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机制与路径研究

王岚，林乐姣，鲁昳乐，董家文，吴淇乐

（天津财经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天津 325300）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向国民经济各行业持续渗透并深度融合，数据要素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提出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内循环作为主体地位，受到各方的重视。然而当下的经济格局尚未克服计划经济遗留的市场分割问题，尤其是要素市场问题。鉴于此，本文迎合我国当前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旨在对数字经济渗透和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特征事实描述的基础上，从贸易成本、要素流通、技术创新等维度剖析数字经济渗透对不同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并据此为我国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统一大市场；贸易成本；要素流通；科技创新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经济发展和新发展格局建设成为了研究与政策的热点与方向。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我国GDP增长和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旨在充分发挥我国国内市场的潜力与优势，同时畅通国内大循环扩大内需、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据此，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大环境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理论机制与路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数据要素的高效流动和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从贸易成本、要素流通、技术创新等维度影响了市场分隔，并能够打破地域限制、弱化行政垄断、优化资源配置并促进科研发展，从而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政府、产业、科技层面，为数字经济发展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经济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机制研究差异大，对市场分割和数字经济的测度则相对统一

针对市场分割的测度方法有生产法、价格法、经济周期法和问卷调查法等，其中价格法使用更加普遍，既有采用八大类价格指数直接计算的价格指数法，也有涵盖商品、劳动、资本三要素进行相对价格计算，并最终得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指标的方法。针对数字经济的测度的指标选择更加多元化。当前针对国家、省份或城市层面的测度主要采用的主成分分析法与熵值法；将国家、行业等层面同时纳入测度的常见利用投入产出表构建增长核算账户测算数字经济增加值的方法。有学者考虑到数据要素信息跨区域的自由流动影响下，地方政府会受其他地区政府的影响而选择是否采取市场分割行为进而产生空间溢出效应^[1]故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测算；考虑到要素的自由流通是统一大市场的特征之一，有学者引入基于人口流动等的大数据测算方法，估计地区要素的长期流动来替代引力法观察要素流动^[2]。针对影响机制，部分学者直接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影响^[3]，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打破地区分割而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降低省际贸易成本、加强地区经济联系和打破行政垄断、优化要素配置、提高流通效率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要素区域流动和降低行政干预程度、产业结构升级等渠道打破市场分割，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

(二)关于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研究结论各异，但总体指向市场分割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针对统一市场的障碍原因,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上。对于制度因素，集中体现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市场经济体制的遗留问题和政府治理问题上：Young（2000）提出中国目前市场分割是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特征之一，兼有计划经济体制遗留弊端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两特征；部分学者提出了包括纵向政府治理和横向政府治理在内的问题。纵向政府治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因行业及企业规模存在差异、地区间管理政策存在差异等因素，导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内部的不同市场主体在准入条件、监管标准及资源获取等方面面临不平等待遇；而横向政府治理问题则是指地方政府基于行政区划边界制定政策、以追求本地利益最大化为导向，从而限制生产要素与商品自由流动并阻碍资源向外部区域流出，形成市场分割与区域壁垒。

非制度因素主要集中在自然因素和市场结构上。我国幅员辽阔，跨区域交易所需中间成本较高，存在自然地理上的困难。此外，部分研究指出市场结构问题影响了地区市场分割，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企业的垄断行为是代表现象。平台型企业的垄断行为导致市场割裂，基于网络外部性特征，该行为反而提高了参与者的效用，因此很难实现平台经济反垄断。Young（2000）指出，市场分割降低了国内资源的利用效率，抑制了比较优势的发挥，导致地区贸易处于次优状态。构建市场分割指标计算后发现，市场统一环境下企业和行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效率将得到提升^[4]。通过分析地区间商品价格波动的相关性来评估市场分割，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价格差异成反比。

尽管现有研究对市场分割的原因和影响机制的研究差异大，但就其通过阻碍市场资源配置和信息流通导致中间成本的上升、交易效率的下降，进而不利于发挥我国统一大市场优势的结论上基本达成共识。

