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研究
刘春丽1,2 程菁1 (1.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2;2.网络空间行为与管理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安徽 合肥 230009)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AHSKY2022D133) 摘要:在数字化绿色化双转型的战略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关系成为至关重要的研究问题。基于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创新意识会进一步增强这种正向影响;而环境不确定性则会削弱这种正向影响。研究结果不仅弥补了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领域研究的不足,更为数字技术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经验参考。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高管创新意识;环境不确定性 一、引言
近些年,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愈发严峻,环境污染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成为当前全球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绿色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缓解环境污染问题、实现生态优先的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2021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计划》,将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行动列为“碳达峰”行动的重点任务,鼓励各行业开展绿色低碳科技革命。企业作为创新的主要发起者、需求者和实施者,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应承担起加速绿色创新,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的责任。因此,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升级,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随着先进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更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提供了新的动力。那么,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发展的新驱动力,其固有优势是否能进一步支持企业绿色创新?一些学者认为,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能加强企业内外信息搜集汇总及分析交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速信息与研发资源的整合,从而为绿色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宋德勇等,2022;靳毓等,2022)。但也有学者认为数字化对创新的影响并不明显,引入新的数字化技术可能会占用资源,提高各项开支(刘畅等,2023;戚聿东和蔡呈伟,2020)。 现有文献虽然对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但在二者关系方面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因此,本文以2010-2021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间的关系,并探讨内部高管特质和外部环境不确定的调节作用。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第二,本文从内部的高管特征和外部环境因素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发挥效应的边界条件,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调节因素。 二、文献回顾
1.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作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投资之一,主要强调企业创新的可持续性和环境友好性,具体包括节约能源、废弃物回收利用、污染防治等相关的一系列技术、工艺、材料等方面的创新(卢建词和姜广省,2022)。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已有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绿色创新存在密切关系。翟华云和刘易斯(2021)研究发现了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表现之间的正向关系。郭丰等(2022)基于2011-2019年中国22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 2.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指的是企业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数字技术融入企业生产经营、日常管理、流程再造等环节(张国胜和杜鹏飞,2022)。目前已有一些文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宋德勇等(2022)基于中国重污染企业数据,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信息共享和知识整合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靳毓等(2022)实证检验发现在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数字化转型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弱化代理问题从而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疑问,刘畅等(2023)认为数字化转型的实施会占用大量的企业资源,可能会挤占对绿色创新活动投入。戚聿东和蔡呈伟(2020)分析数字化技术的引入会导致企业整体性失调,对创新的影响并不明显。基于以上分析,数字化转型能否赋能企业绿色创新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探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并讨论内部高管特征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为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价值。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
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利用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资源获得竞争优势。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发挥“资源效应”,推动企业绿色创新。例如大数据和其他数字技术可以访问和分析大量的数据,识别绿色创新的障碍,及时准确地评估绿色发展新机遇(刘畅等,2023);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融资能力,为绿色创新提供融资支持(高雨辰等,2021);数字技术为员工获取信息知识等提供了更多更广的渠道,帮助企业培育人才,为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张国胜和杜鹏飞,2022)。 另外,组织学习理论认为,处理新数据并从中获得洞察力可以提高企业的学习能力,这是创新能力的基础。企业数字化有助于促进企业信息的交流与融合,加强信息共享与集成,有利于优化绿色技术的探索和研发流程(宋德勇等,2022)等。数字技术通过数据处理和知识整合帮助企业提高学习能力,提炼出新的信息和知识,有助于复杂绿色关键技术的突破(靳毓等,2022)。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2.高管创新意识的调节作用 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管特征例如心理或价值观等会影响高层管理者对多变复杂的内部环境和外部资本市场的感知,进而影响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方式。对于企业的创新活动来说,企业家与员工对创新的强烈意愿是企业创新表现的关键要素,特别是企业家的创新意识与企业整体创新氛围密切相关,也决定了企业创新能力的发挥 (黄珊珊和邵颖红,2017)。高管的创新意愿越强意味着他们重视企业创新,更有动力在企业内部倡导数字化转型强化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高管创新意愿会增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 3.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企业是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会不断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所处的环境竞争越发激烈,不确定性增强。实物期权理论认为,投资项目存在不可逆性,企业的投资决策可以视为看涨期权,等待期内如果不确定性越大,等待的价值会越高。随着企业所处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影响投资决策的信息增多,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机会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同时考虑投资不可逆和等待价值上升的可能性,企业会倾向于暂缓决策和观望等待,降低创新投资失败带来的额外风险。因此,在环境高度不确定性时,企业绿色创新意愿下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 四、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近年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初始样本,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以及高管创新意识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本文对研究样本进行了以下筛选和处理:(1)剔除存在数据缺失的公司;(2)剔除 ST、*ST股的公司;(3)剔除金融行业公司,最终得到33041个样本观测值。考虑到异常值的影响,在1%分位数上对变量进行缩尾处理。本文的绿色创新原始数据整理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高管创新意识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企业年报,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2.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绿色创新(GI)。企业绿色创新包括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鉴于绿色创新投入数据较难获得,故本文采用绿色创新产出来衡量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参考刘樑等(2022)的研究,本文选取上市公司独立获得的绿色专利数量加1后的自然对数来测度企业绿色创新表现。 (2)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本文借鉴吴非等(2021)的研究,构建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典,对年报中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加总后的数值加1取对数后形成最终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 (3)调节变量
