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周松　范嘉俊  安徽大学商学院

摘要：数字化转型驱动管理组织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数字化转型带动内部控制质量和信息透明度的提升，约束管理者操控盈余的动机，进而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为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盈余管理；内部控制；信息透明度

一、引言

长期以来，企业盈余管理行为都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盈余信息作为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主要指标，其质量直接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有用性，关系到企业战略制定及未来发展方向。在企业实际经营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管理层为缓解融资压力、实现业绩承诺，可能通过盈余操纵手段扭曲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粉饰财务报告。这将误导公众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严重损害有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利益，降低资本市场有效性。因此，探究如何有效抑制盈余管理行为至关重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伴随着企业运营与数字技术的紧密融合，数字技术的内部治理效能得以显现，从而控制企业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影响盈余管理行为。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提升协调能力，改善监督效率，从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抑制盈余管理动机。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善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强企业在会计准则执行方面的透明度，降低盈余管理能力。基于此，本文将结合现有理论，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

本文的可能性贡献：第一，本文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研究。第二，探究了内部控制、信息透明度的中介作用及其作用效果的异质性，进一步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盈余管理的作用机理。本研究利于鼓励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步调，并为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新视角。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广泛融合应用数字技术，实现业务改进、效率提升和价值创造方式重塑的过程[1]。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内涵特征[2]、驱动因素[3]和现状趋势[4]，二是研究经济后果[5]、作用机制[6]和发展路径[7]。本文主要探索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尤其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盈余管理在资本市场较为普遍。在融资过程中，为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溢价，企业有目的地操控盈余[8-9]。具体而言，管理层可通过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粉饰财务报表，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从而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于公司当前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评估[10]。盈余管理是管理层实现私人利益的常用财务手段，会对企业造成严重的不良经济后果，研究如何抑制盈余管理行为，提高披露信息可靠性，成为财务领域的重点话题。然而现有研究缺乏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伴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日益深入，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等发生了巨大变化，管理层的盈余管理活动亦受到影响。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促进了高效的生产管理和生产体系的再升级，增强了企业内部控制能力，优化了企业组织管理模式，提高了组织经营行为的有序性和科学性，弱化管理层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业务数据化形成实时监控机制，提高了信息透明度，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性，企业内外部监管程度得到有效提高，约束了管理者的违规行为，降低管理层实施盈余管理的能力。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活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盈余管理的作用机理

数字化转型作用于企业盈余管理的效果具体通过增强内部控制能力和提高信息透明度得以实现。从内部控制角度看，首先，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极大提高了企业信息处理的效率，加快了信息在组织中的流动速度，促进了高效的生产管理和生产体系的再升级，有利于形成数字化的内部治理环境，从而有效增强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能力。其次，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善决策制定过程和风险控制过程，降低企业日常经营风险和投资风险，避免经营业绩出现较大波动[11]，强化组织经营行为的有序性和科学性，改善了企业的内部控制效果。因此，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内部控制带来诸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从而企业的绩效能够得到良好的反映，消减了管理层基于业绩压力和融资需求而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从信息透明度角度看，数字化转型加强了信息在企业内外部的流通和共享，提高了信息透明度，降低了管理层实施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能力。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企业内部不同环节、不同模块、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12]，企业内部人员脱离了数据闭塞的窘境，经营者很难再依赖信息优势操纵企业财务行为，降低了管理层实施盈余管理的能力。另一方面，依托数字技术的结构化企业财务会计信息能够通过共享设备和服务等被传递至外部利益相关者，促使外部监管程度提高，倒逼管理者收敛违规行为，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并且，为了市场的良好反应及企业的长期发展，管理层做出损害企业价值的盈余管理活动的意愿会降低。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2a：内部控制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起中介作用。

