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山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本文拟在改进的 LA-AIDS 理论分析框架之下，构建中国肉类进口贸易弹性分析模型，通过对中国肉类进口贸易需求弹性的测算，从微观视角预测未来肉类进口贸易发展方向和发展格局，并为制定切实保障粮食安全的肉类进口贸易管理政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肉类；进口贸易；LA/AIDS 模型；进口需求

一、引言

根据海关总署一月份发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肉类产品进口较快增长，全年进口猪肉210.8万吨，同比增加75%；进口牛肉165.9万吨，同比增加59.7%。这跟我国去年为了满足国内需求，陆续解禁对多个国家的进口禁令，开放更多的进口来源有很大的关系。近年来，我国肉类进口量呈持续快速增长趋势，但进口肉类的种类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猪肉在2008年取代了禽肉成为进口份额最多肉类品种。来源国构成同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美国曾经是我国猪肉进口来源国占比最大，而随着来自欧盟国家，加拿大，巴西的猪肉进口增加，美国猪肉的占比持续下降。2015年前，澳大利亚是我国最大牛肉进口来源国，之后中国逐步扩大了牛肉进口范围, 解除对巴西牛肉的进口禁令，巴西逐渐成为了中国进口牛肉的第一大来源国，阿根廷、新西兰的牛肉的份额也迅速增加。禽肉进口市场则是巴西在2015年之后取代受禽流感影响的美国成为最大的禽肉进口来源国，直至2019年底才解除了对美国禽肉的进口禁令。羊肉进口则一直较为稳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直占据绝大部分份额。

国内也已有一些对进口贸易格局的研究。赵亮等[1]以我国猪肉进口市场准入和国内支持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非关税壁垒关税等值转化为进口价格弹性和贸易限制指数模型，估算我国猪肉贸易壁垒水平，得出我国猪肉进口贸易限制水平较高，猪肉加工品进口壁垒水平明显高于鲜或冷冻猪肉的贸易水平。孙玮等[2]从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两个方面估算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猪肉产业的福利损失。彭虹[3]计算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五类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表明中国农产品进口市场集中度较高，中国自美加两国进口的谷物类和蔬菜类产品缺乏弹性，其他农副类产品如肉类、水产品、水果富有弹性。苏珊珊[4]运用了AIDS模型计算了我国主要谷物进口的支出，自价格及消费价格弹性，分析了我国谷物进口贸易格局趋向。田聪颖[5]等基于2009—2016年的月度肉类进口数据，运用RSDAIDS模型和ECM-AIDS模型分析了我国肉类进口市场格局，结论表明牛肉的增长潜力最大而羊肉最小且猪肉、禽肉的进口来源国间呈现明显的竞争关系。

二、LA/AIDS 模型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数据说明

本文选择月度数据作为样本，时间跨度为 2010年1月-2017年12月（T=108），在去掉及插补了缺失数据之后，保留了2011年6月-2018年12月的数据。贸易额数据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价格数据来自于FAOSTAT数据库以及通过简单计算得到。

由于国内的需求状况、因动物疫病导致的进口禁令和国家间的贸易政策会显著的影响贸易额，所以加入了肉禽及其制品、猪肉、牛肉、羊肉的cpi指数（以2011年6月作为基期）来反映国内供求状况。除此之外，针对相关的重大事件分别设置了对应的虚拟变量。

本章基于HS 编码分类，选择主要进口来源国或地区的4分位码。猪肉的主要来源国为美国、智利、加拿大、巴西、欧盟，牛肉的主要来源国为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加拿大、巴西，羊肉的主要来源国为澳大利亚、新西兰，禽肉的主要来源国为美国、智利、阿根廷、巴西、欧盟。相应的hs码如表1。

表1 类别及其HS编码

（二）LA/AIDS拓展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了表面不相关回归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 SUR)，将这些方程同时进行联合估计会提高估计量的有效性。经典表面不相关模型是指在由若干个方程所组成的联立方程组中，没有一个变量既是其他方程的解释变量同时又是另一方程的应变量，并且这些方程的解释和被解释变量也不尽相同，但是不同方程间的随机扰动项是相关的。与标准的联立方程模型相比较，SUR 模型由于方程中的变量各不相同，使得这些方程从结构上看并不具有直接的相关性或联立性，但是各个方程间的误差项的相关导致其联合分布并不等于边际分布的积，使得所有方程实际上仍然是统计相关的，且体现在方程的扰动项上。与目前广泛研究的面板数据模型相比较，SUR 模型中第i个方程对应着第i个截面（个体），并且各个截面所含的变量也不尽相同，而面板模型所有截面的变量是相同的，因此，面板数据模型实际上可以看作是 SUR 模型的一种特例。回归结果见表2及表3。

表2 AIDS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1

表3 AIDS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2

参数回归结果显示，每一个变量都有较为显著的估计值，说明进口的不同国家的不同肉类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关系，但相较于其之间的影响，国内肉类cpi对各进口国肉类份额的估计值都是比较显著的，这说明国内肉类的供求关系对我国肉类进口格局的影响比较大。

支出弹性和自价格弹性见表4。支出弹性方面，各类别中只有加拿大牛肉的支出弹性是负的，其他都为正。智利猪肉，巴西猪肉，欧盟猪肉是富有弹性的，其他的支出弹性都小于1，说明这三个类别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上升有更大的上升空间。自价格弹性方面，新西兰牛肉和加拿大猪肉为正，不过加拿大猪肉的自价格弹性估计值很小，可视为缺乏弹性，除此之外其他都为负，其中美国猪肉、新西兰羊肉、阿根廷禽肉、加拿大牛肉都富有弹性，对价格更加敏感。新西兰牛肉自价格弹性为正的原因可能在于虽然价格有波动，但随着我国对牛肉的消费需求增加，从新西兰进口的牛肉呈一个快速上升的趋势，这也使得2016年以来新西兰牛肉进口价格持续上升。

