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闽商贸易往来的研究
傅晨溪1 李金云2 1.福州大学 福建福州 350108 2.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基金项目:福州大学2021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东印度公司史料中的中国叙述,编号:202110386020。 摘要: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中,闽商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身为中英两国的贸易集团代表,贸易往来频繁,其贸易很大程度决定了两者的商业发展,双方国家的发展命运乃至世界贸易的格局。虽然均为贸易集团,但是由于中西长期以来各方面的差异,两个贸易集团在交易往来、组织机构、运营方式上有许多的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中英两国在对外贸易政策和两国官商关系上的巨大差异所导致。本文通过研究双方的发展历史,比较寻找两者之间的联系,对英公司与闽商的贸易往来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探讨了英公司对华贸易的发展历程,对比两者之间的相同与不同,探寻两者贸易的特点以及产生的影响并思考其中的原因。 关键词:贸易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闽商;贸易发展阶段及特点 一、引言 英国作为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贸易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成立之初,英公司逐渐从一个商业性质的公司转向一个具有司法、行政、军事权力为一体的殖民统治者的工具。 闽商依靠海上贸易为生多年,在东南亚地区的各个国家之间频繁贸易往来,作为中国十大商帮,闽商在中国对外贸易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先驱。纵观整个近代早期的中国对外贸易,闽商和英公司之间的往来极其重要,更重要的是闽商和英公司的贸易往来对两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走向以及世界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英公司对华贸易的研究,自从20世纪开始,逐渐有一些相关著作问世。纵观国内外,大多数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英公司对华的茶叶贸易、英公司对华贸易中的翻译问题以及一些英公司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对于英公司与中国具体贸易机构的联系,大多数侧重在英公司与广东十三行之间的贸易往来。通过查阅可以发现,几乎没有关于闽商与英公司之间贸易往来的研究论述。然而闽商作为中国对外贸易以及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帮与英公司在几百年以来关系密切,两者的贸易往来对两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具有重大研究价值。 二、国外闽商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 在闽商与英公司的早期往来中,由于受到政策限制,主要是以闽商前往海外与英公司进行贸易,或是英公司通过间接贸易的方式获取中国货物。基于闽商长期的海上贸易经验,闽商在贸易初期占据主导地位。两者后期关系的转变中,两国政府的相关政策措施以及对于商业发展的态度起着重大作用,同时经济政治相互影响,商人的商业活动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也起着利弊兼有的作用。 (一)闽商简介 闽商商帮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在历朝历代中不断发展壮大突破创新。早期,闽商将中国产品运往东南亚地区销售,在东南亚商贸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西方国家开始大量对外贸易,闽商抓准时机利用自身在东南亚的基础优势,与各个欧洲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输出中国货物。尽管海禁政策的限制,闽商仍发挥其冒险精神,自成私商勇于开拓贸易市场。 (二)成为东南亚海上贸易霸主——闽商确立贸易地位 元末明初,朱元璋下令实施海禁政策,但是对于依海为生的福建,明朝的海禁政策无法推行。当地民众不管不顾,自行下海贸易,形成了私人海上贸易集团。晚明时期欧洲各国纷纷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改变了亚洲的贸易格局。