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水平的出口促进效应
——基于出口扩展边际视角 林宇洁 暨南大学 摘要:本文从出口贸易边际的视角入手研究外商投资水平对出口的影响,揭示了外商投资水平的出口促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外商投资的增多会显著推动出口扩展边际的扩张,这个结论在更换外商投资水平衡量指标及控制产品层面固定效应后是稳健的。进一步,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回归结果显示外商投资水平对于不同区域的出口的推动作用不一致。 关键词:外商投资水平;出口增长;扩展边际;区域异质性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深入为国际贸易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进程逐步深入,国际贸易也随之不断扩张,2022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元大关,外贸规模达到一个新高度。但是,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当前存在的挑战。目前,随着人口老龄化进入新阶段,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有所提升,以往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扩展出口贸易的发展道路受到限制,实现出口贸易优化升级、培育新的出口贸易优势迫在眉睫。此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化在加深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均衡的国际福利分配现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发达成员国的贸易利益获取有着显著的促进效果,然而对比来看,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的贸易利益变化很小(Subramanian和Wei, 2007)。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对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提出了挑战,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近年来,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与贸易争端频发,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层出不穷,比如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就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也对中国出口企业面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形势错综复杂的对外贸易现状,为了实现外贸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对出口进行解构,对出口边际进行讨论研究,从而更好地优化出口、推动出口发展。新新贸易理论的提出为贸易边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新新贸易理论从异质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的扩张可以划分为沿着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两个方向的增长。从出口市场的角度来看,集约边际指的是已有的贸易关系的强化,即产品出口到已经建立了贸易联系的国家;而扩展边际指的是新的出口贸易关系的形成,也就是产品出口到新的国际市场。从中国目前的出口现状来看,我国出口在面对外部冲击呈现出一定的脆弱性,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现阶段中国的出口贸易扩张主要来源于出口产品贸易数量的贡献,而相比于集约边际,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贡献很小,而集约边际很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负向影响(钱学锋和熊平, 2010),这就使得我国出口在遭遇外部冲击时容易受到负面影响。正因如此,在我国出口贸易做大的同时,为了进一步往做优做强的方向转型,避免因为贸易条件的恶化而导致贫困化增长,关注出口扩展边际的扩张是有必要的,新的贸易关系的形成可以使得中国出口贸易发展更多元更稳定。 在对外开放进程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我国的外资营商环境也在不断优化,持续往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完善,吸引了外商投资源源不断地流入。2022年发布的《中国外商投资发展报告(2022)》年中显示,中国2021年全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0.18万亿美元,在全世界中高居第二位,且连续30年位于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外商投资的流入可以带来资本等重要的生产要素,产生技术、组织创新等知识信息的外溢效应,推动出口贸易的质量提升与结构升级,为各地区的外贸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因此,本文选取了2010-2020年间中国各省份的产品数据,进行外商投资水平对出口扩展边际影响的文献梳理和实证研究,分析外商投资的引入会对出口目的市场的扩张起到怎样的作用。此外,基于不同地区外商引入及出口表现不均衡的现状,本文将样本进行分组,分析了不同区域中外商投资水平对于出口扩展边际的作用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二、文献述评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外商投资水平与出口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但是研究结果有所不同。部分学者认为外商投资的流入可以明显地推动出口贸易的增长。Xu和Lu(2009)通过研究得出我国的出口产品复杂度与外商投资呈现正相关关系。白阳和王雅丽(2020)采用2006年至2016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外商投资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的强度在不同地区之间表现不同,具体而言,外商投资水平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李坤望和王有鑫(2013)采用中国26个工业行业的出口贸易面板数据,用动态面板GMM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外商投资能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但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行业类别中存在异质性。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外商投资水平的提高可以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但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外商投资的流入会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产生负面的影响。文东伟等(2009)研究发现外商投资的大规模流入一方面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还会对中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外商投资参与程度高的行业中表现十分明显。但是,也有学者在进行研究之后得出不一致的结论。Aitken和Harrison(1994)研究认为外商投资的流入可能会对东道国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企业的自主创新,降低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对东道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中性甚至负向的作用。Harding和Javorcik(2009)通过分析认为流入到发展中国家的外商投资可以使得本土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有所提升,从而对本土企业的出口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而与之不同的是,流入到发达国家的外商投资由于无法在技术上发挥明显优势,从而对发达国家本土企业的出口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严兵(2006)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构建了ECI指数衡量各地区的出口竞争水平,并分别对外商投资的注入对于地区出口竞争力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东部地区,外商投资可以显著地推动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但在中部地区,外商投资水平的提升却抑制了出口竞争优势的增长;而在西部地区,外资对于出口竞争力的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无显著影响。丁一兵和宋畅(2019)利用2003至2016年间中国与57个贸易伙伴的1200类产品贸易数据进行回归研究,结果发现从贸易伙伴国流向中国的外商投资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产品技术优化并未起到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过于依赖外商投资会对国内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起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从上述文献可以发现,不同学者关于外商投资水平对出口影响的结论并未达成一致,且多是从产品总体出口行为的角度对外商投资的出口效应进行探讨。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从出口扩展边际入手,利用中国各个省份的产品出口数据实证分析外商投资的流入对出口的作用,并且通过将样本进行分组进一步讨论外商投资水平对出口扩展边际影响的异质性,从而对现有相关研究进行补充。 三、实证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计量分析法研究外商投资水平对出口的作用,所设立的实证模型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的基础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第(1)列为不加地区特征变量,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及地区固定效应的基础回归结果。