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颖 湖北省水果湖高级中学

摘要：随着中国与美国双边贸易的不断增强，中美之间经济互补贸易关系正悄然变化，逐步被竞争贸易关系所取代，同时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也日益增加，2018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正式拉开序幕。基于此，本文梳理了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情况，阐述了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内在动机，并深入分析1960~1990年之间日美六次贸易摩擦的发展和结果，并与中美贸易摩擦进行对比分析，指出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有效策略，以促进解决贸易摩擦难题。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基本逻辑；对策研究

引言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华盛顿第四十五任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一直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持强硬态度，主张让中国成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中美间贸易摩擦的开展，符合特朗普政府鼓励资本流回美国的执政理念，是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贸易上保护本国利益，提高美国的竞争力的一种体现。

2017年8月18日，美国对中国发起“301调查”，这或许是美国将要实施“贸易报复”的一种预兆。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大型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征收关税，2月又宣布对铸铁污水管道配件征收反倾销关税。3月8日，美国正式批准对进口钢铁、铝征收关税，同月23日，特朗普政府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宣布计划对中国6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而中国也在同日宣布对美国3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如果说在此之前，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威胁只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么此时特朗普便“动了真格”，中美贸易摩擦就此打响。

一、中美贸易摩擦升温的原因和目的探索

（一）美国发动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在于贸易逆差和美国国内政治压力

在美国与中国近年来的贸易合作中，美中贸易逆差逐渐上升，对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小，这是美国发动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从1992年开始，美中贸易逆差便逐渐上升，至2008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7000亿美元，这其中约有38%的贸易逆差来自中国。即便在金融危机期间，在美国总体贸易逆差下降46%至3800亿美元的情况下，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也仅下降15%至2270亿美元。而近年来由于美国经济的回升，美中贸易逆差越来越高，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又回升至66%。

 而导致美国发动贸易摩擦的另一重要因素，则是因为美国服务业的贸易顺差逐年下降，优势逐渐减小。美国服务业的贸易顺差从2004年开始就处于增长状态，即便在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的贸易顺差也有2%的增长。但近年来，美国的贸易顺差却开始下滑。

结合这两个重要因素来考虑，在中美贸易结构上，美国服务业的贸易顺差优势不再，而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却逐年上升，为了减轻贸易逆差带来的压力，美国选择开展贸易摩擦来重新夺回在国际贸易中的领导地位。

不仅如此，在美国国内，特朗普的支持率不断下降，这也是美国发动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在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民众对总统的支持率仅为40%，创下了历史新低，直至2018年，新总统的支持率跌至35%，再一次创下了最低记录。面对2018年11月即将开展的美国总统中期选举，特朗普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提高支持率，获得民众的支持，将国内政治矛盾转移到国际事务上，特朗普采取了对华开展贸易摩擦的措施。

因此，绝不能说美国发动贸易摩擦是“一时兴起”，而是为了减小贸易逆差，赢得选民支持的举措。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原因是美国为了维持高新技术领域的霸权

美中贸易早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就出现了显著逆差，在过去美国和中国已经进行过小规模的贸易摩擦，但并未到达贸易摩擦的程度，其根本原因在于，早期中国出口的商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它们往往价格低廉、附加价值低，而这些商品既便利了美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又不对美国的高端制造业造成威胁，与美国的经济结构形成贸易互补。但随着近年来中国低端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中国制造业不断进步，出口产品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逐渐向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延伸，这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中美贸易结构转为竞争结构。 

在《中国制造2025》就提出要重点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产业，机器人，轨道交通装备等行业，这使美国感到了危险，因此美国发动贸易摩擦，企图通过遏制中国进口来阻止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全球的扩张，牢牢把握住市场龙头地位的领域，维持美国自身的科技霸主地位。

（三）特朗普当局发动中美贸易摩擦目的

正所谓，贸易摩擦没有赢家，往往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那么特朗普又为什么要发动贸易摩擦呢？既然决定要打贸易摩擦，那一定是看到了开展贸易摩擦所带来的一举多得的效果。

特朗普的目的在于，既能够兑现竞选时向选民承诺的“美国优先”，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又能够让更多的资金流回美国。面对美国财政赤字的情况，发动贸易摩擦能使更多的美元资金回流，同时促进美国产业的发展，增加美国工人的就业。

与此同时，通过发动贸易摩擦，还能限制中国高端技术领域的发展，遏制中国的崛起。在受损失较大的机械设备制造业中，中国只能生产相对低端的产品，而美国可以通过征税而促进美国本土替代生产；但美国所生产的高技术产品，中国本土没有可替代的产品，很难通过这部分来限制美国的出口。因此发动贸易摩擦，中国付出的代价将更为沉重。

二、日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启示

（一）六次日美贸易摩擦

   在195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这期间，日本同美国之间共发生过六次贸易摩擦（如表2）分别涉及纺织品行业（1957-1974年）、钢铁行业（1968-1992年）、家电行业（1970-1980年）、汽车行业（1981-1995年）、电信行业（1981-1995年）和半导体行业（1978-1996年）。这六大行业的变化同日本国内经济的革新历程相匹配。

在此期间，日美经济战争逐步从六大行业贸易摩擦扩张至金融战、汇率战，日本从最初的“反抗”到不得不接受开放进口、取消国内对美关税、对出口美国的商品价格进行调控和管制等条件。甚至，日本的一些家电企业、汽车企业为了避免关税，选择从日本撤离，前往美国投资，引起贸易投资争端。整个贸易摩擦涉及面之广，冲突之激烈，最终看来，以日本向美国妥协，日本经济状况陷入“暗沉的二十年”，美国却依旧保持全球霸主地位为结局而告终。

