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晔   中国建设银行山西省分行

摘要：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为深入了解转型期资源型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状态，笔者对山西省吕梁市2021年经济金融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全市经济金融运行保持了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但也存在诸如发展动力不足，信贷投放瓶颈等问题，对此笔者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期为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资源型区域；经济金融；政策建议

一、经济运行逐季向好，经济发展韧性增强

2021年，吕梁市保持转型发展战略定力，新材料、大数据、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呈现逐月回升态势。202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538.04亿元，同比增长2.7%，增速较前三季度回升3.2个百分点，较前半年回升6个百分点，较一季度回升8.9个百分点，总量排名全省第四，增速排名全省第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36.5亿元，同比增长4.8%，总量排名全省第一位，增速排名全省第十位；固定资产投资574.3亿元，同比增长9.7%，高于年度目标任务（7%）2.7个百分点，总量排名全省第八位，增速排名全省第九位；进出口总额38.4亿元，同比下降15%，总量排名全省第五位，增速排名全省第八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7.3亿元，同比下降2.8%，总量排名全省第二位，增速排名全省第十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61.2亿元，同比增长6.9%，总量排名全省第二位，增速排名全省第八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382元，同比增长4.1%，总量排名全省第十一位，增速排名全省第九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656元，同比增长7%，总量排名全省第十位，增速排名全省第十位。

二、金融运行成效显现，有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一）各项金融指标稳步增长

2021年以来，区域内各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货币政策，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克服疫情影响，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继续聚焦助推脱贫攻坚，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为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全市经济金融运行总体上保持了平稳的发展态势。截至2021年末，吕梁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2786.86亿元，较年初增加250.81亿元，增长9.89％；各项贷款余额1269.89亿元，较年初增加70.48亿元，增长5.88％。在各项贷款中，短期贷款464.56亿元，比年初增加24.66亿元；中长期贷款574.53亿元，比年初增加48.34亿元。票据融资228.81亿元，比年初增加10.31亿元。2021年，现金累计投放113.48亿元，回笼43.71亿元，投回相抵现金净投放69.77亿元，同比增加2.39亿元，增长3.55%。截至2021年末，驻市金融机构上级行和区域外金融机构共为吕梁506户企业融资955.23亿元。全市4家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4.5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06％；指定与托管证券市值73.54亿元，同比上涨45.47％；全年证券交易额累计1218.51亿元，同比上涨12.94％；实现营业收入3956万元，同比上涨46.52％。2021年，吕梁市31家保险公司共实现保费收入58.26亿元，同比上涨6.43％；赔款和给付支出20.18亿元，同比下降11.19％。

(二）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为积极应对疫情，人民银行吕梁市中心支行研究制定了金融支持疫情防控18条意见，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有效防控，促进企业复工复产；推动金融惠企利民红利直达实体经济；着力提高银行机构普惠小微企业首贷率、信用贷款率、无还本续贷率；积极开展创业担保贷款扩面行动；通过LPR运用、再贷款利率引导、利息返还等措施，引导金融机构下调贷款利率、减轻企业负担。截至2021年末，全市累计发放普惠小微贷款113.65亿元，贷款户数26859户，首贷率33.23%，较年初增加9.41个百分点；信用贷款率28.05%，较年初增加10.14个百分点；延期还本付息率39.21%，较年初增加19.27个百分点；为13家地方法人机构提供延期还本付息激励资金969.94万元，覆盖本金9.7亿元，惠及主体654个；为金融机构发放零利率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资金7865万元，带动7家地方法人机构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1.97亿元；指导金融机构发放疫情防控优惠利率专项贷款2.2亿元；累计办理再贷款、再贴现53.03亿元,余额40.36亿元，较年初增加11.77亿元；创业担保贷款实现零的突破，全市创业担保贷款基金达1300万元，较年初增加550万元，增长73.33%，余额77笔1740万元。2021年底，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加权平均利率7.15%，比年初下降0.55个百分点；地方法人机构共为企业返还贷款利息2400笔、金额6605万元。

（三）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取得明显成效

针对脱贫攻坚和“三农”经济发展的多种金融需求，组织召开全市金融扶贫工作推进会，打造出响誉全国的农发行产业扶贫“吕梁模式”，创新推出了农行“乡村振兴贷”、交口县“十户联体”农户信用贷款、孝义市农村集体股权抵质押贷款、柳林县“惠农贷”农户信用贷款等，带动全市产业扶贫贷款高效投放。截至2021年末，吕梁市金融机构精准扶贫贷款余额113.4亿元，较年初增加1.85亿元，当年累计发放90.11亿元，同比增长42.14%。其中，产业精准扶贫成效明显，截至年末产业扶贫贷款余额49.65亿元，较年初增加6.04亿元，全年累计发放53.82亿元，同比增长59.46％，有效支持了吕梁脱贫攻坚工作。

