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春  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

摘要：本文通过对对外开放的两个最核心方面——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两者各自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两者本身之间的联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研读和梳理，将其简单归为三大类，我们发现：在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的度量方面，经济学者们致力于找出衡量国家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和金融开放水平的最优指标；而对于贸易开放、金融开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和完善的过程；在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方面，学者们更是推陈出新；同时，贸易开放与金融及开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动也是一个基本的共识。

关键词：贸易开放；外贸依存度；金融开放；经济增长

一、引言

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国发展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

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融自由化浪潮开始风靡世界，金融开放也成为大多数国家金融系统改革的重点议题，他们都希望通过金融开放能够实现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宏观目标。实践中，金融开放确实促进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给一些国家带来了损害经济的金融危机。正由于此，人们对于金融开放的利弊存在一定的争论，对于金融开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经济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而对于研究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之间内在联系的文献也为数不少，他们或是从理论层面阐述两者之间的互动渠道，或是从实证层面验证其现实关系。

接着，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搜索与梳理，将对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之间的关系三方面的文献按一定条理做一个综述。

二、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

国内外关于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研究文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贸易开放度的度量

要对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贸易开放度的指标选择和度量问题，所以第一类关于这方面的文献主要研究的是关于贸易开放度的度量。这一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小岛清贸易依存度概念的提出，他提出，贸易依存度可以用来表示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受对外贸易的影响程度，数值上等于该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于外贸依存度计算简单、直观、数据容易获取，因此被研究者广泛采用来度量外贸开放度。但是在后续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发现用外贸依存度来度量贸易开放度是有缺陷的，因为一国外贸依存度还受到如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等因素的影响，Edwards（1998）^[1]还指出，这一指标不能真正反映贸易开放水平，因为一国或地区，即使贸易扭曲严重，仍然可能存在较高的贸易依存度。由于这一指标存在不足，研究者们又对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提出了多种不同看法，概括起来这些方法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指标体系法，即通过选取与贸易政策相关的指标来度量贸易开放度，另一类是回归模型法，实际上是根据相关实际数据，通过计量的方法进行回归，得到相应的理论值，然后通过比较实际值与理论值之间偏差程度来衡量具体国家的贸易开放程度。

指标体系法又包括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两类。单一指标法的代表有Dollars（1992）^[2]所提出的方法。他认为，可以用商品实际价格与代表贸易开放条件下的商品价格（以美国为标准的价格）的偏差程度Dollars值来衡量贸易开放度，当一国的Dollars值越大，表示该国贸易开放度越低，Dollars值越小，则贸易开放度越高。除了单一指标法外，多种指标结合起来也是很常用的，如Sachs et al.（1995）^[3]提出通过一国的平均关税率、进口非关税率、黑市交易费用、有无计划经济体制、主要外贸企业中是否有国家垄断企业这五个指标，来综合分析其贸易开放程度。在回归模型法方面，代表有Leamer（1988）^[4]使用Hecksher-Ohlin模型，其估计五十多个国家商品的净贸易流量和贸易强度，然后以贸易强度的预测值与实际值之差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

总体上来看，各类贸易开放度代理指标存在着相似的不足，即难以十分精确地刻画真实的贸易开放度和贸易开放度代理指标之间变动的必然联系。因此，为了克服单个指标各自不同的局限性，学者在探究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往往会同时采用两个或多个贸易开放度指标来进行比较分析。

（二）贸易开放是否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类文献聚焦贸易开放是否促进经济增长。由于学者对贸易开放指标的度量采用不同的方法，所使用的数据样本和实证模型也各不相同，因此，在这一问题上，研究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别。大多数研究支持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有促进效应，比如贾中华、梁柱（2014）^[5]使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基于中国1999-2010年的省级面板面板数据来考察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于我国省际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包群（2003）^[6]的研究结论则有所不同，其以五种指标来测算中国的贸易开放度，并探究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不同度量方法的贸易开放度指标会导致不同的结论。

