促进产业升级。

（2）优化外贸货物录入规则与退税政策

通过外贸货物录入价与退税价“一价通”、统一货物录入规则与报关规则等措施，优化企业外贸录入和退税流程，减少退税差漏、操作复杂等不合理现象，降低企业出口货物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为企业对外贸易创造更便捷的贸易环境，提高外贸企业进出口贸易效率和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3）强化科技创新在发展中的引领地位

充分利用区域内高等院校师资力量优势，增设外贸专业培训课程，自主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外贸人才，鼓励校企联合、科研成果落地，强化克拉玛依市科技创新能力，弥补资源和人口劣势，树立国际贸易中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外贸发展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1]Sachs J D, Warner A M.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growth[R]. NBER Working Paper No. 5398, 1995.

[2]Edwards,S.Openness,Productivity and Growth:What Do We Really Know?[J].Economic Joural,1998(108):383-398.

[3]白洁,严风坤,邢洁.RECP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测算及中国应对[J].国际经贸探索,2022,38(9):83-95.

[4]黄德发.对广东开放水平的测度与研判[J].统计与预测,2000(5):5-8+24.

[5]杨少文,熊启泉.1994-2011年的中国经济开放度——基于GDP份额法的测算[J].国际贸易问题,2014(3):13-24.

[6]Jay Squalli and Kenneth Wilson.“A New Approach to Measuring Trade Openness[R].Economic & Policy Research Unit Working Paper No.06-07,2006.

[7]Leamer, E. Measuring of Openness, Trade Policy and Empirical Analysi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8]胡立法.中国贸易开放度的重新估计[J].世界经济研究,2004(5):37-41.

[9]李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度量与比较[J].经济研究,1998(1):28-31.

[10]兰宜生.对外开放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02):19-22.

[11]Stewart W.(1999),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ts Effect on Trade:an empirical analysis, UBC Economic Honors Thesis

[12]江永洪,张银丹,张文科.技术创新、贸易开放度与区域经济增长——来自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实证[J].对外经贸,2022(2):52-55.

基金项目：克拉玛依市科技局《“一带一路”视角下克拉玛依对外贸易开放测度与提升的路径研究》项目（20232023hjrkx0024）；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青年人才基金项目（XQZX20230041）；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校级教改项目（JG2022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