(三)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畅通国内国外双循环提供温床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从单纯的数字表示或存储符号，演变为具有经济价值的信息资源。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成立国家数据局，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规划与建设。2023年中国国家信通院白皮书显示，2022年纳入测算范围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41.4万亿美元，增长速度飞快且规模宏大。同时，产业数字化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占数字经济比重高达85.3%。

现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市场的地域限制，使得商品、服务和信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对市场组织形式和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则能够更高效的使用数字技术的算力支持更大规模的交易量，拓展了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市场边界。

三、研究意义与作用路径

(一)中国旨在构建一个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国内大市场，其现实意义在于重塑大国竞争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将中国当前分散的区域市场整合为统一的大市场，更能够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与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规模经济优势，深化经济圈建设。国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市场边界的突破能够刺激技术创新和内需扩大，为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更持久的动力，为中国综合实力提升、在国家竞争中争取更高的地位提供支撑。此外，国内数字经济发展与市场建设经验的积累能够支持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策略与创新，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直接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活力，另一方面中国的综合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占据优势竞争地位，提升了我国在全球市场中的话语权与竞争力。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平衡性问题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二是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异。这种区域层面的不平衡，不仅制约了资源在空间范围内的配置效率，也对人民群众的福祉水平产生了直接影响，并在长期中阻碍了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在阻碍市场统一的众因素中，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显著加剧了市场分割与区域壁垒、阻碍了商品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削弱了整体经济运行的协同性与效率。在此背景下，摒弃以行政区为界、各自为政的传统发展思维，转而通过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协同与制度联动积极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成为了新时代全国经济体系建设与改革的重点。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体系，有助于显著发挥市场整合所带来的区域经济趋同效应，促进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更有效地跨区域配置，为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强化经济联系、弱化行政垄断、提升资源的匹配效率和促进科研发展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一是强化经济联系。传统省份贸易中地理距离和是否相邻对省份贸易壁垒存在较大影响，地域因素是导致市场分割的关键因素之一。数字经济得发展直接打破了地理距离带来的贸易壁垒，进而促进市场统一。技术层面，信息网络技术在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与融合促进了生产要素等跨越组织和地理边界自由流动与共享，进而打破了地域垄断^[5]。产业层面，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产业融合发展的特征越发明显，各个产业之间的边界逐步被模糊化，相互之间的联系愈加密切，而商品和要素流动通常体现在该地区的商品价格变动上^[6]。数字经济有效解决了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固有问题^[7]。相较于传统有分割的市场环境，透明化、信息互通的市场能够有效解决价格不平等问题，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流动水平更高，价格趋同逐步实现。此外，数字经济由于对市场分割存在着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支持了数据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削弱了该地区不同省份之间的贸易壁垒^[3]，而全国范围内的要素流通能够促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因此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削弱距离限制、强化经济联系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

二是弱化行政垄断。数字经济发展伴随着平台经济、线上交易等经济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传统意义上的地域垄断很难维系。互联网贸易对传统贸易的替代性增强，依靠行政干预、地域垄断等维持要素市场分割的难度越来越大^[8]。数字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线上市场能有效减弱各地区含有地方保护、指定交易等政策导致的政策性壁垒效应^[9]。此外，政府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同样推出了改革举措，进行数字化转型，并更加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等数字政府治理实践改变了原来区域化、碎片化政府治理模式，推动政府间的关系由竞争转向合作，公开准入、平等接入、共享共治成为政府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10]。由此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弱化行政垄断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