（四）银企合作进一步深化

建立完善工作例会和月对接、季签约、年终考核通报等多项工作机制，推动政银企对接工作有序开展。按月开展“一企一策”融资对接专项行动，采取名单推送、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银企对接形式，提高对接成功率。2021年共组织召开三次政银企对接会，累计签约145个项目，签约金额391.3亿元。到年底已落地115个，项目落地率79.31%；累计授信342.58亿元，占签约金额的87.55%；实际到位资金96.54亿元,占年度计划投放的92.46%。全年名录库内企业融资对接覆盖面达100%，授信满足率85%。

（五）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不断加大

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营企业发展遇到阶段性困难，吕梁市金融机构积极调整思路，提高服务意识，根据吕梁实际情况，加大信用贷款的投放力度，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的发展。从贷款发放情况看，截至2021年底全市企业贷款余额696.79亿元，较年初增加40.69亿元，增长6.2％，高出各项贷款增长率0.32个百分点，其中民营企业贷款余额321.03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46.07%；从贷款方式看，企业信用贷款余额241.06亿元，较年初增加15.77亿元，增长7％，高出各项贷款增速1.12个百分点；从贷款结构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46.24亿元，较年初增长19.91亿元，增长8.8%，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92个百分点，比企业贷款增速高2.6个百分点。

（六）金融风险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密切关注并及时梳理辖区金融风险点，扎实开展风险排查，摸清风险底数。建立多维度的风险监测体系。对5家机构约谈，并进行风险提示，对3家机构及某村镇银行的发起行发出风险警示告知书。督导高风险机构制定“一行一策”风险化解方案，机构处置风险的第一责任进一步压实。组织召开风险防范化解及推动农信社改制会议，针对高风险机构，向所在县政府一对一进行风险提示。建立农信机构与公安部门联防联控机制，成功阻断了挤兑风险向我市传染。印发了《异常集中取款事件应急处置指南》、《集中取款现金直供应急预案》，编写《吕梁市法人银行业机构异常集中取款应急处置手册》模板，在全辖23家法人机构进行了推广。扎实开展“身边的银行暨存款保险”专题宣传，夯实应对金融突发事件的基础，提升公众对存款保险的认知，为提升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当前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传统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增长乏力

2021年，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逐月回升、逐季向好，截至2021年末，经济运行扭转了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的局面，在年底顺利实现由负转正。但是从总量和同比增速在全省排名情况看，吕梁市多数指标总量基础较好，而增量排名靠后，这说明我市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仍然突出，“一煤独大”的结构性问题还未根本解决。从规上工业增加值来看，焦炭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7%，下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0.18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6%，下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0.03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0.8%，下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0.64个百分点；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4.6%，下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0.06个百分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3.6%，下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0.09个百分点；五个行业合计下拉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个百分点。

（二）信贷投放遇到瓶颈

截至2021年末，全市各项贷款增速5.88%，排名全省第九，比全省平均水平低3.79个百分点，低于全国7.14个百分点。贷款增长缓慢，主要有七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市主导产业是煤焦铁铝等资源型产业，这从全国全省来讲，属于限制性产业，按照银行信贷政策，属于贷款限制类产业。以煤炭比较集中的孝义市和中阳县为例，2021年底各项贷款较年初分别减少10.9亿元和1.78亿元。二是部分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不强。一些民营企业在前期技改项目完成后，主动投资项目减少，部分企业出现主动压缩信贷规模的行为，如中钢集团归还工行3.6亿元及建行9000万元贷款后，在工行吕梁分行和建行吕梁分行贷款余额均为零；中阳桃园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归还建行吕梁分行1亿元贷款后，在建行贷款余额为零。三是大项目少，新项目推进慢。我市优质项目较少，从银行方面来说，由于吕梁市产业结构、信用环境等限制，上级行对吕梁的贷款审批较为谨慎，项目贷款审批难度大、效率低；从项目资金使用来说，已审批的贷款提款缓慢，政银企对接共签约145个项目，累计授信342.58亿元，实际到位资金96.54亿元,占授信的28.18％。六是不良贷款出表。2021年全市金融机构共核销不良贷款13.82亿元，其中工行核销6.07亿元，中信银行核销3.14亿元，建行核销1.54亿元，这一因素也导致贷款余额下降。七是统计归属问题。部分金融机构贷款业务上收，一些大额贷款，由上级行负责投放和统计。截至2021年末，辖内金融机构的上级行为吕梁254户企业发放贷款，余额达633.54亿元，但均不在我市金融机构贷款中统计。

