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玲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汾阳 032200）

摘要：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创新驱动发展不仅关系到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更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然而，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国有企业的创新效能正经历着来自于经营管理模式上的阻碍，如经营管理理念和改革机制的滞后性、过于依赖自然资源和政府政策、研发投入不足、人才激励体系不完善等，均对国企的创新能力造成了较大制约。为扫除这些阻碍，国有企业必然要进行经营管理模式上的积极探索，以创新推动自身发展。本文从国有企业创新驱动发展内涵特点着手，阐述创新经营管理模式的重要性，分析当前国企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着重探讨创新驱动经营管理模式的优化策略，希望能以创新的经营管理模式来有效应对国有企业改革困局，实现国有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国有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经营管理模式

 在全球经济形势不断变化和信息技术快速更新的背景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若仍延续传统管理模式已很难再适应新需求，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势在必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其创新效能不仅关系自身发展，更会深刻影响到国家经济结构升级与战略安全。​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提高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国有企业在新发展阶段深化改革的终极命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这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明确要求。国有企业一直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应明确自身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特殊使命，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探索战略定位与突破路径的有效更新，通过经营管理创新构建高效发展模式，在技术攻关、人才激励、市场化转型等方面实现突破，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国有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概述

（一）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结合管理革新、商业模式重塑等多个方面共同创新形成的发展动能^[1]。它通过优化配置技术、人才、资本等关键资源，打破传统增长模式对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路径依赖，促使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该模式让知识积累、技术突破与制度创新成为发展的主引擎，在实践中，既要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也需优化组织管理流程、探索新型商业形态，以此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全球化与数字经济时代，创新驱动已成为企业突围的关键。尤其对国有企业而言，依托这一模式能加速自身的转型升级，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增强适应性，破解发展瓶颈，最终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这既是时代要求，也是自身担当的体现。​

（二）国有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特征

不同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创新驱动发展中，其创新主体、资源配置、政策导向和市场机制结合等方面均呈现出自身特色。其中，政策导向性是最主要的特征。国有企业创新活动本就属于国家战略布局的一部分，需在产业政策导向下进行技术攻关和管理革新，追求创新效益的同时，还承担着保障民生、维护产业安全等社会责任。资源配置方面，国有企业凭借自身资本实力和产业链掌控力，可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等领域进行规模化投入，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可有效降低技术探索中的不确定性，为企业的长期创新打下坚实基础。协同创新能力也是国有企业的突出特点之一，依托于科研院所、高校和上下游企业间的天然联系，国企可高效构建产学研用协同体系，通过资源共享、人才互通等方式进行创新成果转化，形成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闭环。​然而，国有企业的创新发展也面临特有的挑战，如市场化机制不够灵活，部分领域仍存在行政干预痕迹；人才激励体系相对固化，难以充分释放创新活力；创新效率与市场响应速度有待提升等。这些问题的破解，均需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融入市场化基因，实现创新效能的全面提升。

（三）国有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模式

 创新驱动发展有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协同创新等多种模式，分别适合不同的产业特点和市场需求。凭借科技研发、智能制造等手段促进产品升级的技术创新驱动模式，是国企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关键。该模式非常重视对核心技术的研发，强调以引进人才、构建创新平台等方式，使企业能自己掌握和控制先进技术，而非跟随模仿、需借助第三方机构提供技术支持，以此来实现创新发展。管理创新驱动模式具备制度革新和效率提升两方面的特征，通过组织架构扁平化、业务流程再造、信息化建设、创新型企业文化培育等方式，兼顾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决策的科学合理。其核心在于紧抓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在确保国企治理优势的同时，强化市场化激励机制，并减少传统管理中对路径的依赖，既维护了管理的规范性，又能激发企业的内部创新活力。商业模式创新驱动模式则较为强调市场导向和社会责任的融合，要求企业立足于客户需求，通过价值链条的延伸、数字化服务平台的搭建和共享经济模式探索等途径，积极开拓市场空间并提高自身产品和服务的社会价值。和民营企业不同，国有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中往往会融入公益属性，不仅需拓展利润增长点，还需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社会民生。开放协同创新模式更突出生态化和系统性的特征。通过和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紧密合作，国企可构建起跨主体、跨领域的创新联合体，以知识产权共享、技术成果作价入股、联合实验室等方式，推动创新资源的高效流动。该模式尤其适用于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可较好的发挥企业在资源整合中的枢纽作用，也能通过协同网络降低创新成本，并凸显国企在创新生态中的主导性和包容性。

