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框架

杨波   刘梦婷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济学院

基金项目：2018年度河南省社科联、河南省经团联调研课题（SKL-2018-3299）；2018年度郑州航院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基金项目（2018-CX-09）。

摘要：从交易成本视角分析了科层制模式、市场化模式和多方治理网络化模式在自贸区片区协同中的应用，指出最适合我国自贸片区协同发展的模式是多方治理网络化模式。为了降低网络化治理模式中的交易成本，应设立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赋予网络化组织适度管理权限、把握好协同力度，明确权责界限，使网络化组织发展规范化。

关键词：自贸区片区协同；网络化治理；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673-5889（2019）31-0000-03

一、引言

自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以来，经过六年发展，我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从东向西、由北到南，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形成了“1+3+7”的雁阵式发展模式。我国目前的自贸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们都由不同的片区组成，这些片区不仅在管理上是分开的，在地理空间上也不相邻。自贸区是一个复杂的开放性系统，其内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以及生产要素和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为了充分发挥自贸区的作用，党的十九大赋予了自贸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但目前自贸区各片区在内部管理方面普遍存在着数据协同、系统协同、管理协同、制度协同的困难，影响了自贸区作为一个整体对当地经济促进作用的发挥。现有关于自贸区协同问题的研究关注点在自贸区与自贸区之间的协同、自贸区和当地战略的协同、自贸区和相邻区域的协同、自贸区区内产业协同及区内外产业协同上，对自贸区片区之间的协同研究少，对协同模式的选择就更少，而这正是当前自贸区在实践中普通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

锁利钦（2014）和郭斌（2015）由制度分析视角出发，研究我国地方政府区域合作的理论模型，指出在抉择和实施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交易费用，在协调阶段则通过制度创新来降低交易费用改善合作绩效。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依据区域合作类型，政府可以有针对性地介入到区域合作中，形成上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更好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费广胜，2012；吕丽娜，2014；张尹莉，2015）。韩彩珍（2013）则以交易成本为分析框架，研究了国际范围内经济合作组织在协同发展中不同的制度选择与成本降低策略。张蕙和王珍珍（2016）从演化博弈的视角对福建自贸区三大片区协同进了研究，在自贸区片区协同过程中，会出现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管成本等一系列交易成本。也有不少学者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对区域协同发展进行研究。

以上研究都分析了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实现区域合作的成本最小化，合作的绩效最大化。本文拟借鉴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对自贸区片区协同的模式选择进行探讨。                                    

二、中国自贸试验区片区协同发展现状

（一）片区协同发展的进展

1.自贸区内的片区协同发展进程。自贸区内片区间的协同发展已经成为自贸区发展的趋势。2015年4月23日，广东三大自贸片区提出既错位发展又协同发展，充分重视各片区产业特色，尤其要利用南沙片区优越的条件，使三大片区协同发展，形成面向全球的投资贸易规则体系。2017年4月22日，福建自贸区发布蓝皮书《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16-2017）》认为，将协同理论引入自贸区建设有其充要条件，首先，福建自贸区三片区分布分散，各个片区包括各个大小不同的区块，使得自贸试验区管理和后期发展存在漏洞和局限性；其次，要使得福州、平潭、厦门三大片区协同发展以后的利益所得大于协同发展前的利益所得。在相关部门的重视下，福建自贸区三大片区在政策、科技、人才和信息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协同创新办法，降低了发展成本，提高了福建自贸区整体的发展质量。

2.跨自贸区片区双边协同发展进程。跨自贸区片区协同发展是当前自贸区发展的另一种趋势，不少自贸区片区之间开始合作。2017年5月16日，川南临港自贸片区与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签署合作备忘录；5月26日，平潭自贸片区与川南临港自贸片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7月11日，前海蛇口自贸片区与陕西自贸区签署合作备忘录；7月19日，北碚蔡家自贸片区与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签署合作备忘录；11月27日，洛阳自贸片区与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签订合作备忘录；12月6日，前海蛇口自贸片区与湖北宜昌自贸片区签订合作备忘录；2018年1月26日，宜昌自贸片区与川南临港片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3月29日，湖北襄阳自贸片区与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内陆自贸区片区同沿海自贸片区的协同，对未来共同推进制度创新，加强区域协同发展，深化产业合作，协同推进陆海统筹，同频共振新格局有深远意义。