依靠早期在东南亚地区建立的贸易地位,闽商在众多商户中脱颖而出,中国大量商品开始进入欧洲市场,得以高价出售。同时,当时白银是中国主要的流通货币,但是由于中国白银矿产资源枯竭,白银资源极度缺乏,西方人发现了白银在亚洲的购买力,由于双方的贸易需求,闽商与欧洲各国公司形成了良好的贸易往来关系。 在福建的南洋贸易史中,其间虽有十年的海禁政策,但是还是有不少闽商为了养家糊口,下海贸易,成为私商。明朝中期,虽然海禁政策愈发严格,但是闽商敢为人先,私商迅速兴起。自从明朝中叶开始,福建各地从事私商的人数越来越多,闽商在东南亚地区的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大,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也越来越多,贸易对象除了原太平洋周围的土著之外,还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商人。当时各地商人都在为垄断货物展开激烈角逐,但是中国的海商,尤其是闽商,依然可谓是东洋海商贸易的东道主。 在明朝中后期,在多次武力镇压无果之后,政府损失巨大,当地政府官员也意识到海洋贸易对于福建人的重要性,在这一背景下,有一些官员提出:废除过时的海禁令,允许通商,以求化寇为民。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中国唯一允许出海贸易的口岸设置在福建澄海。福建商人由此出入东南亚的各个地区,例如马尼拉、巴达维亚、万丹均是闽商的云集之地,从此海上私人贸易得到了比较正常的发展。17世纪初,每年都有3至4艘的中国戎克(福船为戎克船的一种;福船指的是福建建造的船)[1]来万丹贸易。另外,福建商船也频繁到万丹的属地加留吧贸易。1667至1670年间,英公司购买华茶总计223磅7两。当时,东印度公司虽然每年都有茶叶运回英伦,但基本上不是直接来华贸易,而是与中国到南洋的商人交易,尤其是福建商人,将东南亚作为中介,从中获得侨销茶的结果,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末期。 (三)开海时期的贸易——对外贸易稳定阶段 1683 年,清政府统一了台湾,明清易代,闽商海上势力大大削弱。彼时清政府仍实行海禁政策。次年九月,康熙皇帝决定正式开放海禁,准许民间恢复海上贸易活动。 清朝政府开海之后,最终从雍正五年直至鸦片战争爆发都没有再实行对南洋贸易的禁令。从1685至1703年,开往雅加达进行贸易的商船从十余艘逐年上涨至二十余艘。位于同纬度带的马六甲海峡,原为荷兰人殖民地,而后被英国人统治。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来自福建厦门前往马六甲的商船数达三十多艘。雍正年间,闽浙总督高其倬曾奏称,出洋的人“闽省居十之六七,粤省与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2]1795年,英国人占领马六甲,当地华侨数量云集,闽商在当地已经扎根。英国人殖民新加坡之后,为了加快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发展,尽可能吸引外国商人来当地贸易,他们对于华侨的政策相对宽容,使得闽商快速发展,新加坡也成为闽南商人主要贸易港口之一。在英国人殖民的百年间,闽商与当地港市有许多闽商进行贸易。1811年~1816年英国占领爪哇岛,爪哇岛上已有许多福建商人在此扎根,当时,每年从厦门和广州开来的船只数量达到8至10艘。[3]1829年到新加坡中国商船共8艘,其中3艘来自厦门,载重量自250吨至400吨不等。1830年中国帆船进口9艘,其中来自厦门4艘,共载货四千七百担,约三千吨,1831年本年到达新加坡有18艘,其中两艘来自福建厦门,一艘载重三百吨,一艘二百五十吨。[4]这时,英国早已殖民新加坡,将其作为连接英国和亚洲进行贸易的桥梁。自1824年以后,每年有将近150至250艘商船从福建和广东驶出前往新加坡进行贸易。数百年间,闽商将货物运往南洋,再由东印度公司作为中间商远渡重洋将货物高价销往欧洲各国。总之,福建闽商与南洋各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关系十分密切,但是由于之后闽商海商势力被大大削弱,对外贸易只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而再难以达到以前的空前盛况。 三、东印度公司与国内闽商的贸易 16至18世纪,全球的贸易随着新航道的开辟一同打开,贸易需求不断增加,资本主义不断发展造就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繁荣。英公司作为半政府性质的贸易垄断公司,在与其他国家不断角逐的过程中脱颖而出,最终垄断了对华贸易,成为海上霸主。在英公司与闽商贸易往来的过程中,随着局势和政策的不断变化,英国也采取了不一样的对策。两者贸易后期,贸易重心逐渐由闽商对外贸易转向英公司来华贸易,此后两者贸易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一)福建海岸的试探——英公司对华贸易的初步探索 英公司成立之初,主要商业活动以转运东南亚一带香料为主。此时多数欧洲国家均发现亚洲蕴含着巨大的财富,于是他们不顾海禁政策,不断从各地商馆或商帮中获取中国商品。