三是提升资源的匹配效率。数字经济本质是信息化经济，能够通过多方信息的融合将产品和生产要素资源的供给与需求进行精准匹配从而将有限资源配置到最有经济效率的行业或领域^[11]。数字经济带来的线上市场通过数字平台降低城市之间的资源错配率。线上市场以数字平台为中心，在产业链上进行资源配置，并依托数字生态系统统筹协调调配资源^[9]。其一，数字平台在行使市场功能时的运营成本显著低于传统市场模式，同时具备更高的资源配置与交易执行效率；其二，平台的相关机制提高了全平台的价格透明度，能够支持商家及时发现价格不合理从而采取措施抑制不合理价格竞争行为；其三，消费者则能够广泛获取并比较不同商品的属性与价格信息，从而制定更优购买策略，改善消费福利。此外，数据资源的高效流通与整合应用能够实时反映各类市场要素的稀缺程度及消费者偏好变化，推动企业构建以数据驱动的决策机制，进而增强市场竞争性与灵活性。在此基础上，数字平台促进了资源在产业链内外及产业生态系统中的有序流动，实现了更高水平的资源配置效率。

四是促进科研发展。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各地都开始重视对新兴领域的研发，数字经济在不断进行科技创新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数字经济发展了数字、信息通信等新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信息流动速度产生信息溢出效应，形成高效的要素流通与供需平衡机制，通过技术进步、市场竞争和研发投入或技术引进剩余效应，进而支持了商品与要素的跨区域自由流动与统一大市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上，科研创新带动了5G基站、移动互联网等基础设施覆盖率提升，同时物流与通信基础设施作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发展的必要条件有效提高了商品与要素市场的资源匹配效率和流通效率，因此强化了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削弱了贸易壁垒；专业化分工上，科研成果推动的知识成果融合促进了技术的迭代升级，技术专业化分工程度深化，各城市逐步形成根据区际技术分工来加强区域合作创新、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实现跨区域的技术合作与交流的协同发展格局^[13]；产业链打造上，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了流通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水平，为现代流通体系的建设提供基础技术支持，为统一大市场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时，电子商务的发展受地理距离的限制较少,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地域分割随着快递业务能力进步而不断弱化。据此认为，数字经济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

四、异质性分析

(一)城市规模异质性

城市规模越大，资源与要素越集中，在数字经济发展、产业集聚水平等方面均存在不同，可能导致城市与周围城市的关系存在差异，从而影响统一大市场建设。城市规模作为资源承载力的核心指标，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数字经济破除贸易壁垒的空间边界。从规模报酬角度看，大型城市拥有更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更密集的要素分布，网络外部性更强，能够以更低的边际成本实现数据与信息的互联互通，产生显著的“中心—外围”辐射效应。相比之下，小城市乃至乡镇由于产业配套不全、人才储备匮乏，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导致数字经济对传统贸易壁垒的冲击力相对较弱。因此，城市规模越大，数字经济发展对与贸易壁垒的破除效果越显著，进而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动作用越强，而这一结果在小城市相对较弱。

(二)城市区位异质性

区域经济差距是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的现象，阻碍了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与南北经济差距的拉大，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探究我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现象与成因。受制于历史基础与制度环境的差异，我国南北方在市场化程度与产业结构上存在显著区别。长三角、珠三角等南方城市群具有更高水平的制度灵活性，数字经济能够迅速转化为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消除区域间的显性与隐性贸易壁垒。北方地区部分城市产业结构偏重，数字经济渗透与创新力度相对较弱。以秦岭—淮河为界的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在市场环境更优、要素流动更活跃的南方城市，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更强的正向激励；而在北方城市，由于数字化转型与体制机制转轨的衔接尚不紧密，其效用表现不显著

