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栋¹   方万政²

1.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北京  100088

2.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宝鸡监管分局  陕西宝鸡 721015

摘要：伴随着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提升，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运行中的作用愈发关键，且日趋复杂的内外部经济环境对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风险防控及其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2012-2020年12家商业银行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OLS模型实证分析，研究金融开放水平与商业银行风险防控之间的内在关系，探究商业银行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措施，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性建议。

关键词：金融开放水平；金融危机；风险管控

一、引言

金融开放水平是当前国际金融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扩大金融开放是我国经济开放领域重要的制度安排。金融开放是一国或地区不断推进金融深化、缓解金融压抑的过程，主要包括解决国内金融市场抑制、促进金融资本和服务国际化发展以及取消外资进入限制等（Galindo，Schiantarelli, Weiss，2007）。既有研究对扩大金融开放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始终存在争议，大部分文献认为金融开放有利于经济增长，如Henry（2003)认为金融开放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正面效应，Bekaert和Harvey(2003)认为金融开放将会在多维度带来好处，分别是国际资本流动、FDI、国家基金发行、资本市场例如股票市场的开放、银行业改革等。Kaminsky和Schmukler（2003）基于金融开放的微观宏观分析，陶雄华和谢寿琼（2017）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等都支持了金融开放具有促进经济增长效应的观点。也有研究报以相反观点，认为金融开放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些研究主要从风险角度展开了论述。如孙华荣（2021）聚焦金融开放与商业银行营收能力之间的关系、金融开放对银行业竞争力的影响以及金融开放对银行风险管控的影响，指出银行业的开放必须处于监管要求之下，否则会对金融秩序造成严重危害，并援引阿根廷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就案例，强调监管不到位可能会导致资本无需扩张进而对金融造成巨大冲击的可能性。翟乃森等（2021）通过选取40家银行有代表性的银行通过金融开放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开放水平只有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对商业银行的绩效提高有所作用，否则便会产生冲击，且金融开放水平对不同类型银行的作用程度不同，对国营银行的促进作用最大，应当推进开放，使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符，运用金融科技加强监管，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同时，商业银行的风险防控应始终摆在业务经营中的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并对风险进行识别与监管（黄培东，2019），根据相关研究发现，各国银行业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银行风险防控水平参差不齐从而导致风险冲击时所受冲击的不同，因此我国商业银行风险防控更应展现中国特色，以建立中国特色现代银行体系。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对金融体系冲击最深的一次经济危机，此次危机发生后，流动性风险监测成为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中必须关注的指标之一（陈彦斌等，2015）。危机对商业银行加强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做出了警示，相关研究也为防范风险传染提出了合理性的建议，将商业银行经营放入监管的范围内，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情况制定金融开放政策，以此更好地保障消费者与投资者利益，推动金融市场改革的稳步推进。李少华（2009）通过研究2008年金融危机并结合模型分析我国银行业务中所存在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根据经济发展推动我国商业银行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实施风险管理的新模式。

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国内外学界针对金融开放和金融危机等问题已经进行了充足且完备的研究讨论，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也对金融开放的实现机制进行了一些研究，但鲜有文献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分析金融开放对商业银行风险管控的内在关联和影响机理。本文选择2012-2020年共计12家商业银行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金融业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业GDP的比值（FO）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反映金融开放水平，利用不良贷款率(NPL)和风险加权资产比率（RWA）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银行风险管控能力，以定量分析加定性分析，机理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金融开放水平与商业银行风险两者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主要在于：第一，创新研究路径，目前国内研究文章主要探讨金融开放水平对外的经济提升效果，而围绕金融开放水平对内的产业提升效果尤其是针对商业银行风险管控展开研究的文章较少。本文丰富了这一领域内的相关研究。第二，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切入金融开放和银行风险的关系，体现了一定的视角创新。

二、金融开放水平与银行风险管控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假设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急需外资来进行建设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展，而国内金融业起步晚、发展缓、基础设施不完善，银行业则成为推动金融发展的关键。金融开放采取从沿海到内陆，从试点到逐步扩大的开放方式（周宇，2021），随着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外资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风险防控影响也越来越大，鉴于外国商业银行发展时间长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受外资入侵而丧失金融主权的影响，商业银行的业务重点在于对外资的管控以保持商业银行的独立地位以及对经济金融稳定调节的主导权。

