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晋江经验”的福建省政府投入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分析
郭闽榕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晋江经验”提出以来,福建省结合地区经济特点,结合“六个坚持”和“五大关系”,因地制宜地进行经济改革与调整,政府从各多个方面为经济服务,特别是政府的投入对福建省的实体经济产生了影响。利用巴拉萨模型和投入产出法进行研究发现:福建省政策性的财政投入促进了福建省经济总量的增加,有效地实现了实体经济的创造效应;福建省政府吸取“晋江经验”,抓住全面发展的内涵要求,注重创新发展的投入,对实体经济各行业部类进行较为合理的投入布局,在实现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为福建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关键词:晋江经验;政府投入;巴拉萨模型;投入产出法 一、引言 2002年,习近平同志提出“晋江经验”,总结出“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的思路,即: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1]。在“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在关系”中均提到了“政府”,一方面是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另一方面是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可见,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深远,而晋江的成功也确实要归功于政府在经济中进行了恰当的引导和有效的服务。因此,利用实证数据研究福建省如何利用地缘优势,吸取“晋江经验”,积极进行改革,发挥政府的经济引导作用,特别是政府的投入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对于实体经济发展与影响分析的文献不太多,学者们分析的角度各异,有的从创新视角分析实体经济,如巫强、张金华等(2020)固定效应方法实证检验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创新能直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而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2]。有的则从数字经济角度分析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如姜松、孙玉鑫(2020)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分位数回归和截面门槛回归方法,实证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认为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显著为负,产生“挤出效应”,而且这一效应在不同的实体经济条件下呈恒定性,但挤出程度则边际递减,在阶段上,数字经济的影响呈倒“U”型特型;通过空间差异分析还发现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的影响表现为“挤出效应”,对中西部实体经济的影响则表现为“促进效应”[3]。但是,在这么多视角中占主要的是从金融视角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例如,胡本田、朱一凡(2018)对我国的实体经济投资与金融业发展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与实体经济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并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实体经济投资受金融业发展的影响显著,金融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实体经济投资的下降[4]。陈享光、郭祎(2016)认为中国的金融化的快速发展从不同方面影响着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化通过财富效应等渠道对经济造成一定的刺激作用,造成了现实资本积累与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积累的更大程度的分离,扩大了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断层和矛盾,造成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积累的扩张和收缩运动,金融的繁荣与实体经济发展脱节,同时金融化的发展强化了资本的流动性、投机性和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在一定条件下会触发金融和经济的动荡和危机,为此要采取措施,防止金融化的过度发展,避免陷入金融化陷阱[5]。肖艳伶(2021)则认为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6]。在这些金融视角中,研究政府投入行为对于实体经济影响的文献很少见,而且多数的研究角度都是在研究政府的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例如,崔媛(2014)从构成实体宏观经济总量的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方面考察财政支出的冲击效应,即研究财政政策冲击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比较这三种冲击对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贡献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我国财政政策的挤入挤出效应及其在实体经济中的表现,研究认为我国财政支出存在利率机制的挤出效应和汇率机制的挤出效应,而价格机制的挤出效应没有表现,反而表现出挤入效应[7]。吴江、张艳丽等(2011)利用 SVAR 模型度量了财政政策冲击,提出财政政策中政府支出对内需的作用比较显著,而税收对于外部需求的影响则相对更大一些[8] 。只有少数学者较为直接地研究了政府行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如郭鑫、张志(2019)利用资本配置效率模型构建了地方政府行为动机评价指标体系检验了政府行为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从而发现地方官员晋升、地区自然资源丰裕度对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地方权力寻租行为对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9]。因此,基于巴拉萨模型和投入产出法对政府投入行为进行研究分析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情况,能够丰富实体经济的相关研究,为实体经济地更好发展,政府在经济中起到更好地服务作用提供有利的参考。 三、“晋江经验”提出后福建省政府投入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分析 (一)基于巴拉萨模型的经济效应分析 表3 福建省各项投入对各经济部类总产出的影响分析测算表 金额:万元