二、国有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经营管理模式改革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增强市场适应性

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不同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体量庞大、决策链条长，需要通过改革经营管理模式来打破对传统路径的依赖。客户的需求已从标准化产品转向“产品+服务+解决方案”的复合形态，如制造业客户不仅关注设备产品本身性能，更注重制造企业对设备全生命周期的运维支持^[2]。通过构建市场化感知体系，国企可借助于大数据技术对市场的个性化需求进行捕捉和细分，并针对客户需求提出更个性化、针对性的定制方案，既提升了客户黏性，又能拓展服务型收入占比。这种经营模式上的改革可让国企创新成果更精准的对接市场需求，防止出现资源错配的情况，让国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二）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

国有企业是产业链的重要参与者，其资源配置效率直接影响到整体产业的竞争力。经营管理模式改革可通过制度创新，重构生产流程，实现对各类原材料的动态调配，降低生产从成本；通过完善人力资源制度，打破原本“论资排辈”的晋升壁垒，畅通员工的晋升通道，激发员工积极创新的热情，对员工的创意进行肯定，并将其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亮点。同时，通过将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市场拓展等环节的创新成果纳入绩效考核，可进一步提高资源投入的产出，让国企在高端制造、新能源等战略领域占据主动地位。

（三）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关乎自身存续和产业安全。改革经营管理模式，可通过健全风险预警机制，更准确的预判、防范潜在的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为国企的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国企可搭建覆盖投资、运营、合规的智能风控平台，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实时监测；打破“重资产、重规模”的传统思维，借助于互联网平台进行业务拓展，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经营模式的改革，可让企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通过建立创新容错机制拓展新的业务领域，以刚性制度将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在实现短期经营目标的同时，还能为国企未来的产业布局积蓄力量。

（四）有助于促进内部协调合作

不少国企都存在部门壁垒，导致各部门间协同效率低下，该现象在跨领域创新项目中尤为明显。而经营管理模式改革则能有效破解这一难题。通过推行“矩阵式管理”，可在保持原有职能部门架构的同时，按创新项目组建跨部门团队，明确研发、生产、市场等部门的权责边界与协作流程，显著降低跨部门沟通成本。而且，改革经营管理模式，也能通过建立“目标共担、成果共享”的激励机制，打破各部门间的壁垒，培育部门协同文化，让各部门从原本的各自为政转向协同攻坚。这种高效协同不仅可加速创新成果的落地，更能凝聚组织合力，使国有企业在应对重大战略任务时展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三、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存在问题分析

（一）计划经济痕迹与传统理念束缚经营革新

一些国企经营管理观念仍带着计划经济的烙印，对企业发展造成了较大制约^[3]。决策层仍习惯以行政指令式思维应对市场，沿用类似计划经济时期的产销模式。他们更依赖于定期向上汇报计划报表，却不会主动应用大数据分析等先进市场化工具调研客户的诉求，对市场的真实需求缺乏足够的敏感度。在资源配置上，部分国企也仍秉持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分配、重投入轻效益的传统观念，设备更新、人员调配按照“惯例”或“级别”分配，而非根据实际效益进行配置。这种平均主义会严重挫伤创新积极性，导致研发项目动力不足，资源浪费严重。在发展规划上，管理者更关注“产值突破多少”、“规模排名第几”，却没有给予风险防控、新业务布局足够的重视，未对项目作充分的风险评估就投入巨资，进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在传统管理理念的影响下，多数国企均未能落实精细化管理，内部员工也未能充分认识精细化管理理念，容易在管理层绩效管理重掺杂主观因素，也就影响到绩效管理的公平、公正性，未能充分发挥精细化管理应有的作用。

（二）过于依赖传统路径滋生“僵尸企业”

路径依赖是制约国企创新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处于资源型地区的国企，长期依赖当地自然资源开发，经济效益和资源产品价格深度绑定，形成单一的经济结构。如东北、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型国企，就一直深陷“资源优势陷阱”中，在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压力下面临巨大的转型困难，很难向非资源领域进行转型创新。同时，国企习惯性的政策依赖，也使得不少国企只知依靠政策扶持而非自主创新，重大经营决策上过度依赖上级指令而非市场信号，一旦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就可能因决策链条僵化、难以快速调整，而出现无效资产沉淀。再加上资源配置失衡，大量生产要素长期滞留于低效部门，激励机制不足，员工收入和个人贡献、企业效益关联度较弱，导致内部活力匮乏。长期以往，就可能导致“僵尸企业”的出现，尤多见于煤炭、钢铁类国企。这些“僵尸企业”丧失了自我发展能力，依赖政府补贴或银行贷款维系生存，因承担部分就业功能受到地方保护，却因缺乏内生动力导致创新力枯竭，不仅自身资不抵债，还通过挤占资源、扭曲信贷配置等方式，破坏行业公平竞争环境，拖累其他企业的创新效能，对国企整体的创新生态造成侵蚀。

