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诗万

（西南大学商贸学院，重庆 400000）

摘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对新加坡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随后针对现有中国对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总结，运用2008年-2022年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数据，将经济环境、社会文化作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动机因素，从动机因素、政治环境因素两个角度出发，建立回归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新加坡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潜力、技术水平和政治环境质量是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的显著影响因素。最后从实证分析结果出发，为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OFDI）；新加坡；回归分析；决定因素

2008年10月23日，中国与新加坡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旨在消除贸易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共同推动两个国家经济增长。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中新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中国与新加坡的经济合作进入了深度一体化阶段，双方进一步相互开放市场、深化合作，为中国企业进入新加坡市场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

截至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我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流量为83亿美元，占亚洲地区流量总额的6.68%，在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国家中排名第三，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13年-2022年，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存量为734.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总投资存量的2.7%，亚洲地区总投资存量的4.84%，东盟投资存量的47.49%，对东盟各个行业的投资均主要流向新加坡，无疑证明着中国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与此同时，2022年末，中国在亚洲设立境外企业数量近3.5万家，其中新加坡排名第三；从投资存量行业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对新加坡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 制造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领域。东盟已成为仅次于香港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同时，笔者通过收集相关数据资料发现新加坡是吸收中国对东盟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越来越不可忽视，因此对于新加坡投资环境、投资效率的进一步研究有利于促进双方产业结构升级、活跃市场经济。

一、文献综述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响应“走出去”号召，纷纷在国外设立分公司以及分支机构，拓展海外市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得以迅猛发展。目前，已有不少学者针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及投资效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针对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张岩和王丽（2013）认为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东盟国家的消费能力、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和基础设施状况等个因素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 6 个显著性重要因素。付韶军和王茜（2019）通过构建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东盟直接投资效率，发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贸易开放度、法律制度和民主自由等对直接投资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屠年松，王浩（2019）运用时变随机前沿投资引力模型，测算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效率、前沿直接投资潜力，认为2006～2015 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总体效率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但效率值处于较低区间，同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效率国别间差异明显。赵春艳和程璐(2017)通过比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不同的效率特征。关于政府质量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王璐，牛希璨（2019）在对东盟十国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新加坡政府质量最好。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笔者发现，现有研究大多是针对于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以及投资效率，极少有学者专门针对新加坡的投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基于此，本文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出发，对目前中国对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效率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探究其影响因素。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为研究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投资联系，本文将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合并为影响OFDI的动机因素，从动机因素和政治环境因素两个角度出发，充分考虑了中国与新加坡跨国经济贸易往来的密切程度、新加坡的政治局势、经济发展情况等多方面因素，以求找出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对中国对新加坡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中，通过比较张岩（2013）和付韶军（2019）研究成果，综合考虑了市场规模、经济增长率、贸易往来程度、对外开放程度、技术水平、劳动力人口等6个动机因素和政府效率、腐败监管、监管治理、政治稳定指数、发言权和问责权等5个政治环境因素。下面分别从三个方面对被解释变量和11个解释变量做出具体阐释，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以及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2.解释变量

（1）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

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直接决定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回报率。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就意味着该国具有更高的消费潜力、规模经济和技术优势，以及更强的危机应对能力，这有利于外资长期稳定的流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此外。较大的市场规模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意味着更高水平的人才和技术积累，为外商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本文采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单位）来衡量新加坡的国家市场规模、采用GDP增长率表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潜力。

（2）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往来程度

贸易往来程度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贸易的频率和规模。这包括商品和服务的进口和出口，以及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程度。贸易往来是加深企业之间熟悉程度和信任程度的重要方式之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首先选择对经济、社会文化了解更深的国家。充分的贸易往来可以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同时也为跨国公司寻找市场和资源提供了更多选择。高度开放的贸易市场，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此，本文采用我国与新加坡进出口贸易总额表示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往来程度。

（3）对外开放程度

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一国对外开放程度是衡量该国与世界接轨重要指标。一国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外资进入，与世界的贸易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外商看中的不仅是市场潜力，还包括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环境、政策支持、成本优势等因素。因此，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吸引外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进而促进本国产业的升级和融合。本文采用我国与新加坡进出口贸易总额与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单位）的比值衡量新加坡的对外开放程度。

（4）技术水平

技术水平作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和效果。一般而言，生产技术水平的进步能够带动企业产品在价格、质量方面的竞争力提升，利于企业提高效益。较高的技术水平意味着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从而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对外投资。一方面，先进的技术水平可以让企业在海外市场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提高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往往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因此，技术水平也反映了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承受能力。本文采用居民专利申请量衡量一国的技术水平。