高管创新意识(Aware)。本文参考黄珊珊和邵颖红(2017)的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度量高管创新意识强度,统计年报中董事会报告部分高管创新意识关键词总词频,以关键词词频数占董事会报告总词数的比重来表征高管创新意识程度。 环境不确定性(EU)。借鉴申慧慧等(2012)的研究,利用过去5年非正常营业收入的变异系数除以同年度所属行业的该指标中位数得到经行业调整后的环境不确定性。 (4)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相关研究,公司财务及治理状况和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因此,本文选取公司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资产负债率(Lev)和产权性质(SOE)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具体控制变量及其定义参见表1。 表1 变量设定及处理方法 ![]() 3.模型设定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企业绿色创新(GI)的均值为0.312,标准差为0.673,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178,说明企业绿色创新表现整体偏弱,仍有部分企业尚未开展绿色创新,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存在提升空间。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均值为1.350,标准差为1.400,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5.106,说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情况并不均衡,数字化转型程度整体上偏低。高管创新意识(Aware)均值为0.012,标准差为0.006,最小值为0.001,最大值为0.031,说明整体上高管的创新意识不强。环境不确定性(EU)均值为1.351,标准差为1.220,最小值为0.138,最大值为7.332,说明样本中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差异很大。 表2 描述性统计 ![]() 2.相关性分析
表3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的系数显著为正,高管创新意识与企业绿色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环境不确定性与绿色创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其他变量也与绿色创新显著线性相关。 表3 相关性分析结果 ![]() 3.基准回归结果
表4为本文基准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第(1)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Digital)的回归系数为0.03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当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时,企业绿色创新表现越好,H1得到验证。第(2)列结果显示,高管创新意识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Digital*Aware)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为1.34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高管创新意识增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效应,H2得到验证。第(3)列结果显示,环境不确定性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Digital*EU)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01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环境不确定性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效应,H3得到验证。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 4.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可能存在绿色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动力大这一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肖红军等(2021)的研究,选取省份-行业-年度的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均值(Digital_IV)作为工具变量。企业同年度所处省份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会影响企业个体数字化转型程度但与企业个体绿色创新表现不存在相关关系,符合相关性和外生性假设。表5报告了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第一阶段回归中,Digital_IV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省份-行业-年度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均值与企业个体数字化转型存在相关性。在第二阶段回归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H1结论稳健可信。 表5 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结果 ![]() (2)替换解释变量
参考赵宸宇等(2021)的研究,本文替换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重新计算关键词总词频,并进行对数化处理生成新的数字化转型衡量指标(Digital_z)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如表6所示,数字化转型(Digital_z)与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高管创新意识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Digital_z*Aware)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为1.821,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环境不确定性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Digital_z*EU)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02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综上,替换解释变量得到的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即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6 替换解释变量检验结果 ![]() (3)替换被解释变量
参考于连超等(2019)的研究,本文使用企业绿色专利独立申请数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GI_a)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高管创新意识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对企业绿色创新(GI_a)的回归系数为1.82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环境不确定性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对企业绿色创新(GI_a)的回归系数为0.02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综上,替换被解释变量得到的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即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7 替换被解释变量检验结果 ![]()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以近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该结论在替换变量和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第二,高管创新意识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高管创新意识越高,企业更有动机应用数字技术推动绿色创新;第三,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企业所处环境不确定性越大,企业投资数字技术提升绿色创新的积极性越弱。 基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尤其是绿色创新的作用,引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政府部门应当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推进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企业管理者应树立长远眼光,培养创新意识,营造创新氛围,坚持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并促进数字化技术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第三,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要从企业内外部出发,同时考虑短期绩效和长期发展,合理安排资源投入,时刻关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技术和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战略决策适应环境。 参考文献:
[1]高雨辰,万滢霖,张思.企业数字化、政府补贴与企业对外负债融资——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21(11):106-120. [2] 郭丰,杨上广,任毅.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45-60. [3] 黄珊珊,邵颖红.高管创新意识、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基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7(2):151-157. [4] 靳毓,文雯,何茵.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贸研究,2022(7):69-83. [5] 刘畅,潘慧峰,李珮等.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3(4):121-129. [6] 刘樑,李雪,蒋攀.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环保投资的因果中介效应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50-59+114-115. [7] 卢建词,姜广省.CEO绿色经历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J].经济管理,2022(2):106-121. [8] 戚聿东,蔡呈伟.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多重影响及其机理研究[J].学习与探索,2020(7):108-119. [9] 申慧慧,于鹏,吴联生.国有股权、环境不确定性与投资效率[J].经济研究,2012(7):113-126. [10]宋德勇,朱文博,丁海.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考察[J].财经研究,2022(4):34-48. [11]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7):130-144+10. [12]肖红军,阳镇,刘美玉.企业数字化的社会责任促进效应:内外双重路径的检验[J].经济管理,2021(11):52-69. [13]于连超,张卫国,毕茜.环境税会倒逼企业绿色创新吗?[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2):12. [14]翟华云,刘易斯.数字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17):116-124. [15]张国胜,杜鹏飞.数字化转型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增量还是提质?[J].经济管理,2022(6):82-96. |
![](/tassets/images/shouye1.jpg)
![](/tassets/images/shouye6.jpg)
![](/tassets/images/shouye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