3.自贸片区的多边协同发展进程。全国范围内自贸片区协同开放发展，是我国自贸试验区战略实施的一大飞跃。2018年4月1日，我国上海、福建、广东、四川等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成都启动《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发展倡议》，协议明确进一步强化协同改革、协同创新和协同发展的思维，大力实施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战略，这意味着各地自贸区改革试验今后不再是“单兵突进”，而将更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从单打独斗到协同联动，相关部门在制度创新、资源整合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协同联动发展措施。通过制度创新，可以实现部分审批制度的“一单制”，即一家企业在我国自贸试验区的任何一片区注册登记，就自动享受其他自贸区的制度优惠。全国资源整合统一平台对全国范围内的货源、运力进行整合，以提高转载率和运力，“如果能搭建这样的平台，可以降低三分之一以上的成本”（赵晋平，2018）。

（二）片区协同发展的现实困境

1.片区协同中的集体行动困境。自贸区片区协同，涉及不同的政府、环境、资源禀赋等，面临着严峻地挑战。首先，在“理性人”假设下，经济活动的主体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同行政管辖范围的片区，其主体利益诉求不同，会使协同受到各地政绩博弈的影响，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和“协同壁垒”，加大各地合作的难度。其次，制度体制不同，不同政府实施对片区的治理模式也是各异，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纵向制度体制，会影响各片区合作的自由度；而横向的制度差异，也会影响片区协同行动的规范性和一致性。最后，信息不对称，由于各片区所拥有的信息条件不同，会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利益的驱使下，信息不对称会使信息完全方对信息不完全方造成利益伤害。以上由各片区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制度体制不同、信息不对称等引起的机会主义行为，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如设定相应的交易成本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2.片区协同效应的“陷阱”。现实经济状况远比理论中的复杂，在片区协同过程中，并非每一协同战略都能充分发挥降低发展成本的作用和实现“1+1＞2”的溢出效应，往往会出现片区协同效应的“陷阱”。

第一，盲目跟风式的协同。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推动了我国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试制度的建设，不仅需要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还应该结合各片区的实际情况。如2017年推进陆海统筹发展的情况下，在片区之间掀起了内陆自贸片区和沿海自贸片区，尤其是与广东蛇口片区的协同发展热潮，但是这样的协同是否实现了协同发展的目标，还有观察。

第二，自不量力的协同。我国自贸区之间、片区之间的发展差别很大，很多片区可能尚不具备协同的现实基础，如果强制进行协同，可能会出现双赢的局面，但也可能无法实现资源匹配和优势互补，且这种差异化会加大协同过程中的风险，增加协同成本。

第三，形式主义的协同。在协同发展浪潮下，有些片区会迫于压力而不得不进行协同，这种协同缺乏主动性，片区对协同的认知也并不深，因此就会出现“形式主义”特征，即这些片区形式上在协同，但实际上还游离于协同外。

第四，排他式的协同。片区协同发展后，很容易出现协同区域内部相互开放，而对于其它片区则形成新的封闭性的体系的情况。排他式协同会带来一时的收益，却不利于各片区可持续发展。

三、自贸区片区协同发展模式及其选择

随着自贸区体系的不断完善，自贸区的流通消费国际化水平提升，提高了区内外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有利于自贸区片区之间的协同发展（杨波，2017）。自贸片区协同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协调管理及监督，政府在自贸区片区协同发展中的参与会出现各类因制度而产生的费用，这些费用属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即使用制度的成本。交易成本的增加会成为片区协同发展中的“绊脚石”。利用交易成本理论进行片区协同路径分析，有助于降低片区协同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交易成本，提高片区协同发展的质量，实现协同发展的最大化目标。本文以交易成本为分析视角，探索自贸片区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几类协同发展模式，并结合我国自贸片区协同发展实际情况，寻找更合适的协同发展模式。

（一）片区协同的科层制模式

科层制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合作最早采用的一种模式，是指在区域内设立一个统一的有话语权的组织机构来推动地方政府协作发展。如果将其应用到自贸试验区片区协同发展中，理论上，这种发展模式能够以绝对的权威和强制的手段对片区间的自然资源、信息资源、目标、利益等进行统筹协调，减少了片区之间的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但科层制优势的发挥，必须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即行为主体完全理性，且掌握完全信息的决策环境，并不会受各片区利益主体的影响，享有绝对的赏罚权，而这种理想的状态在现实发展中是不现实的。