(三)数字金融水平异质性

数字金融水平高的地区较其水平低的地区更具有的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同时够从整体上缩小区域差距，有利于贸易壁垒的破除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的底层驱动力，其覆盖广度与深度直接影响了微观主体的市场参与能力。在数字金融水平高的地区，资本要素不再受制于地理距离和传统金融机构建设，而能够跨越行政边界流向效率最高的领域。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参照，研究发现：在数字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金融资源的数字化转型有效对冲了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资本屏障。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政府层面，通过制度供给、设施联通与治理协同三个维度的系统性推进，政府能够有效促进数字经济与统一大市场的深度融合，进而实现更高层次的供需动态平衡。首先，应着力完善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制度框架，清除各类隐性壁垒，保障市场主体在权利、机会及规则层面的平等。其次，需加快构建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明确数据产权界定、流通交易机制及收益分配原则，为数据跨区域、跨行业自由流动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时，应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与互联互通，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优化数字资源的空间布局，推动5G、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协同发展，加强区域间数字设施连接，逐步弥合数字鸿沟，为数字经济支撑统一大市场建设奠定基础。此外，有必要在中央层面设立跨部门协调机构，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推动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深度互联、跨省通办与证照互认，并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现代监管体系，统一监管规则与标准，利用监管科技提升跨区域协同治理能力，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产业层面，应着力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加速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要素流通是数字经济助推统一大市场构建的核心机制，而产业结构优化与要素高效配置密切相关，不仅为数字经济注入新动力，也有助于削弱地区间的市场壁垒，打破地域分割，促进经济互联与市场整合。因此，建议由政府主导、多方协同，构建多层次、开放透明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延伸产业链并优化产业布局。中央政府应加强统筹，整合各部门、地方政府及行业平台的数据资源，建立统一的数据共享与交换体系，尤其要推动生产及交易数据的公开透明，为市场参与主体提供可信的信息基础，从而有效消除市场壁垒。同时，应将要素流通的成效切实应用于产业链培育中，依托数据流动引导资本向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并通过跨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链网络。

科技层面，应充分发挥科研技术进步的驱动效应，以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为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关键动力。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高技术产业在研发投入、技术转化与成果应用等方面的效率：在研发投入环节，传统研发往往依赖于科研人员的大量的实验和阅读经验，数字经济则通过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对现实需求、技术前沿的挖掘和海量文献信息的总结能够降低生产交易的信息成本和搜寻成本。在成果转化环节，数字平台技术将用户、开发者、供应商等各方主体综合成一个创新的产品信息生态圈，大大缩减科技成果走向生产线的整体流程。同时，数字技术的普及降低了欠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门槛，有助于缓解区域间技术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一方面为中小企业及创业者创造更多创新可能、促进市场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则通过数字经济这一新的赛道给了中西部地区弥合经济差距的机会，并通过信息与要素的流通推动全国统一市场格局的形成。据此，建议进一步加强核心数字技术的自主研发，统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协调发展。建立可持续的科研投入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提升创新链整体效能。同时，应加强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优化人才布局，支持高校和职业院校强化数字技术相关学科建设，培养覆盖不同层次类型的数字技术人才。

参考文献：

[1]付成林,王德新.数字经济与统一大市场的因果效应与作用机制——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视角[J].南方经济,2023(12):107-127.

[2]周耿,王宇伟,范从来.数字经济、区域壁垒与统一大市场——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4,46(6):17-31.

[3]赵新宇,蔡佳怡,刘星.数字经济对国内市场整合的作用——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学术交流,2022(7):94-107.

[4]范欣,宋冬林,赵新宇.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国内市场分割吗?[J].经济研究,2017,52(2):20-34.

[5]陈庆江,赵明亮,耿新.信息化、市场分割与产业结构合理化[J].经济问题,2018(6):14-19.

[6]王磊,张肇中.国内市场分割与生产率损失:基于企业进入退出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4):30-42.

[7]陈永强,张昕钰.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经论丛,2023(4):14-23.

[8]袁胜超,吕翠翠,张帅.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市场分割吗?——基于地区经济联系与行政垄断的双重视角[J].经济经纬,2022,39(6)：24-33.

[9]夏杰长,李銮淏,刘怡君.数字经济如何打破省际贸易壁垒——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中国经验[J].经济纵横,2023(2):43-53.

[10]衡容,贾开.数字经济推动政府治理变革：外在挑战、内在原因与制度创新[J].电子政务,2020(6):55-62.

[11]汤蕴懿,李方卓,梁伟豪.数字经济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理论逻辑、政策过程及主要路径[J].上海商学院学报,2022,23(4):37-50.

[12]黄漫宇,王浩旸.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兼论交通网络扩张的协同效应[J].财政研究,2024(4):53-68.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影响与对策研究（编号20YJC790137）”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