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曦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政界、产业界与学术界的共识。本文对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区域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两极分化，长三角地区发展相对较为均衡；（2）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发展耦合协调度水平不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差的地区，其耦合协调水平优化速度越快：（3）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发展存在正向循环反馈机制，但数字经济对技术市场的促进作用要强于技术市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反哺作用，研发投入强度、服务业发展水平均会提高两者发展水平。最后本文从加强技术市场数字化建设、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技术市场；耦合协调；循环反馈机制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深度转型期，依靠技术创新驱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动力，而技术市场作为创新生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优化资源整合和加速技术外溢的方式推动全社会创新水平进步。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正在加速调整全球经济发展结构，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指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GDP比重达39.8%，我国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稳定器”“加速器”作用更加凸显。因此开展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发展协调发展与相互影响机制的研究，对加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间的协调配合，不断释放科技创新对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等方面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研究文献综述

通过文献检索与分析，当前关于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苏冰杰等（2022）^[1]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对全国30个省市开展测度研究，发现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且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与区域差异性，同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科技投入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而对外开放水平会抑制数字经济发展；张玉玲,庞旭良（2022）^[2]测算了我国30个省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最低，经济基础、教育发展水平以及技术渗透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程度最大。二是数字经济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尹相森等（2022）^[3]利用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并且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董香书等（2022）^[4]基于2011-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存在边际递增效应，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行业、企业与区域层面都具有显著的“数字鸿沟”；三是技术市场相关研究：肖小虹等（2022）^[5]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技术市场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发现技术市场的活跃度能显著提高当地创业活力，并且通过科技人才流动进一步显现，技术市场集聚对地方创业活力产生了放大效应，在沿海地区尤为显著；俞立平等（2022）^[6]利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市场发展与高技术企业创新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技术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创新差距，但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作用，从时间效应上看，技术市场对创新差距具有长期作用，且差距的缩小随着时间的延长不断加快。

综上所述，学者们从企业层、宏观层面开展了数字经济、技术市场对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水平受到数字技术、技术要素市场发展的深度影响，为本文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价值。目前鲜有文献研究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一是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发展水平、产业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并对我国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现场进行测度评价，对二者的动态演化过程进行分析；二是建立联立方程组，进一步实证研究两者相互作用、循环反馈的作用机理，为进一步推动技术市场发展与数字经济有机融合，提供经验证据。

二、实证研究设计

1.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构建

本文在现有文献基础上，以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数字产业发展水平、产业数字化程度3个维度，选取12项二级指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法计算子指标权重，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及各指标权重

2.研究方法

   3.数据来源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最强，市场化水平最高，辖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高技术产业与高端人才聚集，技术创新活跃程度在国内领先。因此对我国三大城市群所在的8省、市地区开展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发展研究，对进一步推动技术要素流通、加快释放技术创新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为2011-2020年，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等资料。

三、实证结果分析

1.我国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测度分析

如表1所示：（1）从整体均值变化情况看。我国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处于不断提升态势，从11.48增长至50.85，GAGR为18%，显著高于宏观经济增速。说明近10年来三大城市群经济体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发展、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2）从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看。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较为平衡，江浙沪三省市综合指数得分较为接近，说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程度较好，内部资源整体配置效率较高；而京津冀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其中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最好，而天津市、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三大城市群内相对较差，说明当前京津冀一体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北京市对周边省市的“虹吸效应”较为明显，下一步要继续加强雄安新区等经济新区的建设，发挥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功能，引导资源配置在京津冀地区平衡分布。

表2  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得分情况

2.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耦合协调分析

本文对三大城市群8省市的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发现：（1）从整体趋势变化看。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不断优化，说明近10年来两系统间的相互影响、协调发展的程度在不断加深，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数字技术与三大产业的深度融合，带来了不同层面的技术创新，从而推动了技术交易不断活跃，反过来技术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政府对发展技术市场重视程度的加深，数字知识产权也通过技术市场不断扩散，加速了在实体层面的渗透，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2）从各省市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看。北京市与广东省耦合协调水平最高，其中北京市在2012年就达到了中级协调水平，并随着时间的延长，耦合协调度值不断上升，这也与北京整体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驱动力较为相符，北京服务业发展水平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最高，服务业占比超过80%，并且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三大城市群中也最高，与此同时北京无论是教育资源、就业包容度上都遥遥领先，因此大量的高端人才聚集也促进了技术创新的涌现，两者之间呈现高水平的耦合互动效应；长三角地区紧跟其后，在过去十年间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的耦合协调水平从初级协调过渡到中级协调水平，并且与广东、北京的差距越来越小，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区域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技术成交量不断释放，推动着数字产业与实体产业不断发展；最后是安徽、河北等地区，其耦合协调度水平增长速度最快，从2011年的0.47增长到2020年的0.69，并且与北京、广东省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说明数字经济与知识产权交易在空间上存在高度的溢出效应，这与过去10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以及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密不可分。

表3  各省市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发展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

3.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发展互动影响循环反馈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之间相互影响、循环反馈的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了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为提高估计结果的科学性与准确度，利用3SLS（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在开展估计分析前，需要对所构建的联立方程进行秩条件与阶条件判断，限于篇幅，这里不予展开，经过检验，本文构建的联立方程组参数均是可识别的。