在测算过程中,由于2013-2017年间福建省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这一个部类的投入增加值为0,故此在测算时将此部类剔除,只测算了41个部类。从测算的结果来看,各部类的投入确实对福建省的经济总产出产生了积极影响,增加了866215536.4万元的总产出。从各部类总产出的增量上看,增加最多的是化学产品70152098.07万元,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62168600.05万元,食品和烟草51094200.82万元;而增加量最少的是研究和试验发展166693.56万元,其次是水的生产和供应1270033.14万元,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2308156.18万元。但是从各部类的投入对其产出增长的贡献率来看,排名前三的分别是金属矿采选产品96.7901%,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产品92.7654%,煤炭采选产品90.8685%;排名在后的三个部类分别是教育5.2992%,研究和试验发展9.8234%,建筑13.0055%。而福建省投入增量最多的前三个行业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批发和零售以及建筑。由此可看出:建筑业的产出增量虽然不错,那是基于大量增加投入换来的,也就是说建筑业的产出增量若扣除其投入增量,那么剩下的利益是很少的;而教育业、研究和试验发展行业的投入可以说是“智”上的投入,在短期内并不产生明显的经济效果,但福建省仍不断增加其投入,特别是教育业,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人才的基础,这两个部类是“晋江经验”的核心动力----改革创新的基础,虽然直接产出增量低一些,但能为其他部类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对于效益最为明显的矿产业,福建省并未对其在投入增加最多,而是保持一个适可的增量,这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些行业的原料不属于可再生的资源,从环保的角度来考虑保持一个适量的投入即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以及批发和零售这两大行业关计到民生需求,福建省在投入上是最多的,从产出增量上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行业的增量也比较可喜,但和批发和零售业一样,效益一般。 四、总结与建议 福建省结合本地域经济发展特点,吸取“晋江经验”,抓住全面发展的内涵要求,注重创新发展的投入,对各行业部类进行较为合理的投入布局,在实现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为福建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结合上述数理分析,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进一步学习“晋江经验”,在各个行业扩大“智”的投入。虽然教育业、研究和试验这两个部类的投入保持有增量,但从投入产出数据可以了解到在研究投入上还有很多行业在这一方面的投入为0,为此,在今后的发展中要不断增加“智”力上的投入,才能保持改革创新这一核心动力能永不衰竭。 (二)在保证全面发展的前提下,有策略地调整对效益低下的产业投入,让投入资金用在更有利于民生发展,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行业部类。 (三)在保持对能源矿业进行投资的同时,要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进行有规划的开发投入,不能因效益高而迷失本心,长久发展、绿色发展才是根本。 参考文献: [1]丁长发.“晋江经验”解析[J].福建理论学习,2011(08):30-33 [2]巫强,张金华等.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实体经济发展[J].产业组织,2020(02): 28-37. [3]姜松,孙玉鑫.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20,41(05): 32-39. [4]胡本田,朱一凡.金融业发展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8,35(02):93-97. [5]陈享光,郭祎.中国金融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J]. 学习与探索,2016(12):94-103+176 [6]肖艳伶. 金融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 河北农机,2021(04):94-95. [7]崔媛. 中国财政政策冲击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4. [8]吴江,张艳丽等. 财政政策冲击对实体经济的总体和结构性影响分析[J]. 财政研究,2011(07):42-47. [9]郭鑫,张志.地方政府行为、资源丰裕度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J].中国市场,2019(08):9-12+23. [10]Oscar Iván Ávila Montealegre、Mauricio Rodríguez Acosta、Hernando Zuleta González. The 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 and Elderly Migration[J]. Ensayos Sobre Politica Economica Volume 32, Issue 74. 2014: PP 1-8. [11]陈锡康,杨翠红. 投入产出技术[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12]郭闽榕. 基于投入产出法的福建省出口贸易对经济的影响效应分析[J]. 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7(06): 56-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