盛斌等（2011）^[7]则基于我国1985-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使用GMM方法在克服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得出贸易开放度对人均GDP的平均贡献率为7.2%结论，并且发现贸易开放对沿海省份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张建清等（2014）^[8]运用平滑转换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并且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但两者关系始终为正向的。而徐婧等（2015）^[9]则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并将人力资本因素纳入贸易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得出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受人力资本的影响，当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时，二者呈正相关；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二者呈负相关的结论。

总的来说，完全否定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结论还是比较少，大多数研究还是肯定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是有积极作用的，尽管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门槛条件，或者是认为两者之间是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在某个界限内，贸易开放还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只有当贸易开放超出一定界限之后，其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才会显现。

（三）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机理研究

第三类研究重点关注的是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和渠道。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不同学派观点各异。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主要来源于贸易带来的对于资本形成的促进作用和规模经济效应，代表人物有krugman和Helpman、Rodrik等。以Romer、Lucas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学派则认为，贸易开放主要通过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学者包群（2008）^[10]在贸易开放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假设框架下，通过理论模型提出，贸易开放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和产出效应两条渠道影响了经济增长。

在实证研究方面，张立光等（2004）^[11]以我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表明，贸易开放主要是通过影响总供给（即通过促进资本形成、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要素生产率等）间接带动经济增长。黄新飞等（2010）^[12]基于中国1992-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的GMM估计方法，得出了贸易开放通过影响要素使用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李佳等（2019）^[13]则从贸易开放和FDI两个角度分析了对外开放对TFP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和FDI对TFP的影响都是正向的，两者之间还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并且机制检验发现，贸易开放和FDI都是通过影响技术进步来促进TFP增长的。

大体上，对于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解释，多数研究都归结到贸易开放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

三、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

国内外关于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研究文献，大致上也可以分为三类。

（一）金融开放的渊源与内涵辨析

随着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肖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著作的出版，金融自由化理论开始被提出。他们主张应取消政府对于金融业的严格管制，解除金融抑制，让金融业自由发展，进而实现“金融深化”，即实现全社会金融素质的提高和更好地发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要实现金融深化目标，就得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而金融开放则是金融自由化改革中最重要、最有效和最根本的一环，也是所有希望实现这一目标国家的共同选择。而对于金融开放的具体定义，不同学者看法各有不同。国外学者多是从是否允许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角度来定义金融开放，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开放的内涵不止于此，如Bekaert（1995）^[14]认为金融开放包括资本账户开放、股票市场开放、资本跨境流动等七个方面的内容。张金清（2007）^[15]认为金融开放开放是指一国或地区放宽或取消对金融参与者的市场准入、具体经营与服务项目等的管制。王爱俭（2019）^[16]则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辨析金融开放的内涵，他认为：“广义的金融开放可以指一切有利于金融要素跨境自由流动的政策安排，而狭义的金融开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即金融机构开放和金融市场开放；二是指资本账户开放以及与之相关的机制市场化改革，如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货币国际化改革等。”

（二）金融开放度的衡量

关于金融开放的研究，除了对其内涵的辨析之外，对于金融开放度的衡量也是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方面大体上存在两类测量指标，一类是法定测度，即对资本跨国界流动权力上的约束程度的衡量，其主要依托于IMF所出版的《兑换制度和兑换限制年报》（AREAER）所提供的信息，AREAER记录的是IMF各成员国对于是否存在多重汇率、是否存在对经常账户下交易的管制、是否存在对资本账户下交易的管制和是否要求出口创汇的上缴等四个问题的官方回答，若存在管制则记为0，不存在管制则记为1。由于其只是一个二元测度，用其来衡量金融开放程度比较粗糙，因此，Chinn and Ito（2008）^[17]在AREARE提供的四个二元虚拟变量基础上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并用第一主成分作为各个金融开放指数，该指数取值为-1.71到2.65，数值越大，表示该国的金融开放程度越高。Quinn（1997）^[18]则基于国际收支平衡表，将金融开放分为对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流入与流出的管制和，构造了从0到12这一系列数值来作为金融开放的衡量指标。法定金融开放度能够直接反映一国的资本控制政策强度，但不能准确反映资本控制政策的实施程度和效率。

