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展风  周佳宁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 102206）

摘要：跨境电商作为外贸新引擎，在我国出口贸易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此，文章首先构建了一套衡量跨境电商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14—2022年全国31个省份的跨境电商发展水平指数进行测算，之后，通过随机效应模型检验跨境电商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经研究发现：跨境电商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西部地区跨境电商发展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最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更好发挥跨境电商的支撑带动作用提供思路。

关键词：跨境电商；出口贸易；主成分分析；随机效应模型

一、引言

1.研究背景

“互联网+外贸”形成的跨境电商在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逆势增长。据海关总署上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跨境电商的出口规模达到1.83万亿元，在我国货物出口规模中的比重达到7.7%，成为推动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新途径。2013年由中国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份国家级跨境电商政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有关政策意见的通知》成为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的转折点，自此各项利好政策的相继出台助力跨境电商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此，基于国内外形势，探究跨境电商发展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可以进一步追踪了解整体发展趋势，也为之后继续发挥跨境电商对贸易的带动作用提供一定方向。

2.文献综述

本研究主要与以下三支文献相关。第一支文献为跨境电商影响因素。网络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2004年，该研究结果显示在1997年之后主机数量的增加会带来贸易额的增长^[1]。而跨境电商有关政策的出台与落实也对城市经济和产业发展起到规范促进作用^[2]。不仅如此，距离始终是影响国际贸易往来的重要因素，但跨境电商的出现弱化了距离因素带来的影响^[3]。

第二支文献为跨境电商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国家层面，以准则层与网络层为角度，运用网络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包含信用风险、平台服务和跨境支付等6个维度20个指标的评价体系^[4]。区域层面，基于因子分析法，按照跨境电商交易流程，建立了包含电子商务法律、电子支付的工具及信用证、国际市场环境等8个维度，15个指标的评价体系^[5]。

第三支文献为跨境电商对我国出口的贸易效应。在国家层面，跨境电商可以通过开放程度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并有效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6]；在城市层面，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通过完善物流体系、推进信息建设和吸引外贸企业集聚扩大城市出口贸易规模^[7]。这种拉动效应在我国内陆地区的作用会优于东部沿海地区^[8]。

现有文献中显示，跨境电商为原本尚不具备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搭建了平台，也让更多国家之间有了贸易往来的机会，而在对指标体系的构建上主要涉及互联网、跨境物流、电子支付和人才数量这几个方面。为此，在参考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跨境电商和我国出口贸易的关系，之后基于数据可获得性的原则从互联网基础设施、跨境服务水平、发展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这4个维度选取15个指标，构建一套衡量跨境电商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份（不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跨境电商发展水平指数进行测算，最后运用随机效应模型探究跨境电商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以期为更好发挥跨境电商的作用，扩大我国出口贸易规模提供政策建议支持。

二、理论分析

从传统贸易理论上看，比较优势在解释国际贸易上具有普遍意义。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数据、技术和知识等新兴生产要素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从交易成本理论上看，电商平台通过打造数字化的外贸综合服务体系，让产品前期的宣传、中期的交付以及后期的反馈变得更加方便快捷；集精细化、一体化和智能化的物流体系发展也保证了跨境产品出口的时效；而“四流一体”局面的形成使资源实现最大程度的整合，提高了企业管理和各环节生产的效率，这都降低了出口贸易成本。

从贸易中介理论上看，在跨境电商模式下，电商平台便是其中最大的中间商，成为贸易主体沟通的媒介，这不仅减少了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还提高了贸易效率，并打破了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的界限，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出口市场。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建立了如图1所示的理论分析路径图。

图1 跨境电商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分析路线图

因子分析适用性检验的结果显示，KMO值为0.823>0.6，Bartlett检验的P值为0.000<0.05，表明可以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研究。通过总方差解释表，发现排在前三的成分的特征值都大于1，且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5.23%。因此，本文一共可以提取到3个主成分。

表2 KMO和Bartlett检验

在得到成分矩阵后经过一系列计算，并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后，测算了2014-2022年我国31个省份的跨境电商发展水平指数，并将其按照东中西部地区划分。结果显示我国各省份的跨境电商发展水平指数逐年提高，且东部地区的跨境电商发展水平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2.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1）模型设定

本章选取了我国2014-202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了防止异常数据对模型的影响，并降低多重共线性，本文将EXPORT、GDP和POP进行对数处理，构建了如下方所示的模型：

（2）数据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我国出口贸易量。根据朱贤强（2020），本文使用货物出口额进行衡量，该变量反映了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和发展水平，即各省每年向境外出口有形商品的总金额，记作EXPORT，但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取其对数，记作logEXPORT。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跨境电商发展水平。即前一节构造的跨境电商发展水平指数，该指数越高，则相应年份该省份的跨境电商发展水平越高，记作EDL。

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本文还控制了地区生产总值、人口规模、贸易开放度等变量。其中，地区生产总值，该变量用于衡量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取值越高，则该地区发展水平越高，记作GDP；人口规模，记作POP；贸易开放度，即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在货物贸易上的开放度，通过各省货物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计算得出，开放程度越大，则说明国家之间联系越密切，在更多领域达成国际合作的可能性越高，进而促进我国对东道国的出口，记作OPENESS。表3为具体的变量说明。

表3 变量说明

3.F检验与Hausman检验

在进行回归之前，首先需要确定是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混合效应模型。本文利用Stata15.0，并通过F检验与Hausman检验得出如表4所示的检验结果。