随着形势变化,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将闽商原来远至南洋乃至印度洋东岸的市场逐步推到了福建海岸。但是总体来说,这一时期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很少。 16世纪初,英公司与中国进行的贸易大多都是间接贸易,主要是依靠闽商前往南洋进行货物交易为主,而很少有机会到中国来贸易。其中小部分,也往往假借其名义,运载货物来泉州港贸易,从而使福建同东南亚诸国依然保持着间接的贸易关系。直到1644年,“欣德号”(Hinde)到达澳门,中国与英公司的贸易才正式开始。[5]但是此次航行并未获得英公司想要的结果,于是在之后的20年中,英公司方面的对华贸易几乎陷入停滞状态,直到1664年,英公司才再次派遣船只前往中国,仍然无果,但是也就在此时,明朝的遗留势力在台湾广招外商,给英公司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明朝覆灭之后,以郑芝龙为首的明朝遗留势力退居台湾,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合作,给与英公司优惠的贸易政策,同时英公司提供进口西洋枪炮以增强明郑军队的战斗力。1674年,郑经攻占厦门等福建南部沿海地区之后,英公司对厦门及福建毗邻的地区进行联合贸易,当时英国人在台湾和厦门建立商馆,这是英公司首次在中国建立起自己的商馆。1678年,英公司把厦门作为中国的总商馆,台湾商馆隶属厦门商馆,厦门商馆作为英公司在中国的一个定点,标志着其对华贸易的一大进展。但是1680年以前,来华的船只并不多,平均十年才有一艘船只,贸易的数额也很小。直到1681年开始,逐渐有大量的商船前往厦门贸易。 在这五十年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国内形势动乱,清明两朝实行的海禁政策,加之外部势力的竞争,英公司对华贸易的探索可谓十分坎坷。但是在高额的贸易利润的驱使下,英公司破除阻碍,最终在中国建立了商馆,建立了一段相对稳定的贸易纽带,但是最终随着明朝势力全面覆灭,英公司在厦门台湾的商馆也受到了重大影响,至此对华贸易陷入停滞,初步试探无果。 (二)福建贸易中心——英公司在闽贸易的发展和挫折 在英公司在厦门试探时期,由于局势混乱,数量变动很大;且因清政府很快平息东南沿海一带反清活动,英公司受到牵连被迫退出厦门。此后,东印度公司授权万丹总办事处将四艘船派往中国,特别强调在广州建立一个商馆的重要性。[6] 在这之后,英公司试图前往澳门贸易,均以失败告终。1684年5月26日,“快乐号”前来厦门,要求恢复贸易,经过谈判,清政府终于开放贸易。1685年5月“中国商人号”出发前往厦门,于7月29日到达厦门,之后,得到副王允许,可以厦门或是福州建立一座商馆。[6]此后,伦敦厦门之间,有船舶直接往来。1689年,一商船的大班由于在贸易过程中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建议放弃该港口几年或是转向其余港口进行贸易。由此英公司近有十年时间没有派船前往厦门口岸进行贸易,直到1694年才恢复贸易往来。之后又由于防卫海盗的一道法令,英公司派往厦门的两艘船只寻求贸易无果,只得于1705年离开厦门;英公司的“安妮号”,在厦门整整十六个月都毫无贸易,只得于1715年离开。[7] 总的来说,无论是哪个朝代的海禁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福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直到清朝初年,政府才允许海外诸国以朝贡名义前来贸易。1664年清朝政府实行开海后,福建的对外贸易得到迅猛发展,不仅福建海商远涉重洋出海贸易,而且其他国家的商船也来到福建。清朝统一台湾后,废除海禁,由于福建商人在前朝积累的经验以及与外商建立的关系,造成了福建商人在海洋贸易的特权,遍布沿海区域的福建商人建立起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商业网络。 (三)闽商阵地的转移——广东十三行中的闽商 由于福建地区海关官吏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导致福建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缓慢,英公司也萌生了将贸易地点转向广州或是宁波的想法。 1684年,英公司开始了他们在广州的试探。英公司撤出爪哇岛后就在广州沙面设立商馆,一直由于在福建采买茶叶较为方便,便较少前往广东贸易。清朝初期,广州贸易地位逐渐提高,为对外贸易中心。英公司的商人分别到厦门与广州贸易,在厦门与广州都设有自己的贸易机构。但是由于贸易政策的变化,广州商馆的地位逐渐超越厦门。1704年起,英公司前往广东的贸易船只数量超过厦门,舟山,逐渐位居首位。[5]从此广东贸易港口开始脱颖而出,引起众多外商的注意,贸易规模逐年扩大。清代初年,由于英公司商船数量有限,维持两个贸易机构有困难,经过多方考虑,英国人最终选择了广州为其主要贸易港口,此后英国的商船主要到广州贸易。与此同时由于福建的许多商品,尤其是茶叶深受欧洲人的青睐,闽商抓住这一商机,随着主要港口的转移一起南下,在广州再次开始贸易。 