在1980年代中后期，鉴于日美贸易摩擦虽然给予日本一定压力，但是未能有效削弱日本的竞争力，日本经济还保持着持续的更新和升级，美日贸易逆差依旧存在。美国方面认为，日美之间的失衡从本质上来讲还因为汇率管制等所导致日元的低估，从而使得日本在全球范围内出口产品数目之大、范围之广。因此，美国还对日本发动了除贸易摩擦之外的汇率金融之战，希望以此促使日元升值，拉低日本出口商品竞争力。1985年，以美国作为牵头方和强制要求方，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一同签署了《广场协议》，约定五大国联合抛售日元，名为阻止美元持续升值，实为针对日本，迫使日元升值，打击日本经济。《广场协议》签署后导致日元随后升值速度急剧加快，日本出口增速大幅度下滑，但同时进口下滑幅度更快。因此，日元的升值也未有效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现状，1986年日本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其中对美顺差更是在1986年、1987年持续扩大，美国对日本更加不满。美国进一步认识到根源应该在于日本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等。而且当时日本的经济整体较为封闭，国外机构无法轻易进入日本市场，美国施压迫使日本开放经济。1989年，美国同日本签署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内容要求日本开放金融市场，并直接强行干涉日本经济政策，日本出于对美国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强烈依赖，在承受巨大压力下不得不一再妥协，改变经济政策的实施，失去了对于宏观经济的把控，过早的经济自由化也为日本日后的金融泡沫破裂和金融风险爆发埋下根源。1990-1991危机过后，日本国内经济乱象、产能过剩、不良资产、失业率急剧上升，政局动荡以及贸易摩擦和金融战压力下的应对也促使日本陷落。

（二）中美贸易摩擦与日美贸易摩擦爆发对比分析

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同日美贸易摩擦相比有相似之处：第一，在日美贸易摩擦期间，日本经济呈现飞速发展情况，同时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也日益增大，日本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40%，况且日本对美出口贸易已经逐步威胁到美国本土产业。而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源于以往同美国的互补贸易结构逐渐变为竞争关系，美国贸易逆差中66%来自于中国的出口商品，可见中美贸易结构关系同1960~1978年日美情况相类似。第二，中美贸易摩擦和日美贸易摩擦均处于美元升值大背景下，1985年，在美国强制下，五国签署的《广场协议》，就是迫使日元升值，以遏制美元持续走强的状况。目前美国当局采取的减税、增加国家开支等促使美元强势，使美国贸易逆差雪上加霜，为了缓解国际贸易压力，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摩擦。第三，中美贸易摩擦和日美贸易站发生冲突原因都在于中国和日本的发展日益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经济霸权地位以及经济制度冲突。其中，日本和美国冲突是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不同发展方向的冲突；中国和美国则是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经济的冲突。第四，中国目前金融行业杠杆率较高（金融去杠杆是政策主旨）、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增多（债转股自1999年后于近年来又重启）与日本当时的高杠杆、违约频现情况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同日美贸易摩擦存在不同之处：第一，当年日本出于对美国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强烈依赖，在贸易摩擦过程中处处受制，难以独立，而中国同美国方面并未有联盟事宜，在大国外交中出于客观独立自主态度，那么相对比而言，处理贸易摩擦过程中就会比日本更多一些主权独立性。第二，中美经济除了竞争关系外，依然还存有互补关系，而不像上个世纪日本同美国的直接竞争。第三，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较之前更高效，经济纠纷解决机制也逐渐多样化，中国经过多年发展也积累了更多的谈判解决经验，较80年代的日本而言，占据一定优势。第四，上个世纪日本金融乱象和风险一直没有得到日本当局重视和及时应对解决，而中国从2017年初开始就逐步金融去杠杆，推动供给侧改革，以控制金融行业风险进一步积累和爆发。

三、特朗普贸易摩擦的应对对策

要应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摩擦，中国应该向全球展示充分的应对政策空间，逼迫美国重回谈判桌，最大程度上降低贸易摩擦的风险。

首先，中国应该长期立足鼓励国内消费。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优势，虽然经济总量仅占美国的三分之二，但中国对外货物贸易位居全球第一。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如果中国采取措施挖掘14亿人口的消费潜力，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那么即使不依靠出口增长，中国经济仍有能力保持4-6%的增速。中国现在处于转型升级期，应该善用大国优势，以消费升级带动制造业升级，将中国从出口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推动经济增长。通过鼓励国内消费来应对美国贸易摩擦，既能让中国人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功，又能化解冲突，可谓事半功倍。

其次，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积极与他国发展经贸关系。“一带一路”战略拓展了世界市场，同时也实现了中国产业技术的升级。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入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势必进一步发展，使企业能充分利用国内外的市场，完成转型升级，更有效地避免贸易摩擦。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产业分工协作，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合作共赢的态度抵御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

最后，中国具有充分的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报复性政策空间。中国可以针对美国的相关领域做出举措，限制美国产业发展，打击美国就业。中国已经在3月23日对来自美国的30亿美元农产品征收关税，使美国农业遭受较大损失，后续仍有充分空间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通过采取补贴、减税、汇率贬值等一系列政策，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应对贸易摩擦。提高进口美国商品的关税也是举措之一，通过提高关税来降低美国相关产品的进口规模，可以对美国经济构成较大压力，对美国进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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