（三）区域金融风险问题显现

一是高风险法人机构多。根据人民银行监测，2021年三季度全省高风险法人金融机构共有45家，其中吕梁9家，约占全省高风险法人金融机构总数的20%。这些高风险机构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极低，抗风险能力、盈利能力弱，有的机构如石楼、文水信用联社盈利为负数，自身根本没有资本补充能力。二是不良贷款居高不下。截至2021年末，全市不良贷款余额71.93亿元，不良率5.66%，不良贷款余额全省第二，不良率全省第一。特别是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信用风险压力更大，不良率更高，截至2021年末，全市农合系统不良贷款余额51.92亿元，占全市不良贷款总量的72.18％，不良率为9.92%，高出全市平均水平4.26个百分点。三是违规经营问题突出。如宁夏宝塔集团、海航集团、重庆力帆集团财票违约，导致文水联社等机构12.9亿元的票据直贴业务形成垫款。四是舆情风险防控压力较大。部分法人机构原高级管理人员被留置，对职工及机构的声誉产生影响；借冒名贷款引发的信访投诉与案件持续暴露，极易形成舆情风险。此外，非法集资、民间借贷、非法传销、网络借贷等风险在我市均不同程度存在。

（四）企业融资难与银行放款难问题并存

吕梁市金融机构在支持民营经济及小微企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吕梁市产业结构单一，多数民营及小微企业依附煤炭等传统产业发展，很难享受到国家的扶持政策。尽管国家为改善民营及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要求各金融机构出台尽职免责条款，但鉴于控制风险，各金融机构问责压力持续上升，民营及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调查显示，在全市2.4万户民营企业中，仅有3596户企业获得了授信，3325户企业获得了贷款。从银行方面来说，由于企业经营不规范，财务不透明，加之一些企业法人失信、担保缺失，银行很难选择合适的融资对象。同时，针对大项目，金融机构同业竞争激烈，如离隰高速项目融资需求64亿元，目前区外、区内共有9家银行完成审批，授信额度150亿元，放款竞争激烈。

（五）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

一是担保链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我市民营企业间互相担保，形成了复杂的担保链和担保圈，一些企业出现风险后，参与担保的其他企业为其垫款或承贷，使得风险顺着担保链不断传导，形成新的不良。担保链风险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导致企业不再愿意互保，银行方面也不再愿意发放企业担保货款，并对企业贷款抵押的要求更为严格。二是专业担保公司作用发挥有限。截至2021年末，吕梁辖内担保机构注册资本总额7.93亿元，按“担保法”有关规定，担保倍数按5到8倍的担保额算，可以担保40到60亿的贷款，但是2021年末全市担保余额仅为9385万元，担保倍数仅为0.13，远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三是政策性融资担保、市场专业化的担保公司均发育不够成熟完备。主要是品种单一、总量偏小，开展的融资担保业务主要是贷款担保，其他票据承兑担保、项目融资担保、贸易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等业务均未开展。四是一些企业贷款违约对吕梁信用环境产生影响。如振富集团31亿理财产品垫付案；2016年吕梁市建行系统推出“助保贷”业务，全市共对200余户企业投放贷款8亿元，90%以上形成不良。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上级行对吕梁的贷款授信。

（六）农信社改制进程缓慢且不够彻底

截至2021年末，吕梁市13家县级信用联社中，仅交城、孝义、柳林、兴县、岚县和离石区6家完成改制，还有7家县（市）联社未改制，在全省属于改制进度缓慢的行列。吕梁市农信社改制进程较为缓慢，这主要是因为县（市）级联社的资产规模偏小、不良贷款率偏高、拨备覆盖率不足等硬性指标还存在较大差距，大股东选择面较窄，股本金筹集存在一定难度。全市未改制的信用社中高风险社较多，个别改制后的农商行又滑入了高风险行列。

四、政策建议

（一）加强政银企对接，加快转型发展

项目是转型发展的硬支撑，抓转型必须抓项目，要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引进大项目、大企业、大集团，定期不定期召开政银企座谈会、对接会，把重点建设项目、优质企业推荐给银行，互通信息，形成共识，积极取得金融部门的支持。各金融机构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全局的高度，统一思想，加大对吕梁重点项目、优势企业、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促进，促进我市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二）严格风险防控，提高风险处置能力