第二类是事实测度，即对资本实际跨界流动程度的衡量。这一类指标主要有Feldstein等（1980）^[19]提出的FH系数，他们认为，若资本自由流动，则一国的储蓄和投资能在世界各国自由流动，因此一国的储蓄率与投资率相关性不高，反之，则一国的储蓄率与投资率将高度相关，因此，他们提出用投资率对储蓄率回归的斜率系数作为FH系数，其与1的偏离程度反映了资本流动性的大小。另外，由于金融开放最直接的表现是国际资本流动，因此，有的学者以国际资本流动的流量测度来衡量金融开放程度，如Karry（1998）^[20]使用资本流动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测量金融开放度。还有学者以国际资本流动的存量测度来度量金融开放度，其中，以Lane等（2007）^[21]为代表，他们用跨境资产和负债的存量总额与GDP之比来测量金融开放度。我国学者陶雄华、谢寿琼（2017）^[22]则提出使用FDI、OFDI和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数据来构造一个综合的金融开放指标。

（三）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金融开放研究的另一支文献集中于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这一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类观点认为金融开放有利于经济增长，他们认为，金融开放尤其是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资本的跨境流动，对于资本缺乏的国家，资本账户开放能够带来投资的增加，解决其资本不足的问题，并且通过多种渠道促进经济增长。持这种观点的如：Bekaret等（2007）^[23]通过跨国实证，发现金融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张小波等（2011）^[24]基于我国1979-2009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有正的综合效应；而Kose（2009）^[25]则认为金融开放中的资本账户开放在带来资本流入的同时，伴随而来的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持金融开放不利于经济增长观点的学者主要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考虑：金融开放会使得一国政府对本国金融体系的控制力减弱，并且国家的经济波动性将因频繁的国际资本流动而加大，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如Rodrik（1998）^[26]在近百个国家1975-1989的人均GDP和资本账户开放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金融开放中的资本账户开放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

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出现结论相左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可能是样本国家的选取不同、样本期的选取不同、使用的模型和估计方法不同、在变量控制问题上采取不同方法等。也可能是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是有条件的、是有门槛效应的、金融开放的顺序是有讲究的，这些方面的研究也有相关的文章，这里就不做赘述。

四、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 

关于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关系的文献，首先有一类是讨论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先后顺序问题的。对于该问题，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奠基人麦金农认为对外贸易的自由化应该先于金融部门的自由化，理由是如果将金融业率先开放，国外金融机构将迅速在国内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同时外国资本将对国内的落后及幼稚产业形成冲击，使本国的产业结构边缘化。这样一来，本国宏观经济政策也将受制于他国的国内经济政策。麦金农的这一观点基本上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

此外，还有一类文献是从理论或实证的角度直接阐述或验证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之间的关系的。如倪克勤等（2004）^[27]以资本流动总量与其GDP的比值表征金融市场开放度，以对外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表征贸易开放度，验证结果发现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呈显著正相关，贸易依存度的提高会极大地提高一国的金融开放的程度。周茂荣等（2010）^[28]则基于1982-2003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建立了包含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两个变量的PVAR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证实贸易开放对金融开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金融开放对贸易开放没有显著的影响。

总体上来说，多数文献大都认同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两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各国应立足现实国情，主动适应贸易与金融一体化的历史趋势，合理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和金融开放政策，使得金融开放和对外贸易开放水平相互适应，最终形成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的良性循环。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之间的联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搜索和梳理，将其简单归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贸易开放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这一主题中又将其细分为三小类：贸易开放度量的文献、探讨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具体关系的文献、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研究方面的文献。通过这样的梳理与归类，可以发现，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研究繁多，成果也很突出，在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方面，经济学者们在不断探索，希望找出衡量国家对外贸易发展水平的最优指标，对于贸易开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识，也是一个逐渐深入和完整的探索过程，而对于两者间的作用机制，学者们更是推陈出新，力争将其解释的更完美和更让人信服。