表4 F检验与Hausman检验

由上表可知，在F检验下，P值为0.0000，拒绝原假设，即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效应模型；在Hausman检验下，P值为0.0179>0.01，即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综上，本文基于随机效应模型研究跨境电商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4.实证分析与结果

（1）描述性统计

表5汇报了全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在全样本中，货物出口额（EXPORT）的最大值为10.884，最小值为2.451，均值为7.437，表明在总体上我国出口贸易规模良好，但个别省份存在境外出口较少的情况。

跨境电商发展水平（EDL）的最大值为0.731，最小值为0.012，均值为0.18，可以看出各省的跨境电商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且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

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最大值为11.768，最小值为6.846，均值为9.899，表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平均。

人口（POP）的最大值为9.448，最小值为5.784，均值为8.139，表明各省的人口数量分布较为平均，差异较小。

贸易开放度（OPENESS）的最大值为1.319，最小值为0.007，均值为0.262，可以看出各省的对外开放程度相差较大，且普遍不高。

表5 描述性统计

（2）平稳性检验

以ADF单位根做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logEXPORT、logGDP、logPOP、d.logPOP一阶差分、OPENESS均拒绝原假设，表明面板数据序列平稳，不存在伪回归现象。

表6 平稳性检验

（3）基础回归

本文在对贸易效应进行回归时，首先检验了EDL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之后逐一引入控制变量，以考察解释变量的稳健性。

表7汇报了对应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为没有控制变量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跨境电商发展水平与货物出口额显著相关。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我们又控制了地区生产总值、人口规模、贸易开放程度等变量，第（2）-（4）列分别汇报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跨境电商发展水平与出口贸易显著正相关。

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出口贸易额越多；人口规模上涨时，会带来出口贸易额的增加；贸易开放度扩大时，出口贸易量增长更快。

表7 基础回归

（4）稳健性检验

表8对基础回归的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考虑到跨境电商发展水平对出口贸易的效果可能存在时滞性，本文在第（1）列将跨境电商发展水平滞后一期。为进一步排除跨境电商发展水平已然较高的省份对结果造成影响，本文在第（2）列将广东、江苏、山东、上海和浙江从样本中剔除。本文在第（3）列将货物出口额更换为货物出口额占货物进出口额的比重。考虑到疫情可能会对我国货物出口造成一定影响，本文在（4）列以2020年为界限，将样本划分为疫情之前和疫情之后两个阶段。基于第（1）-（3）列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基础回归的结果仍然成立，即跨境电商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使我国出口贸易额增加。基于第（4）列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在疫情之前基础回归的结果依旧成立，但在疫情之后跨境电商发展水平对我国出口贸易几乎没有影响。

表8 稳健性检验

（5）区域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区域的跨境电商发展水平可能对出口贸易存在不同影响，本文在回归中又将31个省份按照东中西部地区划分，重点考察基准结论是否与样本选择区域相关。

表9汇报了对应的结果。第（1）列结果显示西部地区EDL的系数为正且显著，即西部地区跨境电商的发展会使我国出口贸易额增长。第（2）列结果表明东部地区跨境电商的发展对出口贸易有微弱影响。第（3）列结果表明中部地区跨境电商的发展会带来出口贸易额的下降。

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GDP的提高对东部及中部地区的出口具有“放大”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作用不大；人口规模和贸易开放度的扩大会更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额上涨。

表9 分地区检验结果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主要结论

本文在做跨境电商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实证研究前，先构建了一套衡量跨境电商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之后测算了2014-2022年全国31个省份的跨境电商发展水平指数，并以此为解释变量研究了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总体上看，本文在整理了相关数据后，利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发现跨境电商的发展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每增加1个单位，出口贸易会随之上涨2.935%。基本结论在经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成立。

第二，从各区域上看，西部地区跨境电商发展对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提振作用，东部地区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而中部地区还存在抑制作用。究其原因，有可能是因为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脱贫攻坚战略的持续推进，让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和提高，这时再加上政策的支持发展跨境电商，使其对出口贸易的贡献加强；而东部地区由于本身存在区位优势，且依托自贸区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使得该地区的跨境电商优先得到发展并作用于出口贸易中，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该作用可能不再像最初那样显著；而中部地区存在的资源闲置和投资低效率等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对跨境电商发挥作用造成了阻碍，所以从当前的发展情况中看，西部地区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会相对更大一些。

2.政策建议

（1）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

东部沿海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已然推动了跨境电商的发展，应充分发挥其港口优势，以及自由试验区、经开区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优势，着重提升各个试点城市间的耦合效应，缓解区域不协调发展的问题。

中欧班列（跨境电商专线）的开通为我国跨境电商产品出口搭建了新通道，更带动了周边城市的发展。为此，在继续建设和完善跨境物流体系的同时，政府也可以出台相应政策促进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倡议更好结合，并坚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相结合，让西部大开发和脱贫攻坚的成果得以运用到跨境电商的各个领域中去。而中部地区具备的交通运输优势和要素成本优势成为产业集聚和优化布局的优选之地，因此中部地区的省份更应该注重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寻找到合适的发展点。

（2）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是内陆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条件。针对不同的地区功能、区位特征、发展基础和产业结构，统筹规划合理的发展路径，形成优势互补局面，实现辐射带动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了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步伐，而“丝路电商”国际合作也为“一带一路”建设开拓了新的发展机遇^[10]，为此应充分发挥“一带一路+丝路电商”的作用，扩大“丝路电商”的覆盖范围。不仅如此，我国也应推动与跨境电商有关的国际规则的制定，并利用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优势促进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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