H2b：信息透明度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起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鉴于中国A股主板市场的上市企业信息披露完整，数字化程度较为显著，本文选取国泰安数据库中中国A股主板上的所有实体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在样本选取的过程中，进行了如下处理：（1）本文为确保实验结果的稳定性，将银行等金融行业企业样本数据剔除；（2）不再保留ST、*ST等上市企业样本数据；（3）删去了数据缺失的企业样本数据。最终得到14714个企业样本。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企业盈余管理（absAD）。本文利用目前国内实证研究中较常使用的修正Jones模型，基于不同年度和行业的横截面数据来度量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计算过程为：先对模型（1）分年度、分行业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系数α0、α1、α2，再将得出的α0、α1、α2系数带入模型（2）计算得出企业可操作性应计项的数值（ADi，t），即代表企业盈余管理。

其中，TAi，t为i行业在第t期总应计利润，表现为企业经营利润与经营净现金流之间的差额；Ai，t-1为i行业在第t-1期的期末总资产；ΔREVi，t为i行业在第t期和上一期之间的销售收入总计变动额；ΔRECi，t为i行业在第t期和上一期之间的应收账款总计变动额；PPEi，t为i行业在第t期期末的固定资产原值。

2.核心解释变量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lndigital）。在指标量化方法的选取上，本文借鉴吴非等[13]

提出的词频统计方法构建数字化转型度量数据来捕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具体而言，本文归集整理了众多上市企业的年度报告，参考了大量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报告及文献，挑选出数字化转型特征词，最后依据结构化特征词分类进行搜索、匹配和词频计数，形成最终加总词频，从而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指标。

3.中介变量

内部控制质量（IC）。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是企业保持披露财务信息可靠性的重要保障，内部控制质量的有效提升可以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加强监管把控，防范干预财务行为的发生。

其表现为内部控制质量的上升会使得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受到更强的监管把控。

信息透明度（AC）。本文将资产周转率（AC）作为企业信息透明度的代理变量，进而研究信息透明度对数字化转型-盈余管理的作用机理。这是因为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能够令所有者掌握更加细致的企业信息，降低了两权分离带来的风险，有利于企业利益相关者作出更加符合公司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决策，进而能够有效提高销售收入以及作出更加合理的资产组合选择，从而与资产周转率形成同向的变化关系。

4.控制变量

为提高研究的准确程度，本文参考相关文献，借用既往文献的测度方法，选取董事会规模（boardsize）、独立董事规模（idp）、企业规模（SIZ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总资产收益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企业价值（tobinqA）、分析师关注（lnanalyst）、资产负债率（LEV）、国际四大（BIG4，审计事务所是国际“四大”事务所取1；否则为0）、产权性质（SOE，公司是国有控股取1；否则为0）、市场化进程（MAR）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定

为论证本文假设，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下标i表示不同企业类型，t表示不同年份，Controls为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据表1可知，数字化转型（lndigital）的均值为2.715，说明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较高。盈余管理（absAD）均值为0.072，表明样本中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程度约为0.07，保持较低的水准。内部控制程度（IC）的均值为6.224，最小值为0，表明企业的内部控制程度较高，但仍有内部控制程度极低，甚至不存在内部控制的企业存在。资产周转率（AC）的均值为0.619，方差为0.442，说明不同行业、不同年份、不同省份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存在较大差异。主要的控制变量，董事会规模（boardsize）的均值为8.625、总资产收益率（ROA）的均值为0.0305，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2主要分析并报告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从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来看，在不考虑其他控制因素，仅控制年份、行业、地区等哑变量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盈余管理间呈负相关性，并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盈余管理的水平，如列（1）所示。随后，在不考虑行业、地区、年份等哑变量，控制其他企业财务～特征变量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盈余管理的负向影响仍然显著且稳健，如列（2）所示。最后，我们对哑变量与财务特征变量依次施加控制后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盈余管理之间依然呈负相关性，并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如列（3）～（4）所示，这意味着无论是全变量控制还是剔除部分变量控制，数字化转型都能抑制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假设H1得以证明。在研究控制变量时我们发现，董事会的规模越大，企业规模越大，内部控制程度越高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的水平会越低。总资产收益率越高，说明企业处在良好的发展态势，创造财富的能力越强，则企业盈余管理的水平越低。营业收入增长率以及企业价值越高，经营者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作出短视财务行为，导致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提高。在外部监管层特征方面，相比于民营企业而言，由国家控股的企业盈余管理水平越低；但是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升，会导致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上升；此外，由国际四大担任审计机构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的水平会越低。除此之外，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越高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表2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盈余管理回归结果分析

