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怡侬  宗惠  郭红   高玉清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本文属安徽财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2014年国家级项目）项目编号: 201410378147

摘要：近年来，延退在经历了政策酝酿、引发热议到确定试点、推行受挫等过程后，逐渐从少数人参与的理论研究发展为如今所有劳动者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其中，上海“柔性”延退试点的遇冷，更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分析上海城市特点，反思上海失败经验，以期在此基础上以小见大，浅谈如何提高我国延退可行性。

关键词：延迟退休 上海试点

近年来，养老金供养比不断提高、现行养老金制度下缺口威胁频现，“延迟退休年龄”字眼开始频繁出现在民众视线中，因其与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特点，延退早已告别理论研究、政策酝酿的“纸上谈兵”阶段，成为了各行各业劳动者密切关注的话题，延退的现实推行过程也可以说是在“一波三折”中曲折前进。

2011年10月1日起，上海作为试点城市之一率先开始试行“柔性”延退政策，即在秉承自愿原则的前提下，由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自主选择是否延迟退休。在预料之中的是，新政策于全市范围内试行。但结果是在当年上海三百多万退休职工中，最终提交延退申请的职工仅有数千人。2013年中青网曾公布一项延退态度调查结果，在25311名受访者中，明确表示反对延迟退休者多达94.5%。除去表示中立和未表明态度的2.3%的受访者，支持延退的受访者在万人受访者中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由此可见绝大多数面临退休的上海职工对“柔性”延退并无太大兴趣，延退试行在上海以“遇冷”告终。然而，上海试点的失败并不代表延退政策推行在我国举步维艰，我们也不应该因此对延退的顺利推行失去信心。

一、延退受挫原因分析

虽然延迟退休在日本、美国等多个国家已有先例，但是各国在延退推行过程中也是状况频发，不断调整，与我国如今一样，也是边摸索边前进。由国外的经验教训可见，我国也必须考虑国情特殊性不断尝试，摸着石头过河。另外，就上海本身而言，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和繁荣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在其人口结构、经济水平等方面，也具有其特殊性。结合我国国情和上海本身的特殊性下，试点试行遇冷的原因也不再是“无迹可循”——

一是担心延退挤占就业岗位阻碍就业。上海是无数择业青年趋之若鹜的地方，在外来青年劳动力的大量涌入的情况下，老年劳动力再推迟退出生产领域会不会加剧“就业难”成为绝大部分青年劳动者的顾虑。二是试行过程缺乏合理的利益诱导，部分劳动者选择退休后再就业。上海“柔性”延退下很少有人申请是因为相比延退后所取的工资与养老金增幅，按期退休甚至是提前退休后再就业所获得的工资加上养老金，收入反而更可观。三是部分劳动者在职工资很低，却要面对日益增加的养老成本。对于绝大部分低收入者而言，退休后所领取的养老金反而不低于在职期间工资。在在职工作压力不断增大、养老成本不断增加的今天，按期退休领取养老金以及在退休后选择再就业获得更多收入显然成为了最符合劳动者利益的选择。四是延退试行后相关政策并未完善。其中，养老金“双轨制”并轨并未完全实现以及老年就业教育、培训和福利等政策并未跟上延退脚步是两个重要体现。前者使得劳动者因“体制内外”的差别影响社会的效率与公平而抵制延退，后者使得老年劳动者在种种考量下缺乏放弃闲适退休生活而选择“发挥余热”的积极性，从而缺乏支持延退的动力。

二、提高延退可行性存在突破口

然而，延退是否会挤占就业岗位影响青年就业呢？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不完全是：一方面延退对青年劳动者就业虽有显著负影响，但在工资水平、行业类型等其他因素下，其影响并非最大。二是在行业差异条件下，延退对青年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程度不同。人们往往愿意在晚年退出生产领域享受老年生活。但随着平均寿命不断增加，绝大多数劳动者在退休时仍然是“老当益壮”。然而目前的延退缺乏对老年劳动者的吸引力，是利益诱导不足和相关政策的缺乏的共通点。所以增加劳动者“发挥余热”的动力，可能成为延退更具可行性的重要突破口。

一方面，延退需要重视的是合理的利益诱导，这一点在其他国家经验中有先例可循。美国的公共养老金计划推出后有人做出以下分析：规定中雇员可提前到 62 岁退休，但每提前一个月退休，养老金减发 0.56％，也就意味着62 岁退休，退休金仅达到65岁正常退休人员退休金的 80％，正常退休年纪下可再推迟5 年退休，也就是说最高可拿到 130％的退休金。因此，我国需要为延退劳动者提供合理的利益诱导，使其延退后收入的养老金增幅可以弥补其放弃退休后再就业的“经济损失”，即延退后收入总额较如今水平有明显提高，使其在养老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减少对老年生活经济因素的顾虑，增加老年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和能动性。

另一方面相关政策完善为安抚民众抵制情绪增加可能性，并提高延退推行的可能。一是养老“双轨制”并轨的全面实现。并轨的众多可预见影响包括提高社会公平性、合理配置人力资源、缓解国家财政压力，这几个因素符合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社会的共同利益，必定会为延退的推行助力，使得延迟退休政策更具有可行性。二是老年就业政策的完善。北欧国家改善老年就业环境和推进老年教育的相关政策值得我们国家学习和借鉴。在我国延退过程中，可以完善我国现有的老年就业法规，为老年劳动者提供公平舒适的工作环境。鼓励老年劳动者运用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运用缺乏实践经验青年劳动者所不能企及的优势，继续在岗位上发挥余热，创造更大的个人价值，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也可以完善现有老年学习内容和形式，建立老年人的个人学习账户，为老年人接受训练活动提供生活津贴、教育津贴等各种优惠福利。种种政策的完善，能够让老年劳动者更多的感受到他们在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下获得的优待，从而提高延退后老年工作的积极性。

上海“柔性”延退遇冷并不能成为否定延退在我国推行可行性的理由，这一情况告诉我们，面对延退我们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提高老年劳动力就业能动性和积极性是推进延退，使其更具可行性的重要突破口。摆脱延退推行“困境”需要结合国情特殊性，从试点遇冷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借鉴其他国家有益经验并将之“中国化”运用到我国延退的探索中不断前进，才能最大可能的使延退更具可行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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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妮娜,刘诚.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分析——基于我国 29 个省份、 18 个行业的数据分析[J].南方人口,2014年第 2 期第 29 卷（总 122 期）

[3]蓝建中,应强. 国外延迟退休也煞费苦心[J].理论导报，2014年1月

[4]Hans G．Schuetze．Individual Learning Accounts and other models of financing lifelong learn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Volume 26，Issue 1，2007，pp． 5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