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受制于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危机的发生暴露出商业银行的经营业务的新风险，风险防控主要针对于单一的经营模式、不合理的贷款结构等。一方面银行在经营中尤其是面临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更需运用多种方式，发挥政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以及保险业等各个部门的协调配合作用，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另一方面国家为缓解金融危机投放了巨额贷款，这笔巨额贷款的大部分流向了房地产行业和证券业，为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埋下隐患，在金融资金投向方面始终坚持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推动经济脱虚向实，才能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中小微企业，以此带动经济发展。

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H1: 随着金融开放水平的提高和金融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商业银行风险管控能力会受到一定冲击。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发展阶段下的金融开放程度不断扩大、金融开放水平不断向纵深发展，在此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银行资产流动性的增加以及宏观经济的变化不仅仅会给商业银行带来冲击，更是会给予商业银行一定的压力，这一压力从另一方面看使其能更好地巩固风险管控手段，提高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商业银行利用金融科技等手段，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推进自身数字化转型，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从根本上改善存贷业务，以更好实现审批、风控全流程的数字化、智能化，发挥风险控制精准、防控覆盖范围广的优势。

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随着金融开放水平的提高和金融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商业银行的风险管控能力会逐渐得到增强。

（二）模型构建与样本选取

1.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本部分针对金融开放水平与银行风险防控二者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实证研究分析金融风险防控与开放水平的内在联系，将风险防控能力随金融开放水平的变化而变动的趋势作为反映商业银行风险防控能力的参考指标。受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考虑到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失真反馈，本文选取2012-2020年共计12家商业银行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进行实证分析。

一方面，考虑到衡量银行风险水平的常见指标有Z值和风险加权资产比率，Z值使用来衡量银行距离破产的程度，Z值越小则破产的可能性越大（程小庆等，2020），然而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由政府兜底保障，其破产发生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本文采用不良贷款率(NPL)作为被解释变量（Y）衡量银行风险，该指标越小反映出银行的风险防控能力越强、风险防控效果越好；再用风险加权资产比率（RWA），即风险加权资产与总资产比率作为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另一方面，我国当下持续提升金融开放水平的措施主要体现在：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放宽外资机构和业务准入条件、扩大外资机构业务范围、优化外资机构监管规则和简化行政许可流程等方面，因此本文权衡考虑金融开放指标的优化选择，利用金融业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业GDP的比值（FO）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反映金融开放水平(X₂)；外资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反映资本开放水平(CO)充当解释变量(X₃)；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反映MFO，即贸易开放状况(X₄)；银行的风险还来源于银行自身内部控制和外部经济环境，用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解释变量反映银行营收能力(X₅)，利用流动性比例，即流动性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CBL）反映银行流动性比例(X₆)，利用国民生产总值年度增长率作为宏观经济控制变量(X₇)来研究宏观经济对银行风险防控的作用。

表1 主要变量定义表

2.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时间序列数据是依据时间顺序分析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未来预测性，符合显示发展变化规律。本模型选取的十二家银行，其中包括四大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五家城市商业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徽商银行，三家农村商业银行：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以上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1）及各银行年度报告。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样本变量基本统计表

本文选取2012到2020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反映银行风险防控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金融业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业GDP的比值（FO）、外资占比、贸易开放状况反映金融行业的开放水平，银行资产收益率（ROA）、流动性比例作为银行控制变量反映银行盈利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以及GDP年度增长率反映宏观经济对银行风险防控的影响作为解释变量来探究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样本变量基本统计表如表2所示。

表2  2012-2018年变量指标统计表

2.实证结果分析

表3 模型（1）回归结果

结果表明不良贷款率与外商投资占金融业GDP之比、外资占比、银行资产回报率呈相同变化趋势且随着金融开放水平的提高，银行的不良贷款持续增加，说明随着金融开放程度不断加深，银行风险防控能力会受到冲击；外资增加、银行流动性资产比例和GDP的上升会引起不良贷款率的下降，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银行资产流动性的增加以及宏观经济的变化会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管控能力，本文的两个假设H1、H2得以证实。