从结果中可见当外商投资水平每提升1%时,地区的扩展边际会随着扩张0.14%,并且回归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 第(2)列为加入地区特征变量,并且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及地区固定效应的基础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外商投资的流入会对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产生显著正向的推动作用。外商投资额1%的提升将会使得出口扩展边际实现0.139%的增长。外商投资源源不断的流入会给中国市场带来更多资金支持,为市场的发展注入动力。为了更好地利用外商投资,市场营商环境也会随着优化,从而对各类产业的发展环境得到改善。此外,将外商投资引入到国内之后,获取到更多人力资本,技能型人才的雇佣可以为中国带来先进的技术、经营经验和组织管理经验等,这些知识和信息的学习一方面可以让出口企业更加了解国外市场,从而有针对性地所出口的产品进行优化提升,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使得产品生产率提高(沈坤荣,1999),还可以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和进入外国市场的探索成本,从而达到更多出口市场的临界出口生产率要求,有利于建立新的出口贸易联系。并且,外资流入还可以改进产品的生产质量,使得产品能够满足不同国家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消费者偏好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受到产品质量、产品种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外商投资会显著地促进产品出口质量(刘宏等,2020),强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吸引更多消费者进行消费,有利于实现出口贸易市场的多元化,即实现出口扩展边际的扩张。 表 2 外商投资水平与出口扩展边际
注: ***,**,*分别表示变量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二)稳健性检验 1.对外商投资水平衡量指标的替换 在基础回归中,本文采用了外商投资额作为衡量指标度量外商投资水平,结果显示外商投资水平的提高会正向促进出口扩展边际的增长。在本部分中,为了验证基础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参考肖宇(2022),采用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作为外商投资额的替代指标,以此来衡量各个地区的外商投资水平,回归结果见下表。从表3可以看到,当用外商投资企业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外商投资水平的度量指标之后,外商投资水平每增长1%,出口目的国数量将会增多0.338%,并且这个结果是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因此,基础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3 用外商投资企业数衡量地区外商投资水平
注: ***,**,*分别表示变量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2.控制产品固定效应 在基础回归中,本文对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都进行了控制,为了进一步控制产品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对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本部分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之外,还加入了产品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4。从表4可见,外商投资水平对出口扩展边际的作用仍然显著为正,并且外商投资水平每增长1%,出口目的国数量就会增多0.202%。可见在控制了产品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之后,回归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表 4 控制产品固定效应
注: ***,**,*分别表示变量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三)异质性检验 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迈出,中国外商投资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外商流入水平仍然存在不均衡的问题。在《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22》中可以看到,2017年至2021年五年间,东部地区吸引外资规模占全国引资规模的占比都保持在80%以上,引入资本金额远超过中西部地区。为了分析在不同地区之间,外商投资的流入对地区出口扩展边际的作用是否存在异质性,本部分将样本按照地区进行划分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外商投资水平每提高1%,扩展边际将会增长0.151%,并且这个回归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水平的提高对扩展边际虽然也呈现正向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凭借沿海地理位置的优势及较好的经济基础,在对外开放进程中率先崛起,营商环境也更为完善,从而对于外商投资的利用效率更高,因此相比于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在东部地区的出口促进效应更加明显。 表 5 区域异质性
注: ***,**,*分别表示变量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10-2020年间中国各省的HS6位数产品出口面板数据,对外商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外商投资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带动出口扩展边际的增长,并且在替换外商投资衡量指标和控制产品固定效应之后回归结果稳健;(2)对于不同地区,外商投资水平对出口扩展边际的作用不同。在东部地区,外商投资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推动出口目的国数量的增多,但在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对扩展边际的正向推动作用不显著。 在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各地区应当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同时更高效地优化营商环境,在加大引资的同时为流入当地的外商投资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并且不断学习先进经验,提高外商投资的利用效率。面对形势多变的贸易格局,各地区应当借助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持续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强化出口产品竞争优势,朝着出口市场更多元化的方向迈进,实现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Aitken,B.,Harrison,A.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Panel Data[J].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1994,28(2). [2]Bin Xu,Jiangyong LU.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cessing Trade and The Sophistication of China's Exports[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9,20: 425-439. [3]Harding T,Jayorick B. A Touch of Sophistication: FDI and Unit Values of Exports[J]. CEPR Discussion Papers, 2009. [4]Subramanian A,Wei S-J. The WTO promotes trade, strongly but Unevenl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72(1): 151–175. [5]白阳,王雅丽.FDI、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J].中国商论,2020,(06):79-82. [6]丁一兵,宋畅.出口市场份额、FDI流入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J].国际贸易问题,2019(06):117-132. [7]蒋灵多,陆毅,张国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中国出口行为[J].中国工业经济,2021(08):75-93. [8]李坤望,王有鑫.FDI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的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3(05):60-66+89. [9]刘宏,刘玉伟,陈字旺.外商直接投资、营商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J].当代财经,2020(11):100-112. [10]钱学锋,熊平.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因素决定[J].经济研究,2010,45(01): 65–79. [11]沈坤荣.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1999(05):22-34. [12]盛丹,包群,王永进.基础设施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J].世界经济,2011,34(01):17-36. [13]王奇珍,朱英明,朱淑文.技术创新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微观企业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6(04):62-71+82. [14]文东伟,冼国明,马静.FDI、产业结构变迁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J].管理世界,2009(04):96-107. [15]肖宇.私募股权投资对中国三次产业创新增长的影响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08):119-139. [16]严兵.FDI与中国出口竞争力——基于地区差异视角的分析[J].财贸经济,2006(08):5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