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香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再一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对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与教训的分析，可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共同原因。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还很大，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风险。文章通过分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与收入分配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基于收入分配视角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

关闭全屏阅读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经济增长率一直以高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瞩目的辉煌。尤其是从2010年中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年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正式进入“偏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7485美元，虽然人均GDP连年增长，但如今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GDP增速已放缓，而且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基尼系数最近几年一直在国际警戒线以上，这说明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并没有很好地惠及全国人民。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长期处于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人均收入长期处于4000-12000美元的瓶颈，很难步入高等收入行列。在诸多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中，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一个重要的共同原因，因为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呆板、经济缺乏活力和创新力不利于经济增长。2015年两会上，“中等收入陷阱”一词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社会矛盾和风险对于我国跨越陷阱的制约作用。“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收入分配不和谐的冰山一角，因此处理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问题，是我国能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成功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的跨越的关键所在。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借鉴：国际经验与教训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分析

日本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时期是1973-1985年。二战后的三十年间，日本已经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型到以文化和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长期发展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为了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日本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农地改革、最低工资制、教育政策等做出重大改革，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保障农产品价格提高了农民收入，建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紧密协调的社会分工体制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保障中小企业工作者的收入水平。日本还建立了健全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避免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维护了社会稳定。这些举措使得日本国民收入增加，实现了经济基本均衡增长，从而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韩国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基本都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七十年代时韩国已经通过调整个人所得税改善了收入分配，但是由于过度的投资调整和公立企业私有化导致了大、小企业的分化，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差距也因股市和房市的暴涨不断扩大。为此韩国1998年开始执行《最低工资法》，制造业工人工资大幅上涨；推动城镇化，降低农业比重，鼓励人们去城市工作。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政府开始重视社会福利事业。韩国分别于1989年和1999年实现了全民医保和养老金全民覆盖，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符合韩国人民的热切期盼，维护了社会和谐，从而为为经济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通过对日韩两国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中等收入区间，积极地、持续地采取措施来减小收入分配差距，使企业和个人的合理收入预期得以实现，才能使他们积极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以提高自己的收入，使经济健康有序地持续发展，进而持续地改善整个社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训分析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地区是拉美地区。由于产业政策错误，许多农民在进城之后找不到工作，又不能返回原地，只好在城市从事各种“自谋生计”的服务性工作，即所谓“非正规就业”。在拉美国家，非正规就业是不受政府劳工制度保障的，例如，不享受最低工资待遇，没有社会保障等等。数十年来，拉美各国的城市里始终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劳工群体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成为城市贫困人口。目前拉美贫困人口中65％是城市居民。这就是说，拉美国家的社会贫困现象由过去分散在广大农村，转变为现在主要集中在城市。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但贫富差距也进一步扩大。拉美最富有的20%人口所占有的财富相当于最贫困的20%人口的20倍，占人口30%的低收入者的总收入仅占国民总收入的7.5%（其他地区平均为10%），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区。其中，巴西、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的贫富差距最为明显。2015年，拉美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是0.522。经济不健康发展导致了自然环境恶化，生活环境恶化和社会环境恶化，社会动荡不安、疾病频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由于体制变革滞后，寻租腐败现象泛滥，不法收入占比过大，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严重扭曲。例如马来西亚的基尼系数从1960-1984年间，一直在0.5以上。菲律宾的高、低收入阶层和城乡收入差距很大，而且农民在土地方面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产权不清晰。两极分化严重抑制了贫困家庭的消费，阻碍了经济发展，使其徘徊不前。

由对拉美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分析可得，收入分配不平等引起的社会不稳定会减缓经济发展，两极分化导致政策环境不稳定，社会冲突加剧和产权不安全性增加，人们在正常的市场活动之外进行的寻租活动会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抑制经济发展，还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差距，陷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恶性循环中。

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出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这三个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通过分析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这三个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影响，可以说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消费的影响

收入分配不均会使得一部分应分配与中低收入群体的财富集中到高收入群体中，从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加重了“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现象。如今全球经济不景气，外贸需求低迷，我国已经提出由出口和投资转向消费、出口和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极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但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利于我国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下降，高收入群体的奢侈品需求增加，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而有些人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社会财富集中在少部分群体中，其所增加的对于奢侈品的消费需求远远低于大部分群体因未能获得的财富分配所减少的需求，因为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也就是高收入群体消费较少，储蓄较多，而低收入人群消费和储蓄都少，造成社会有效需求减少，这一现象就是现阶段中国的“高储蓄和低消费”。

由于高档消费品的生产一般要求有较高的技术和较多的资金，而这些并非是发展中国家所能完全满足的，所以富人的偏好可能导致国内收入外流。结果，一方面造成本国资金短缺，一些必须大力发展的产业因资金缺乏而得不到发展；另一方面，需求不大的产业却发展迅猛，造成产业结构脱离国情。这种巨大的消费断层，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展和升级，也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

（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投资的影响

首先对于物质投资来讲，由于投资乘数效应，投资的增加可使收入成倍增加，进而使消费需求成倍增加，刺激生产，增加就业。但投资乘数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有关，为1/1-MPC。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扩大，社会大部分人因财富的减少而减少消费，虽然富人的消费会增加，但总的来说消费需求减少，边际消费需求降低，投资乘数减小，即降低了物质投资对产出的倍数扩张效应。边际消费需求的降低使生产者缩小生产规模、减少投资，最终导致社会投资量的减少。