如表4所示，从方程组的拟合优度看，方程（1）与方程（2）的R²值分别为0.95、0.97，说明本文模型设定合理，具备较好的理论解释。

表4  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发展联立方程组估计结果

4.数字经济对技术市场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

   从方程（1）的回归结果看：lndigital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系数值为1.06，说明数字经济每提升1%，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上升1.06%，数字经济对推动技术市场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一促进作用可以从2个方面解释：（1）技术创新效应。数字经济是以数字信息与知识为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关键驱动因素的新型经济形态。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本身就会激发大量数字创新技术供给与需求，例如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会推动信息通讯产业不断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的整合会推动服务效率水平的提高，区块链等加密技术的运用也会进一步推动数字交易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水平，因此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会越来越频繁，技术交易也会越来越普遍，从而推动技术市场进一步发展；（2）提高交易效率。传统技术市场以线下交易为主，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传统交易模式发生变化，以浙江网上技术市场为例：该技术交易平台提供线上技术转移服务、知识产权质押、VC投资、股权投资等金融服务以及知识产权代理、培训、咨询等一系列技术创新类交易服务，通过线上的方式，打破了技术转移时空界限，提高了交易的概率与效率，推动技术交易市场更专业更有效。

从控制变量看，研发经费投入占比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研发投入强度每上升1%，技术市场交易规模上升1.08%，说明科研经费的投入对扩大技术交易市场规模具有显著作用。因此，我国政府、企业、高校要进一步加大对科研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物质支持，建立市场化的产学研转化机制，围绕“卡脖子”领域开展重大项目攻关，形成一批有质量的创新成果。外商直接投资（FDI）回归系数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检验，FDI规模每上升1%，技术市场交易规模提高0.12%，说明经济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水平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技术市场发展。客观上，对外开放的本质就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土地以及优惠税收政策等手段吸引外商在国内投资，促进国内生产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国内生产企业通过合资入股的方式，可以迅速吸收借鉴国外优秀的生产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迭代升级，以“学习-模仿-创新”的路径，推动技术市场发展。

5.技术市场发展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分析

从方程（2）回归结果看：lncontract通过10%显著性检验，技术市场交易规模每上升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升0.17%，说明技术交易越活跃，可以在一定水平上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的跨地区、跨部门、跨产业交易，加速了技术创新在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弥散速度，交易规模越大、交易频率越高，意味着技术创新这一核心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在不断提高，不同领域的知识技术通过市场“无形的手”达到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方程（1）相比，数字经济对技术市场发展的推动作用要显著高于技术市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出现这种不平衡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当前我国技术市场发展相较于外国明显滞后。以2019年为例，我国技术市场成交额约为3248.69亿美元，占全球技术市场成交额的9.67%，这与我国经济体量占比严重不符。我国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重尽管逐年上升，但仍不超过3%，其发展水平显著落后于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技术交易市场存在流动性差、利用率差、产学研转化率低等短板，因此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当前不够明显。

从控制变量回归情况看，人均GDP回归系数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人均收入水平每上升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0.85%，说明经济基础越好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越强劲，这也比较符合我国数字经济分布格局，尽管数字经济规模占比接近GDP总量的40%，但区域之间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与产业数字化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服务业占比回归系数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服务业水平每提高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升2.61%，促进作用显著。外商FDI规模回归系数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外商投资水平提高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下降0.07%，对外开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主要聚集在工业领域，而数字经济主要服务于第三产业发展，并且随着数据的重要性越发突出，政府对涉外资本进入数字产业的审核趋向收紧，数据治理也进一步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因此对外开放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研究显示：（1）我国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逐年递增态势，但区域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两极分化，长三角地区发展较为均衡；（2）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发展耦合协调度水平不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差的地区，其耦合协调水平优化速度越快：（3）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发展存在正向循环反馈机制，但数字经济对技术市场的促进作用要强于技术市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反哺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进一步提高技术市场数字化建设水平，推动技术创新供求实现更高水平的平衡。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与技术市场发展高度不平衡，技术市场数字应用水平低，不利于科技资源信息共享交流，阻碍了技术创新在不同区域、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下一步要深入推动技术成果、技术人才等技术创新资源信息平台建设，发挥数字技术在降低信息搜寻、交易成本上的优势，实现技术成果互联互通，科技资源持续积累、开放共享。

2.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推动数字经济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在规范平台资本无序扩张，加强平台经济规范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头部数字企业加大对数字技术基础研发的投入，尤其是围绕我国当前“卡脖子”领域，有针对性地开展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神经芯片等前沿核心技术研发，补齐产业基础能力短板，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造自主可靠的数字产业链供应链。

参考文献：

[1]苏冰杰,卢方元,朱峰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特征,动态演化及影响因素[J].运筹与管理,2022,31(9):161-168.

[2]张玉玲,庞旭良,刘洋等.我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2(22):185-189.

[3]尹相森,翟宛东,王逸初.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5):70-73+205.

[4]董香书,王晋梅,肖翔.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数字鸿沟”的视角[J].经济学家,2022(11):62-73.

[5]肖小虹,彭金霞,贺小刚.技术市场赋能地方创业活力——来自中国省级地区的经验证据[J].经济问题探索,2022(10):53-76.

[6]俞立平,吴思慈,张宏如.技术市场发展与高技术企业创新差距关系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2,37(3):14-23.

基金项目：

1.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大学生创业意向、行为及企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认知等理论视角，编号：SK2019A1024

2.安徽省省级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重点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双创人才培养标准体系研究 ——基于感知学校支持与创业意愿模型，编号：2022jyxm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