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强风险防范能力，要摸清风险底数，列出风险清单。针对风险点，细化风险化解工作措施。采取得力举措，加大不良贷款清收力度。金融监管部门要完善监测手段，综合运用现场核查、非现场监测、跟踪调查等措施，准确研判、评估风险，明确重点，特别要针对地方高风险法人机构制定“一行（社）一策”风险化解方案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地方政府要与金融监管部门形成防控合力，严厉打击企业逃废债行为，在银行与企业出现纷争时，要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强化部门间信息沟通，防止因信息不对称出现风险误判情况，影响防控工作协调推进，延误风险处置时机。

（三）金融机构提高服务意识，企业要规范经营

金融机构要加快创新信贷产品，主动适应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当降低客户信贷业务准入门槛，下调相关行业、产品客户评级准入标准，开发符合民营和小微企业特点的信贷产品，提高放贷效率，提升融资便利度和可得性。企业要充分认识到商业银行的企业属性，是经营货币的企业，其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公众存款，必须为公众存款的保值增值负责。要聚焦主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合规经营，规范财务行为，主动对接银行信贷审批标准，构建满足银行信贷条件的要素。

（四）多方合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政府要完善公共服务机制，完善金融中介服务，充分发挥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的作用，降低注册资本金，推动市县融资担保机构建设，完善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机制，科学确定担保费率，合理提高担保倍数，增强杠杆作用，形成更加成熟的担保体系和风险补偿体系，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要建立金融激励机制，对为支持地方经济做出较大贡献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奖励。金融监管部门要完善差异化监管规则，根据民营和小微企业风险状况及风险溢价给予差别化监管。人民银行要加大再贷款和再贴现支持力度，提高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措施的精准度，推动各部门从债券、信贷、股权三个融资主渠道发力，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金融机构要完善内部考核激励机制，完善尽职免责、容错纠错机制，激发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内生动力。制定专门的授信政策，下放审批和定价权限，单列信贷额度，增强贷款能力，促使信贷人员对民营和小微企业“敢贷、能贷、愿贷”。

（五）大力推动农信社改制，防控化解地方金融风险

农商行改制是辖区高风险农信社化险的主要途径，政府部门要加强领导，协调财政、税务、招商、国有资产管理、山西产权交易中心等部门，研究探索财政注资、税收返还、招商引资、挂牌转让持有股权等可行措施；积极引进高层次人员，制定农信社改制规划，让改制少走弯路；市联社要强化和省联社的沟通，融合系统内资源，取得上级行支持，并加强对各县的指导协调。相关县（市）联社作为化险主体，在持续清收不良贷款、盘活不良资产、增收节支为改制创造条件的同时，要修订完善“一行一策、一社一策”化险改制方案，坚持把化解风险和转换经营机制作为改制的首要目标，严格标准，真改实改，坚绝杜绝弄虚作假，“简单翻牌”的现象重演。

（六）推进更高水平区域建设，营造高质量发展环境

政府部门要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全面压实四方责任，严把入境关、筛查关、转运关、隔离关、诊治关，加强进口冷链食品总仓管理。健全常态化防控和应急处置转换机制，全面加强疫情防控能力建设。政府部门要实施公共卫生体系重塑性改革。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和“三管三必须”实施细则。压实企业法人代表或实际控制人的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其次要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打击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大力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强化政治引领。再次需强化依法行政。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法治政府示范创建，做好行政立法工作，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深入开展“八五”普法。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各方面的监督。弘扬“一线工作法”，接地气、知民情、解民忧，以政府工作的“服务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第四需强化工作落实。大力解放思想，勇于破除因循守旧的保守观念，善于用新举措开创新局面。完善抓落实工作机制，形成抓落实的完整闭环。持续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弘扬“一线工作法”，接地气、知民情、解民忧，以政府工作的“服务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政府部门还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深入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着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建设清廉政府。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在民生事业和转型发展上。

参考文献：

[1]赵现军.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战略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30(09):23-25.

[2]卢国懿.资源型产业转型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2.

[3]刘剑平.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研究[D].中南大学,2007.

[4]李海超.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融资问题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5]程秀花.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金融支持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2006.

[6]杨坚.金融功能视角下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7(10):143-149.

[7]王炤坤.科学发展观视野下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路径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3.

[8]曾万平.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3.

[9]黄旭睿.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以山西省煤炭产业为例[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21(12):67-69.

[10]沈成玉.国家高新区政策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辽宁大学,2021.

[11]王晓.新常态下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动力研究[D].河南财经大学,2019.

[12]王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制与效应—基于制度距离的空间发展解释.[J].经济地理,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