（四）稳健性检验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引入银行风险加权资产比率作为原被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以期衡量银行的风险防控能力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通过观察不难发现以风险加权资产比率为代理变量，代替银行风险资产比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线性回归所得出来的结果与实证分析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尤其是以外商投资占金融业GDP之比表示的金融对外开放度、资本充足率等主要指标上述分析结果保持一致，说明此实证分析的结果较为稳健。

三、结论与建议

在我国金融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金融与科技不断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商业银行风险防控能力与金融开放水平的内在联系，探讨金融危机对商业银行风险防控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开放水平的提高使银行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商业银行风险管控能力与对外开放水平息息相关，经济的快速增长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营收能力，但如若缺失风险管控，则会对流动性产生冲击，甚至出现资不抵债、信用危机、流动性危机，进而对金融稳定产生冲击，因此金融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促进银行经营模式的调整过程。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升金融开放水平，推动金融助力商业银行发展

政策性银行需引导政策导向，与监管机构深化协作，深化风险管控的意识，运用金融科技来创新监管指标以加大对风险的管控，防止资金流向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加重经济发展的负担；大型商业银行要发挥头雁作用，在业务经营、风险防控、产品创新方面加大投入，立足商业银行的核心优势，结合国际银行海外发展优秀经验，借鉴跨国银行金融机构审慎经营、全覆盖的风险防范意识，建立健全风险预警、识别、检测机制，以此发挥中国特色银行体系的优势；中小银行要聚焦主责主业，加强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建设，增加金融网点的覆盖面，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满足群众金融需求，同时在监管允许的范围内推出多元化的存取、理财产品，丰富金融产品，活跃金融市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为实现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还需进一步对外展开交流与合作，在此过程中需不断吸取经验、弥补不足，吸收别国金融发展先进理念，与我国高速的数字化进程相联系。金融政策加强对商业银行的支持，引导金融资金流向银行业以稳定金融市场秩序，其他金融机构加强与商业银行机构的互联互通，丰富金融产品、推动金融创新、完善内控建设，创新监管方法与指标体系，通过数字人民币来推进金融发展秩序，更好地规范税收工作，加强反洗钱和支付业务的管理，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才能为商业银行机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才能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实现综合经营。

（二）商业银行加强风控能力，防范风险传染

在金融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金融风险传染有了更广阔的路径，会出现风险跨市场、跨业务、跨境三跨传染，在我国“一委一行两会”的监管框架下，对外部金融风险的识别、阻断有良好的应对机制，而银行金融机构更应在监管允许范围加强内控建设并发挥三道防线对风险管控作用，提高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这“三会一层”的运行效率，多方协力防范风险发生与传染。

同时，商业银行在发展方向上要响应国家政策，履行服务实体经济、践行国家货币政策的职能，使银行自身发展始终处于国家监管框架之下。通过以经济发展方向为基础调整信贷结构，防范流动性风险，才能够实现营收能力的提升，提高资金配置能力，才能在风险出现传染时保持充足的资金应对风险。

此外，面对金融开放水平的提升，我国的商业银行要与时俱进，提升风险管控能力，多渠道补充资本金，加强对流动性的管理，强化抗风险能力。在金融科技不断融合发展的当下，国内外环境的严峻使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更加凸显，一方面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传统方式提高银行内源性和外源性补充一级资本金和二级资本金的补充，另一方面国家可以运用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常备借贷便利、定向中期借贷便利等来补充银行资本，同时发挥保险金融机构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金融开放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应以十四五规划和二十大报告为起点，立足于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新发展格局。商业银行应持续巩固内外兼修，完善系统性管理；而相应的监管机构作为金融开放一体两面的监督者视角，应当始终具备宏观审慎的视野，以微观审慎为基础、以行为监管为保障，使两者成为既相互独立又协调统一的整体，彼此配合以形成监管合力，避免系统性风险对银行业以及金融系统造成冲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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