第一，权威组织的信息来源于各片区政府的汇报，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各片区政府很可能“趋利避害”，选择性提供信息，导致权威组织获得的信息失真，而依据失真信息做出的决策，要么误导片区协同发展，使得协同走弯路，要么完全达不到协同应有的效果，这样会造成各项资源的浪费，增加片区协同成本。

第二，即使权威组织能获取完全准确的信息，其决策也未必能适用于各片区，尤其是涉及多方协同。目前，我国自贸区片区协同，不限于自贸区片区内部协同，更不局限于两个片区之间的协同，而是倾向于多方协同，这种多方协同发展模式，涉及到更复杂的发展环境与协同要素，权威组织在这种繁杂系统中做出的决策，可能具有概括性，但具体对每个片区的适用性就会大打折扣，尤其是有关利益的决策，有可能引起各片区之间、下级政府和上级政府之间更深的利益矛盾，无形中会增加后续协同成本，反而不利于片区协同发展。

第三，各片区历史背景、经济水平、政策环境、地理位置、政治氛围、目标定位等各异，且在不断变化中，科层制这种发展模式缺乏灵活性，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发展决策滞后于现实瞬息万变的经济发展情况，会浪费这种模式本身存在及采取各项活动而引起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经济成本等。

（二）片区协同的市场化模式

在自贸区片区协同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对片区之间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促进片区的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降低片区之间各项协同机制在创立、运行和监管过程中不同资源整合的成本。蛇口片区与洛阳等内陆片区协同发展后，在市场自我调节的作用下，蛇口片区凭借政治经济资源、交通资源等区位优势，可以带动洛阳等片区的相关产业的发展；而洛阳片区凭借丰厚的文化底蕴，可以带动蛇口片区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结合地域特色，各地的资源利用效率均得到了提高。

市场化模式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制度性协商，二是非制度性协商。在市场化模式下，会出现“市场失灵”，自贸区片区之间的协同发展会增加交易成本。首先，在制度性协商模式下，自贸区片区之间的利益目标不同，那么协作方的谈判就会停滞，增加了事前成本，即起草、谈判和达成协议的成本；同时，也会增加事中成本，即维护和执行契约的成本；有巨大利益冲突的时候，各片区利益主体即使达成了契约协定，也存在很大毁约风险。为了能实现既定目标，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用来减少片区之间的“利益摩擦”，避免片区之间“恶性博弈”，确保各片区之间和平履约，最终实现协同目标。

其次，我国自贸试验区试点在不断增多，片区合作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片区数量增多的情况下，进行协同达成一致目标的事前成本不断攀升，包括信息搜集成本和缔约成本。若是相邻的片区之间进行协同，有共同的地理边界，共同边界上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等归属权不确定性，容易引发矛盾，导致双方相持不下，增加了交易成本，也增加了交易难度。

最后，各片区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虽然协作能够带来共赢的局面，但现实中经常会发生“囚徒困境”，意味着合作对各方都有利的情况下，还是不能达成合作协议。这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合作方中有一方实力过强，合作并不能确保其快速高质发展，甚至会产生负外部效应，因此实力强的片区不倾向于合作；二是“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在制度性协商下，一些片区会产生等着坐享其成的懒惰心理，没有进行协调发展的积极性，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非制度协商模式没有体制的障碍，其组织成本较低，但缺乏相应的统筹权，相关体系完善程度不高，执行力较差，交易成本也相应提升。

（三）片区协同的多方治理模式

目前在自贸区协同发展中除了运用科层制模式、市场化模式外，还有多方治理模式。多方治理模式的兴起，是互联网+时代市场作用下的结果，是一种“多中心的制度安排。这种模式应用于区域间政府合作，扩大了空间范围、时间范围，即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下，协同发展不在受地域、时间上的局限，这样不同片区之间的协同发展，会节约一部分成本。

首先，多方治理模式具有灵活性。片区政府能够采取简单的方式，快速与片区中相关利益主体沟通，制定符合各利益主体的政策，节省政策制定的时间成本。其次，多方治理模式具有平等性，各主体可以有效地获得网络化治理模式下所有面向公众的信息，不仅降低了信息搜集成本与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机会成本，还减少了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由此降低因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风险带来的成本。最后，多方治理模式具有高效性，开放的网络能够提高信息的流动性，使自贸片区间产生规模经济发展，提高发展效率。如福建自贸区的三个片区协同过程中，各片区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也相互合作，即保持“求同存异”的发展模式，极大地发挥了协同效应，且随着规模经济发展，其成本在不断降低。