英国人之所以到广东贸易,与武夷茶有很大的关系。当时茶叶,尤其是武夷茶,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1717年,英公司有两艘满载茶叶贸易船驶离广州,货物交换贸易额均达到3200磅以上。1723年-1724年中英船来华采购茶叶,达10400担。[8]由此可见,当时英国商人多在广州进行福建华茶贸易。广州行商为了彻底垄断武夷茶贸易,通过各种手段,终于朝廷下令:不准厦门口岸运营武夷茶。其后,由于厦门的贸易受到限制,闽商纷纷南下,凭借着商业优势,控制了华茶的进出口贸易,成为广东十三行的最主要商行。 行商组织分为三种:其中一种便是外洋行,即十三行。实际上,广东十三行共有洋行39家,茶行1家,泰和行颜家、同文行潘家、广利行卢家、怡和行伍家、义成行叶家和天宝行梁家为其中著名的商行。其中泰和行由福建晋江颜亮洲创建,同文行是由来自福建同安的潘启官创立,怡和行由来自晋江安海的伍秉鉴创建,义成行由福建诏安的叶上林创建。在鸦片战争前这段时期,广东十三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公司在各个商行购买货物再远渡重洋贩卖至欧洲各国。1765年行商次序和1776年行商次序表明,潘振承与颜时瑛皆分列第一、第二位。怡和行伍家,以及义成行创始人,均来自福建,这三位来自福建的商人,当时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量均位居前列。即使贸易的中心从福建转移到广州,但是闽商对外贸易的核心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从1757年广州十三行成立以来,公司购买华茶的数量成曲线上升。船只数量增长将近三倍,从7只船只出口到鼎盛时期有20只船只;茶叶输出增长12倍,从8767担到106000担。自 1774年开始,英国商船的载重量猛增,由每艘船载重500吨以内,到1774年之后大多数商船的载重量攀升至 700-900吨,甚至有几艘超过 1000吨,只有个别商船吨位在700吨以下。 (四)百年资本的积累——英公司对华贸易巅峰 在经过对华贸易几百年的资本积累之后,截至18世纪中期,英公司的对华贸易总值已达到其他欧洲国家对中国贸易的总和。据不完全统计,康熙二十九年,欧洲对华贸易总值为191万量,其中英国占比高达63.3%。 在中国与英国的贸易往来中,中国商品推动了英公司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其资本的积累,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英公司的不断壮大发展,英公司在获得大量中国优质商品的同时,中国也获得了一定的贸易收入,当时与英公司的华茶贸易可以说是我国经济的最大来源,促进中国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英公司在贸易中获得了巨额财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大量的资金。闽商与英公司的贸易,让许多福建商人富甲一方,关税增加了当时政府的收入,积累了大量资本。同时也将中国的各种技术以及文化推广到欧洲各国,丰富了欧洲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四、儒商与垄断:闽商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比 英国东印度公司和闽商占据着同时期世界贸易的重要地位,同时期两个商业巨头之间的贸易合作方式,映射出两个集团之间精神内涵,贸易环境以及商业性质的不同和相同。 (一)闽商集团独有的精神内涵 闽商早在唐宋时期便兴起,有着丰富的历史沉淀,在长期的贸易中闽人积累沉淀了独具特色的闽商文化。闽商最突出的特质就是“爱拼才会赢”。在他们眼里,利益固然重要,但是经商之本是道义,道义和利益相辅相成,发展出闽商经商诚信为本的理念,其发展以家族血缘关系为核心,以家庭经营为主要模式。英公司与其相比,存在时间则短了许多,是由利益和殖民欲望所驱使前进,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这样的情况下迅速壮大的公司只是掠夺了巨额的财富,没有内在的文化积累,只是通过殖民掠夺的方式发展壮大,而没有实质性内在文化作为支撑。 (二)贸易环境差异 在进入明朝以来,闽商的势力因为海禁政策受到极大地限制,以及清朝“一口通商”政策逐渐让福建地区的商业远不如从前。相反,东印度公司从最开始就获得了伊丽莎白女王颁发的皇家许可状。考察两者的差别,究其原因,最根本是当时两国的政治原因和沿袭的经商理念所致。由于地理位置,中国自古代以来便是一个农业大国,历朝皇帝一直坚持重农抑商的理念,只有在相对稳定繁荣的朝代,海外商人航海贸易才有所发展,两者相较,英公司背后的英国,由于地理环境以及当时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为满足不断发展的需要,英国大力支持本国商人出海扩张和贸易。在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英国商业得到极大的发展,英国的统治阶级以及商业资产阶级支持透支建立商业垄断公司,大力发展本国对外航海贸易,投资出海贸易的伦敦商人。