表4 支出弹性与自价格弹性

补偿交叉价格弹性见表5、表6。结果显示，美国猪肉对智利猪肉和阿根廷禽肉的价格有比较明显的反应，智利猪肉的价格每上升1%，美国猪肉的进口量上升2.56%，表明两者之间为替代关系；阿根廷禽肉的价格每上升1%，美国猪肉的进口量下降2.34%，两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美国禽肉对智利猪肉的价格有明显的反应，智利猪肉的价格每上升1%，美国禽肉的进口量下降1.07%。澳洲牛肉对巴西禽肉和欧盟牛肉的价格有较为明显的反应，巴西禽肉和欧盟禽肉的价格每上升1%，澳洲牛肉的进口量分别下降2.412%和0.63%，表明存在互补关系。澳洲羊肉对智利猪肉的价格反应较大，智利猪肉的价格每上升1%，澳洲羊肉进口量下降0.754%。新西兰牛肉对智利猪肉和新西兰羊肉的价格有较为显著的反应，智利猪肉和新西兰羊肉的价格每上升1%，新西兰牛肉的进口量分别上升1.03%和下降4.5%，表明新西兰和智利猪肉有替代关系，和新西兰羊肉之间有互补关系。新西兰羊肉对美国猪肉、新西兰牛肉、巴西牛肉的价格反应较为显著，当美国猪肉、新西兰牛肉、巴西牛肉的价格分别上升1%，新西兰羊肉的进口分别上升2.49%，1.43%，下降0.532%。阿根廷牛肉对美国猪肉、智利禽肉、新西兰羊肉的价格反应较显著，当后者价格分别上涨1%时，阿根廷牛肉进口量分别下降3.364%，上涨0.659%和2.485%。阿根廷禽肉对智利猪肉、新西兰羊肉、阿根廷牛肉的价格反应较显著，当后者价格分别上涨1%时，阿根廷牛肉进口量分别下降0.752%，上涨0.988%和下降1.876%。加拿大猪肉对智利禽肉的价格有显著反应，智利禽肉的价格每上升1%，加拿大猪肉的进口上升0.41%。巴西猪肉对新西兰羊肉，巴西牛肉有较显著的反应，当前者价格分别上升1%，巴西猪肉进口量分别上升2.736%和1.057%。巴西牛肉对新西兰羊肉，当前者价格上升1%，巴西猪肉进口量上升2.488%。欧盟禽肉对巴西禽肉的价格反应较显著，前者价格每上升1%，巴西牛肉的进口量上升0.413%。智利猪肉、智利禽肉、加拿大猪肉和巴西禽肉对其他种类价格的反应都不够显著。

表5 补偿交叉价格弹性1结论与启示

（一）从支出弹性来看，绝大部分肉类产品的支出弹性为正，这意味着随着我国肉类产品进口支出的持续增长，我国肉类的总进口额还将继续增长。而在其中，猪肉存在较大的进口潜力。在对各肉类产品的进口中，智利猪肉、巴西猪肉、欧盟猪肉的支出弹性都大于1，说明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这些类别的进口增长潜力比较大，这也反应了自2011年以来，我国猪肉及生猪产品进口数量持续增加的趋势。2019年国内猪价的上涨势必会大大增加对这几个国家的猪肉进口。而美国曾一度作为我国最大的猪肉进口来源国，但是其份额逐年下降，2018年中美贸易战也令美国肉类的进口进一步下滑。

（二）从自价格弹性来正负来看，这些肉类产品基本上都为正常品。而我国国内的肉类价格对这些肉类进口的影响大多为显著。我国国内的肉类供需情况不仅影响着肉类进口的总量，也影响着肉类进口的格局，对国内肉类价格的不同程度的敏感度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肉类进口的格局。

（三）从交叉价格弹性来看，各来源国间的肉类产品的进口与其他来源国的肉类价格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但大部分反应不够显著。而动物疫病管控措施，贸易政策则会显著影响肉类的进口。诸如美国禽流感，智利禽肉二噁英，巴西问题猪肉、禽流感等事件对相关肉类的进口有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智利猪肉首次进入中国，巴西牛肉解禁等事件对相关肉类进口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四）未来我国肉类进口将持续增加，特别是一直以来在我国居民猪肉总消费中占比极小的进口猪肉有更大的增长潜力。应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放开肉类进口的限制，这样不仅能保证国内肉类的供应，稳定价格，也能给居民消费带来更多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赵亮,陶红军.我国猪肉进口贸易壁垒限制水平估算[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3(04):24-31.

[2]孙玮,陶红军.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猪肉产业的福利损失估算[J].中国猪业,2019,14(01):13-18+22.

[3]彭虹.基于双对数模型的中国农产品业经济进口需求价格弹性分析[J].发展研究,2019(08):72-81.

[4]苏珊珊. 中国谷物进口贸易动因、格局及规制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9.

[5]田聪颖,肖海峰.贸易开放背景下中国肉类进口市场格局研究——基于产品异质性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7(09):130-141.

[6]蔡兴,刘淑兰.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LA/AIDS拓展模型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17,33(06):5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