多方治理模式模式存在一定问题：第一，“有限理性人”问题，如各片区同处于一个网络组织中，各片区关注的可能只是网络组织整体的利益，而忽略其他相关经济体的利益，这种利益视角的局限性可能会给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带来负外部性，增加了社会成本，这是片区网络化发展中存在的盲点。第二，排他性问题，在片区协作的网络化组织下，开放只是针对组织内部的片区，而其他没有加入的片区，则会被阻挡在门外，享受不了相关优惠政策。第三，机会主义行为问题，网络组织管理权限的度不好把握，这会使得成员片区发生另外一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加管理成本。第三，权责不明确问题，网络组织没有等级和公私界限，某种程度上会使得各成员片区之间权责不明，容易发生矛盾，产生交易费用。

综上所述，科层制、市场化和多方治理三种协作模式各有其优势，各有其弊端，且这些优势与劣势，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对于自贸片区协同，应该依据协同主体特性，选择不同的协同发展模式，如自贸区内部片区的协同，应该依据整个自贸试验区发展的需求，制定符合该区的协同发展模式，其他自贸区不能照搬经验成熟的自贸区协同发展的模式，要有针对性地学习，制定符合自己发展的协同模式。福建自贸区三大片区进行协同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福州、平潭和厦门三大片区的地理位置相距远，在借鉴其经验时，一定得清楚自己片区之间存在哪些问题，从实践出发，方能探索出好的方法。

随着我国自贸试验区的增多，多方片区协同发展已经提上日程，多主体片区全方面协同中交易成本高，实际操作难度大。依据以上对三种模式适用性分析，结合我国自贸试验区片区当前协同发展的状况，最适合我国实施跨多区域、多主体的协同模式是多方治理模式。在多片区协同的过程中，多方治理模式的灵活性、平等性、高效性等优势逐渐凸显出来，若将多方治理模式运用在我国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发展中，将会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红利，促进12个自贸区协同发展进程，提高协同发展的质量与效率。

四、交易成本降低视角下自贸片区协同的政策支撑

除了“鲁滨逊-克鲁索”那种不直接进行物质生产外，交易成本是无时无刻不在的。降低交易成本是片区之间协同发展的动力，降低协同模式中的交易成本是自贸片区进行协同的根本解决办法。运用多方治理模式实施跨多区域、多主体的协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但在实际发展中，这种模式还是存在“有限理性人”、排他性、权责不明确等问题，容易引起巨额交易成本。

为了克服多方治理模式自身存在和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笔者给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与补偿机制。片区协同发展需要把握好协同力度，注意协同形式。协同不能仅仅局限于各片区之间，还应该重视片区与外部经济体之间的关联；不仅要在网络化组织内部设置并完善片区协调利益机制，还要注重设立完善网络化组织与外部经济利益主体的利益协调机制与利益补偿机制，最大限度地降低因片区之间协同引起的各种社会成本。

二是赋予网络化组织适度管理权限，把握好协同力度。网络化组织代表着一种社会约束力，能很好的配合市场和政府起到监管作用，有效减少寻租等违背市场发展原理的逆向选择行为，从而减少由此带来的交易成本。赋予网络化组织适度的管理权限，会使网络组织做工作到位而不越位，激发成员片区发展动力，保护成员片区发展特色，使个体带动整体发展，降低协同成本，充分发掘协同效益。

三是明确权责界限，规范网络化组织发展。网络化组织能够充分快速获取信息，加速各片区资源要素流动，极大地降低协同发展成本，但同时也模糊了责任界限，容易使各成员片区产生责任纠纷，增加交易成本。为了降低由此带来的各片区协同发展交易费用，必须规范化发展网络化组织，明确界定网络化组织与成员片区的权责界限，理清各片区协同发展中的问题及承担主体。

参考文献：

[1]张蕙，王珍珍.福建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与学习策略—基于三大片区协同发展的演化博弈视角[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6（6）.

[2]锁利钦.我国地方政府区域合作模式研究-基于制度分析视角[J].经济体制改革,2014（2）.

[3]郭斌.跨区域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的交易成本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4]费广胜.经济区域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及其模式[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4).

[5]吕丽娜,赵小燕.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合作模式比较[J].政府与经济,2014（5）.

[6]张尹莉,丁先存,张苗.区域合作模式在地方政府合作组织中的运用研究[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9(1).

[7]韩彩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制度选择与发展——以交易成本理论为视角[J].中国流通经济,2013,27(6).

[8]杨波,段赛丽.自贸区建设背景下的流通消费国际化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