注：∗p<0.1，∗∗p<0.05，∗∗∗p<0.01，括号内为t值。

（三）中介机制检验

如表3所示，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呈正相关性，并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根据前文的逻辑阐述，实证表明了内部控制水平是数字化转型对盈余管理产生作用的主要中介路径。因此，研究假设H2a得到了经验证据支持。在信息透明度方面，我们将资产周转率作为其代理变量，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与信息透明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地促进信息的流通，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并且前文中提到数字化转型与信息透明度对企业盈余管理均表现为负向作用，这表明了信息透明度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显要中介变量。因此，研究假设H2b得到了验证。

表3　中介路径分析

（四）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盈余管理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即数字化转型会减弱企业盈余管理，但因为政策导向和市场选择，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更加符合市场的诉求，为主动契合市场导向，企业也可能会主动降低盈余管理水平引入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从而引起内生性偏误。此外，戚聿东等[14]认为，数字技术架构在上市公司中的实践存在一定匹配滞后，数字化转型的积极导向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并且企业是否进行盈余管理是企业经营者综合考虑内外部环境而做出的决策，不能简单理解为仅是数字化转型发挥的作用，说明企业是否进行盈余管理以及盈余管理水平的高低具有样本选择性，从而样本误差可能会导致模型内生性问题。为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2SLS）处理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盈余管理间关系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采取的工具变量是基于制度设计层面、产业层面、企业层面综合计算得出的数字化均值，利用与文章主要核心解释变量相同的度量方式，但为了区别于原数据来源，避免样本选择性带来的内生性偏误，选取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如表4所示，经过回归分析后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与前文所得结论基本吻合。

表4　工具变量法：内生性问题

五、异质性分析

（一）企业产权性质的视角

在划分不同产权性质方面，本文借鉴以往文献的划分标准，将国有企业赋值为1，非国有企业赋值为0。如表5所示，在其他的变量所受到的控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作用较为显著。一般而言，国有企业受到政府的干预，往往承担一些政策性负担，在公司治理效率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从而导致数字化转型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无法得到有效地发挥。相反，非国有企业注重公司治理效率，追求利润最大化，公司内部治理环境更为优越，从而为数字化转型的公司治理效应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即利于数字化转型在抑制盈余管理中发挥良好的治理作用。

（二）地区市场化进程视角

为区分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本文借鉴王小鲁等（2016）提出的市场化指数为数据基础，选取各地区市场化指数的中位数作为划分依据。结果如表5所示，相比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

区而言，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一般而言，高市场化地区政府行政管控制度更为完善，政府干预较多，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更高，从而数

字化转型对盈余管理只能发挥出有限的抑制作用。相反，低市场化地区政府干预较少，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而数字技术的引入有效加强了企业的控制水平，从而数字化转型对盈余管理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抑制作用。

表5　分样本检验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企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亟须经验证据支撑。本文以现有理论为出发点，通过实证检验得到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有力经验证据，并总结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性，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有助于抵消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第二，从中介机制看，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内部控制能力和提高信息透明度起到了约束管理者实施盈余管理的作用，从而有效降低盈余管理水平。第三，从异质性检验可知，对于非国有企业、低市场化地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综上所述，本文得到如下启示：第一，从宏观视角出发，国家应鼓励数字化转型与传统产业生产经营全过程的深度融合，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步调，监督和制约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从微观层面来说，企业应把握数字化转型的机遇，积极响应国家和市场的号召，积极应用数字技术辅助组织实现现代经营管理，抑制管理层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约束管理者操控盈余的能力。第二，企业应寻求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以加强风险控制，提高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缓解管理层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并发展先进的数字技术，促进企业信息传递系统与数字技术的创新融合，降低信息获取成本，推进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倒逼管理层收敛盈余管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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