第二大类的文献为研究金融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文献，这一主题也细分为三小类：首先是对金融开放内涵辨析的文献，其次是对金融开放度度量的文献，最后是探究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具体关系的文献。总结来看，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非总是确定的，其有可能因为样本国家的选取不同、样本期的选取不同、使用的模型和估计方法不同、在变量控制问题上采取不同方法等原因而存在差异。与此同时，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是有条件的、是有门槛效应的、金融开放应该根据具体国情安排开放次序这样的观点是普遍上得到认可的。

第三大类的文献主要是探讨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内在联系的，主要包括讨论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先后顺序问题和从理论或实证的角度直接阐述或验证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之间的关系的文献。从大体上看，多数研究认同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存在着多层次的密切联系，两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各国应立足本国现实国情，主动适应贸易与金融一体化的历史趋势，合理调整金融开放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使得金融开放能够适应自身的对外贸易开放水平。

参考文献：

[1]Edwards, S. Openness,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 What Do We Really Know? Economic Journal ,1998(108):383- 398.

[2]Dollars, D.Outward-oriented Developing Economies Really Do Grow More Rapidly: Evidence From 95 LDCs, 1976-1985,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2:523- 544.

[3]Sachs, J. , and A. Warner.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Brookings Papers of Economic Activity , 1995(1) 1- 118.

[4]Leamer, E. Measuring of Openness, Trade Polic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5]贾中华,梁柱.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基于不同模型设定和工具变量策略的考察[J].国际贸易问题,2014(04):14-22.

[6]包群，许和连，赖明勇．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 理论及中国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3(02):10-18．

[7]盛斌,毛其淋.贸易开放、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1985～2008年[J].世界经济,2011(11):44-66.

[8]张建清,蒋坦.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理论及中国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4(05):27-33+52+87-88.

[9]徐婧,孟娟.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5(06):84-91+128.

[10]包群.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只是线性关系吗[J].世界经济,2008(09):3-18.

[11]张立光,史有军,李华.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效应[J].财经科学,2004(01):78-82.

[12]黄新飞,舒元.中国省际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研究[J].管理世界,2010(07):56-65.

[13]李佳,汤毅.贸易开放、FDI与全要素生产率[J].宏观经济研究,2019(09):67-79+129.

[14]Bekaert，G.,C.,Harvey．Time-varying world market integration．Journal of Finance,1995,50: 403-444．

[15]张金清,刘庆富.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测度与国际比较研究[J].国际金融究,2007(12):61-69.

[16]王爱俭,方云龙,王璟怡.金融开放40年:进程、成就与中国经验[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9,39(03):3-15.

[17]Chinn,M.D.,and H.Ito. A New Measure of Financial Opennes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08,10(3): 309- 322.

[18]Quinn, D. P. The Correlate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7, 91(3), 531- 551.

[19]Feldstein, M. and C. Horioka. Domestic Saving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Economic Journal, 1980, 90(358), 314- 329.

[20]Karry,A. In Search of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1998 World Bank .

[21]Lane,P.R.,and G.M. Milesi-Ferretti. The 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Mark II : Revised and Extended Estimates of Foreign Assets and Liabilities, 1970-2004.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73(2): 223- 250.

[22]陶雄华,谢寿琼.金融开放、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31省份数据的实证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7(05):10-20.

[23]Bekaret G,Harvey C R,Lundblad C.Financial openness and the Chinese growth experience.China’s financial transition at a crossroad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Mew York.2007:202-274.

[24]张小波,傅强.金融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及评价——基于中国1979-2009年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11(03):5-16.

[25]Kose,M.A.,Prasad,E.S.,Terrones,M.E,Does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Promote Risk Sharing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9,Vol. 89(2),258-270.

[26]Rodrik, Dani,.Who Needs Capital Account Convertibility?, in Should the IMF Pursue Capital- Account Convertibility?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207,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1998,55-65.

[27]倪克勤,郑平.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J].财经科学,2004(03):79-83.

[28]周茂荣,张子杰.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内在联系——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检验[J].财经科学,2010(03):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