其次是对人力资本投资来讲，劳动力的素质和水平对生产经营有很大的决定作用。尤其是在高新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中十分重要的能动性因素。通过对韩国和日本的观察可知，只有依靠知识积累和进步，经济发展才不会停滞。但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使得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投资支出占据了家庭总支出的大部分，当所得收入仅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时，接受教育就显得没有那么迫不及待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经使下一代处于不同的教育起跑线上，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能获得更多更好的学习资源，在以后的人生发展中也能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关系。这就降低了人们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起跑线不同，发展机会不平等使得人才分化明显，高素质人才纷纷流向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城市，而且在经济发达地区培养出来的人才很少愿意回到中西部地区，造成了人才在东部地区聚集，中西部地区人才流失的局面，又进一步扩大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构成了人才分布不平衡的恶性循环。

（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出口的影响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造成人力资本的匮乏，低素质的劳动力使得我们只能利用低廉的劳动成本优势处于贸易链的低端，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而不能承接发达国家产业链的转移。高素质人才的缺乏使创新动力不足，不利于产业创新和研发出吸引国际市场需求的高端产品，不利于我国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从而无法在贸易产业链的上端占有一席之地。

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时，中低收入群体占很大比重，其低下的购买力严重制约了国内的需求能力，使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过度依赖出口，过度的开放也会影响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金融不稳定的风险加大又反过来影响出口。

四、对减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几点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增长的快车道上，但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号召并没有被充分响应，收入增长赶不上经济增长，工资性收入增长赶不上灰色收入的增长，劳动工资的增长赶不上资本收益的增长等现象愈演愈烈，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长期存在，不利于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减小收入分配差距，社会矛盾将积重难返，对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构成威胁。

（一）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生产要素收益与劳动报酬支付的关系，是基本的初次分配关系，因此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能够有效地减小收入分配差距。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由市场根据供求情况决定生产要素的价格；二要加强国家对工资的宏观调控，维护劳动者权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促进工资合理增长；三要促进就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使之与用工需求相匹配，从而增加劳动者收入。

（二）加快税收制度改革

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制度的重点。要平衡工资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增加高收入阶层的税负，将收入分配结构努力向“橄榄型”引领，建立同工同酬和阳光工资制度，让人们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还要推进房地产税、遗产税和资源税的征收，实现居民财富征税的全面覆盖，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三要以法律保障居民如实申报纳税和缴税，对偷税、漏税者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三）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目前，航空、电信、铁路、电力、金融等独自膨胀的垄断行业，行业平均收入水平远高于其他部门，使人们心理失衡，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政府应该进一步放松行政审批，尽量减少公权力进入市场，促进市场有序竞争，实现公开透明，比如政府公开出售特许权，减少经济垄断尤其是国企垄断，允许某些领域向民间资本放开，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市场的局面，鼓励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从直接转变为间接，政府应对市场经济进行微调而不是直接插手市场经济。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符合的行政审批制度，将有利于活跃市场经济、增加投资者热情，焕发市场活力。

加大垄断行业向政府财政缴纳税后利润的比重，加大税费征收力度，从而限制其过高收入，使全民共享垄断行业的巨大红利，保证收入分配优化。还应该限制垄断行业的薪酬水平，既要防止工资水平过高，又要限制各项福利待遇，如住房待遇和企业年终奖等，逐步减小由此引发的收入分配差距。

（四）合理地加快城市化

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农村增收的主要途径，同时完善资本市场，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房产等资产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创新，营造良好的投资氛围，为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提供渠道。

但是城市化不能过于超前，应与产业结构相协调，实现社会经济良性循环，避免滋生“城市病”， 为此应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促进第三产业良性发展。就业岗位的创造依然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问题，我们应该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培训，尽快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市场，为农民外出务工和创业提供法律、技术、信息等多方面的有力支持，这样才能使农村进城人口具有相对稳定的职业。

（五）取缔非法收入

要加大立法和执法力度，提高案件的查处率，将各种非法收入纳入查处范围，对违法分子施以严厉的经济制裁，运用法律手段调控收入分配。尤其要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制建设，用党纪国法规范官员的行为，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对违法者依法严格追究法律责任，决不允许存在“空档”、“特区”，使其财、位、权三空，从而有效地为后人树立反面典型，使之望贪却步。通过取缔非法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用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结果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

（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我们应该吸取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地教训，保持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如果社会保障制度滞后，将不利于扩大消费和经济增长。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劳动力发生行业间的转移，甚至有大量下岗职工。因此一要完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体系，人人都能得到社会保障。二要对商品房市场进行调控，促进供需平衡，尤其要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保障房的供给，确保人人“居有其屋”。三要加大精准扶贫力度，对特殊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社会保障，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的特色，让他们有一技之长，从而摆脱贫困。

五、结论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财产性收入太少，普通行业与垄断行业、特殊行业收入悬殊，寻租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等，由此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通过对消费、投资、出口的一系列影响阻碍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收入分配改革，继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焕发经济增长活力，从而实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不可跨越，我们也无需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完全分割开来，只要宏观经济政策合理，我们完全可以实现包容性的增长，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合理地调节收入分配。要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改革是重要的切入口，通过采取各种有促公平的政策，既能将蛋糕做大，又能减小收入分配差距，从而让人们更加公平地分享利益，这样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毫无疑问，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仍可以大有作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希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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