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祎玮 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离不开对制度创新和变迁的研究。本文首先明确了经济新常态、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概念;然后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的状况并探求其原因；最后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为基础，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三个基石：产权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角度来提出了应对中国新常态的若干点建议。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  制度变迁  经济增长  改革

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里，认为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种能够对个人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琼斯也认为，制度不足使技术进步的积累和潜在的巨大市场不起作用，也是亚洲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由此可以看出，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离不开对制度创新和变迁的研究。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制度变迁贯穿其中，不管是诱致性变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强制性变迁——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改革经验也成为了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最佳实践。但是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保留着许多旧体制的因素，如粗放、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和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由此，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在2014年迎来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本文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为基础，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三个基石：产权制度、国家以及意识形态为角度来探究如何更好地应对中国新常态。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处于一种对称状态，经济可以稳定可持续地增长。经济新常态是强调优化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经济的总量；聚焦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的持久发展，而不仅仅是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总量的最大化。不能把减速等同于高效、高速等同于低效，不能认为GDP高速增长就说明经济过热，也不能把经济新常态简单地定义为经济增长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

因此，新常态至少说明了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增速回落至7％甚至更低，告别8％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二是转换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由政府投资转变为民间投资为主，由出口转变为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创新驱动成为关键要素；三是只要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宏观上政府决策不再进行常态的调控和刺激；四是强力扶持服务业，拉动就业，推进新型城镇化；五是不再以货币来推动增长，控制银行等金融机构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杠杆。

（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理论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强调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诺思认为，导致变迁的必要条件是存在有潜在的利润，而充分条件是通过制度的变迁和创新可能获取大于取得利润的成本的潜在利润。正是想要获得利润却无法在现有的制度结构内安排实现，这才促使了新制度安排的产生。市场经济的变化、外部成本与收益变化以及对风险的规避等一些外部因素使得人们努力去改变制度安排，由此开始了制度变迁。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激励创新活动的产权。产权制度是最基本的制度，对产权明确地界定和有效地保护，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可能性，激励创新活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二是负责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国家。国家是保护个人产权的最有效工具，同时又可能是个人产权的最危险侵害者。三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行为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价值观而使人们的行为决策更为经济，克服机会主义行为需要意识形态。

二、中国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得到高速的发展，取得了国际都为之惊叹的经济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制造业产能过剩、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粗放型增长模式使得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内需增长动力不足、进出口方面失衡等问题，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这些是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直接原因，而深究其根本原因则是我国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特定转型阶段，这是每一个经济发展到达一定程度的国家都会经历的阶段，而促使这一经济转型期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由劳动力过剩转变为人口红利消失

我国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时，农业劳动力过剩，大量农村劳动人口投入到工业化部门中，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然而随着时间的变化，人口红利也在不断下降。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飞速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上升；同时国内以基础建设、房地产业和重工业增长为主要增长力量，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一方面大量增加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劳动力供给速度下降，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同时新经济增长背景下此类劳动力由于工资过低、用工条件差等出现了“民工荒”。

由此，传统的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已经渐渐失去了竞争力，进而出现产业规模经济降低。这是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资本投资结构变化

过去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不仅依赖于人口红利，大规模的投资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时，中国资本相对短缺，公共基础设施落后，需要进行投资建设，在建设当中有大量的利润可以获得。因此地方政府和企业形成了强大的投资合力，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环境呈现高投资拉动、高出口和低成本扩张的特征。但是对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等投资过多，使得重工业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现象出现，产业结构扭曲日益严重。

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后，“4万亿投资”的宏观调控政策集中于产业性投资，使得产能过剩的现状更为严重，进一步扭曲了产业结构。2013年开始，新一届政府结束了直接主导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由市场机制作用的投资结构开始自我调整，由重化工业、房地产业主导向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主导转变。经过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建设，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已经积累到可以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因此投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这也是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改革进入深水区，进行体制转轨

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变化进入转型期是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导致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非正常的、扭曲的经济体制进行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也是使中国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道路。中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的结构转型升级过程，在转变政府职能，放松政府规制、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政府冲动型增长模式减弱，即政府已经无法在可以寻租的经济管理领域靠行政手段干预企业市场准入，或者充当经济实体直接投资，从而控制政府越位现象。

三、如何应对中国经济新常态

结合诺思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理论，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改革的核心仍然应该是从制度层面打破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供给瓶颈，通过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来达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和防风险的总体目标。

（一）在国家经济、产权制度方面

首先，健全产权保护制度，进一步建立并完善主体和收益归属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查处侵犯市场主体产权的现象，加大对盗版产品的打击力度，引导保护产权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其次，建立起一套清理妨碍全国市场公平竞争规定的机制。保护个人产权和企业产权，落实市场监管执法体制，建设并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最后，真正建立起互利共赢的国际产能合作体制，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实现各方共赢。

（二）在行政文化、意识形态方面

改革的一个重大阻碍就是意识形态的阻碍。中国以前实行计划经济，而反映经济社会体制的这一套意识形态具有持久性，也没有进行过详细认真的梳理，虽然后来出现了许多新的思想，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新旧思想很难和平共处，这很容易妨碍进一步改革。此外，意识形态方面的苏联模式在逐渐消退，但是有很多利益上的障碍往往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这些利益即是既得利益的阻力，政府出现以寻租的方式来获得特殊的既得利益。因此，这就需要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真正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同时要畅通其他监督渠道，建立健全权力监督体系，加大惩罚力度，使得寻租的成本大于其收益，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出现，官员不敢受贿。另外要形成良好的政务氛围，打击腐败行为，改善政府部门执政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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