为了进一步垄断海上贸易,英国枢密院集结几百名伦敦商人创办了东印度公司颁发特许状,成立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后英公司更是成为英国对外殖民扩张侵略的重要工具,所带来的利益遍及资产阶级、皇室贵族,获得了广泛支持。 清朝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之后,虽然商业允许的活动范围虽以恢复,但是经过多年的海禁以及郑氏海商集团的覆灭,中国闽商的实力早已大不如前,且西方殖民者的不断扩张进一步改变了国际贸易格局,此时的闽商在经历一系列打压之后,实力早已不能和英公司匹敌。清朝后期的十三行作为一个半官方性质的垄断集团,靠在政府的扶持短期内积累的大量财富,但是各个商行都以自身利益为重,加上当时内部官员十分腐败,外部英公司从中作梗,最终不敌英公司。 (三)商业性质的相同与不同 明代以前,闽商是封建专制统治下小规模的海上贸易集团,受制于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之后闽商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从由政府管控开始冲破禁令,发展出了私商,开始真正的自由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前期是一个商业股份制公司,后期逐渐转为殖民扩张的工具。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根据女王伊丽莎白的特许状设立,在最初十二次的印度航行中,只有船舶是共有的,贸易资本还是各个人的,仿佛是以一种合组公司的形式在进行贸易。在1612年,各个人的资本才合并为共同资本。该公司持有专营特许状。[9]英公司是由股东集资再进行贸易的,在贸易结束之后按照股份配比返还利益,而闽商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的小型民营产业不断发展形成企业。与闽商的家长经营不同,英公司可以称为责任股份有限公司,有着较为完整的管理体系,管理的高层领导都是至少通过十五年以上的基层锻炼选拔,确保了公司人事的科学合理性。[10]同时这种公司组成加之社会背景决定了其带有殖民侵略性,这也是闽商所没有的。 五、结语 通过研究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闽商贸易往来,可以看出,在贸易早期,中国不允许外来国家到中进行国贸易,主要是闽商前往东南亚与欧洲各国进行贸易,在海外形成了私商。在英公司还未壮大时,在双方贸易关系中,闽商占据着有利的主导地位。不仅如此,闽商还涉及英公司的管理方面,成为当时英公司来华贸易以及管理当地居民的桥梁。闽商作为海商,是中国最早对外贸易的名片,良好树立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形象,许多闽商的贸易精神也是现代中国商人值得学习借鉴的。 在18-19世纪,英公司逐渐获得了东南亚的贸易垄断权,控制了几乎是整个中国的贸易,成为中国贸易往来的主要对象。通过回顾后期历史,可以得出当时的贸易主导方以及从闽商为主动逐渐转变为英公司掌握主动权的原因。由于海禁政策的一再限制,闽商受到本国的打压,加上沿海贸易中心的转移,在时间推移过程中,闽商在双方贸易中地位有所下降。英公司在中国试探阶段锲而不舍。在贸易后期,闽商由于贸易中心南移随之南下前往广东。后期均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集团在贸易过程中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性质,由于清政府以及官员的贪污腐败,关税体系的漏洞,各个商行的私人利益,闽商逐渐沦为政府赚钱的机器,而英公司在后期逐渐显现出英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侵略中国的野心。 纵观两者的贸易历史,导致闽商最终不敌英公司的最重要原因是中西方官商关系的差异。这种不同具体体现在政府对商帮的态度,政策,以及集团自身内部结构及理念的不同,这深深影响了二者的发展与最终命运。闽商最早兴起是因为人民的谋生需求,而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在不断发展中为了自身更好发展满足自身扩张需求的产物。在不同政府对于商业的不同观点下,两者发展产生了巨大差异,受到重农抑商的影响,中央政府不但不支持商业发展,还采取严厉惩罚本国商帮,保护外商,闽商的海外贸易被极大打压,而英国大力支持英公司航海贸易,两者形成了极大差异。因此,在我国未来的贸易中,应该合理规范贸易,摒弃以往的抑商观念,培养我们的外贸优势,从中促进经贸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义杰.福船流源考[J].海交史研究,2016(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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