（三）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制约创新生态构建

体制机制改革的落后，在多数国企都较为常见。在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影响下，企业的自主决策权常被掣肘，市场化机制很难深度渗透。经营管理中，由于组织层级较多，各类流程审批繁琐，一项创新项目从立项到落地需经多层级报备，严重延误了市场响应时机。治理结构中，多方利益诉求交织，不同部门、岗位权责边界模糊，创新资源常呈现出低效配置状态。而且，一些国企仍习惯于规模扩张和传统要素投入，对创新驱动所需的体制机制调整却反应迟缓，缺失创新容错机制，技术攻关和商业模式创新中的试错空间被压缩，管理层不愿意承担相关风险而对一些突破性的项目或改革措施持保守态度，使得技术、商业模式的革新面临重重内部阻力。如此一来，良性创新生态培育根本无从谈起，国企则会陷入创新动力衰减、效率低下的恶性循环中。

（四）研发投入不足制约技术突破能力

技术创新的不足，始终是制约国企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和国际先进企业相比，我国国企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差距较大，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比例低下，使得核心技术攻关进展缓慢。长期以来，多数国企仍习惯于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自主研发能力日益弱化，很难在关键技术领域形成独特优势，使自身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不良循环。研发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同样突出。一些企业的科研部门缺乏独立性，受行政干预较多，市场导向不明确，导致研发成果与产业应用需求脱节，大量技术成果被束之高阁。创新资源分配上路径依赖性较大，大部分资源均向传统业务倾斜，对前沿技术、基础研究及颠覆性创新的投入不足，使得企业在全球科技竞争中难以抢占先机。再加上技术创新考核机制受短期业绩导向影响，对长期研发投入的激励不足，削弱了企业深耕核心技术的定力，进一步制约了技术突破能力与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五）人才激励机制落后影响创新动力

国企人才激励机制的落后，造成了人才引进、留住、使用上的突出问题。在行业薪酬规范和国资监管政策的约束下，技术、管理人员收入增长空间收到较大限制，和市场化企业薪酬标准间存在较大差距，很难吸引和留住高端科技人才。在考核和晋升体系上，资历和行政职级权重过高，使得部分创新型人才发展渠道过窄，技术骨干创造力被严重抑制。股权激励、成果转化奖励等市场化激励手段尚未在国企内部普及，科研人员的创新付出与回报不对等，导致内生动力不足。​企业内部人才流动存在壁垒，跨领域、跨部门协作机制不畅，知识共享与学科融合受阻，既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成长，也不利于协同创新效能的发挥，同样成为企业突破技术瓶颈的重要障碍。

（六）市场化程度不足影响创新成果转化

如前文所述，对政策的过度依赖，使得市场化机制在国企的融入遭遇重重阻碍。在未能充分调查并响应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创新活动和市场脱节、创新成果转化率低下的现象。一些企业由于技术研发方向和终端用户需求错位，导致大量科研成果无法实现规模量产；为规避风险，对新技术、新产品态度过于谨慎，致使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进程受阻。因协作体系的不健全，国企往往在知识产权运营、产业链衔接和孵化培育上缺乏灵活高效的资本运作模式，使技术创新无法最大限度的实现经济效益。再加上现行管理体系行政审批流程复杂，财务监管尺度较严，导致国企在技术授权、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市场化探索中步履艰难。此外，外部支撑环境未形成有效合力，社会资本缺乏通畅的参与渠道、专业化孵化载体稀缺以及产业协同网络薄弱等问题，更是对企业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形成严重阻碍，削弱了国企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效能。

四、国有企业创新驱动经营管理模式的优化策略

（一）创新经营管理理念  

国企创新驱动发展离不开科学、先进的管理理念作为支撑，尤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国企应不断创新经营管理理念，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经营管理模式。管理者需具备前瞻性理念，要打破传统“重规模轻效益”的思维定式，构建现代化管理认知体系，将企业发展与员工利益深度绑定，通过制度设计让个人成长与企业创新效益相挂钩。制定战略时，既要响应政策号召，又要强化市场信号捕捉能力，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协同需求。尤其应明确改革不是被动适应，而是主动融入市场经济的道理，通过预判产业趋势提前布局创新赛道，让管理理念从“政策执行型”向“价值创造型”转变，为创新驱动提供思想支撑与方向引领。在顶层设计上，应紧扣政策导向与经济局势的双重坐标，延续十八大以来“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改革路径，将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企业的具体发展规划。在制定管理模式改革方案时，既要以政策为风向标，确保改革方向不偏离，又要深度研判市场经济规律，根据产业周期调整人员结构与战略目标。具体实施时，需先对政策进行深入解读，全面分析市场趋势，再针对性制定决策方案，让顶层设计既符合国资监管要求，又能灵活响应市场变化，实现政策合规性与经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二）突破传统路径依赖

为破解路径依赖与“僵尸企业”困局，国企应努力培育内生动力，并将其纳入创新生态系统中，才能实现系统性的突破。政府相关部门应科学统筹创新链布局，立足“全国一盘棋”的顶层设计，打破国企原本对资源和政策的依赖性，鼓励国企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等方面进行探索，利用整体协同的优势攻坚克难。国企应建立跨部门、跨专业的协作机制，让创新要素在各部门流动中实现高效配置，并应结合自身特点精准选择创新方向。如资源型企业专门就基础性创新方面进行突破，逐步向非资源领域转型，而竞争性企业可着重探索商业模式上的创新，从单一产品供给转向综合解决方案的提供等。同时，还应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协同，使国企和民企形成创新共同体，即由国企发挥创新骨干作用，主要负责基础和原始创新，民企则起到辅助作用，灵活响应市场需求，在两者互补中共同激活创新生态，在内生动力的支持下更大力度的突破路径依赖的桎梏。

（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为推进市场化改革，应进一步释放国企的自主经营权，合理简化决策流程，让企业能根据市场信号快速调整创新方向。国企需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建立权责清晰的决策体系，推行扁平化管理，精简审批层级，将创新项目决策权适当下沉至业务单元，使创新资源实现更精准的配置。建立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创新激励机制，以及与创新成果挂钩的薪酬体系，对创造突破型成果的员工给予专项奖励。完善容错机制，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创新文化，明确创新失败的免责边界，营造敢试错、勇创新的内部氛围。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和产业链伙伴，与其共建实验室、联合攻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设立创新发展委员会，专门负责统筹跨部门创新事务，确保创新战略从规划到落地的高效执行，让体制机制改革真正成为创新驱动的制度保障。

（四）加强对核心技术的研发和突破

在研发资金保障方面，国有企业应建立起长效稳定的机制，优化创新投资结构，并借助于财政扶持、税收优惠及政府引导基金等政策工具加强自主创新投入，将主要资源投入到前沿技术、基础研究及关键核心技术中。积极推动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通过科创板、北交所等平台上市融资，引入战略投资者参与定向增发，借助投资方的产业资源加速技术落地，通过上述手段拓宽科技研发融资渠道，以多元化的融资方式降低研发资金压力。建立研发项目动态管理机制，从立项到成果转化全流程跟踪评估，将转化效率纳入考核体系，确保每一分投入都能产生实质效益。​利用数字化工具搭建智能研发平台，实现不同部门、领域间研发资源的高效共享与协同利用，为持续突破核心技术提供坚实保障。

（五）完善人才激励和创新成果转化机制

国企应打破固化薪酬框架，构建市场化、多层次的薪酬体系，让高端科技人才薪资与市场接轨。可采取股权、期权激励及收益共享等措施，将科研人员利益、职业晋升与创新成果绑定，增强其积极性与归属感。​实施灵活引才机制，通过博士后工作站、海外研发中心吸纳全球人才，提升国际化创新能力。实施内部创新创业孵化机制，鼓励科研人员以成果入股，支持其向企业家转型；设立专门的成果转化平台，加速创新成果市场化，实现从技术研发到商业化应用的无缝对接；优化知识产权运营体系，构建产业链协同创新模式，提升创新成果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价值。

五、结语

 创新驱动发展的经营管理模式探索，是一场系统性变革，每一个环节都需精准发力。国企应认真分析经营管理中存在问题，创新经营管理理念，突破传统路径依赖，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对核心技术的研发，完善人才激励和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以市场化思维激活内生动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1]张子欣.市场环境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研究[J].现代商业研究,2024(11):179-181.

[2]金婉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路径探究[J].商场现代化,2024(2):82-84.

[3]陈珊珊.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中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研究[J].全国流通经济,2023(11):5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