（5）劳动力人口

新加坡属于亚洲少数的发达国家之一，教育水平位于世界前列，整体劳动力素质水平较高。然而，新加坡存在一定程度的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对外直接投资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年龄结构的变化可能影响消费需求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从而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作用。目前，大多数欧洲国家人口老龄化严重，整体社会负担较重、经济活力不足，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人口数量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或地区可能拥有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因而具备更高的生产潜力，这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人口数量的增长也可能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压力加大，从而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占整体比重较大的、高素质的劳动力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重要影响因素，劳动力人口越多，越有利于社会经济活力的提高。本文选取15-64岁劳动力人口数表示新加坡劳动力人口。

（6）政治环境因素

一国的社会秩序是否稳定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生存环境和经营环境，因此东道国政府的质量对我国投资决策有着直接影响。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收录了:政府效能指数(Government Effectiveness)、腐败监管指数(Control of Corruption)、监管治理指数(Regulatory Quality)、政治稳定指数(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法律制度指数(Rule of Law)和发言权与问责权(Voice and Accountability)等6个综合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是否稳定。由于存在多重共线性，法律制度指数(Rule of Law)可由其它五个解释变量线性表出，故剔除此解释变量，选取剩余五个解释变量衡量新加坡的政治环境因素。

3.基本假设

通过上述变量分析，基于2008年中国与新加坡签订自贸协定的背景，提出以下基本假设：本文选取2008年-2022年的面板数据，认为市场规模、经济增长率、贸易往来程度、对外开放程度、技术水平、劳动力人口等6个动机因素和政府效率、腐败监管、监管治理、政治稳定指数、发言权和问责权等5个政治环境因素对中国对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有影响。

三、实证分析

（1）模型1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2008年-202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STATAMP.17软件，测度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得到回归结果如下：

表2  模型1结果分析

由上表发现：（1）新加坡市场规模系数为正值，表明新加坡市场规模对外国投资起促进作用，新加坡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中国企业的进入。但经济发展水平系数为负值，笔者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新加坡经济发展潜力更大，会优先让本国资本进入，导致其他国家的对外投资效率降低。（2）技术水平系数为正值，与我们的预期相符，说明新加坡技术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中国直接投资的进入，我国跨国投资企业更加偏好于技术水平更高的国家.（3）劳动力人口系数为负值，与我们的预期相反，笔者以为这主要是因为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导致资源严重匮乏、环境问题突出等原因所致。此外，人口数量过多可能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饱和，从而使得外国投资者对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不再明显，降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吸引力。（4）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往来程度和新加坡的对外开放程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与我们的预期存在偏差，笔者以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产品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可能对中国 OFDI 产生了一定的替代效应，对互补效应产生一定的抵消所导致。

（2）模型2结果分析

选取2008年-202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STATAMP.17软件，从政治因素角度出发，得到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如下：

表3  模型2结果分析

由上表可以发现：①新加坡腐败监管指数系数为正值，与我们的预期相符。腐败是影响企业最频繁的犯罪类型，犯罪行为可能导致企业承受高额代价和损失。因此，腐败控制程度较高会大大减少中国企业直接对外投资时的不必要成本，腐败控制指数越高、新加坡腐败监管水平越好，中国企业直接投资效率越高。②新加坡政治稳定指数系数为负值，说明新加坡的政治局势越稳定、社会秩序越好，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更青睐于政治局势稳定的国家。③监管治理指数系数为正值，表明新加坡市场监管越严格、监管制度越健全，政府进行政策法规决策、允许及推动私有产业发展壮大的能力越强，越有利于中国OFDI效率的提高。④政府效率指数系数为负值，与我们的预期存在一定的偏差，笔者认为过高的政府执行效率、政府对经济自然发展的介入过多，会导致市场降低本身具有的自我调节效率，进而对中国直接投资效率产生不利影响。⑤话语权和问责制指数系数为负值，与我们的预期不符。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程度、话语表达对于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能力以及对各级政府行政人员承担职责和履行义务情况的监督力度，反映一国国民的民主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及政府是否愿意自觉接受监督。但是决策过程中过多的群众参与将会导致整个行政程序复杂化、信息繁琐化，反而使投资效率降低。

四、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新加坡的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劳动力人口和腐败监管指数、政治稳定指数、监管治理指数、政府效率指数、话语权和问责制9个因素是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效率的显著性影响因素。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往来程度和新加坡的对外开放程度影响并不显著，即贸易往来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不是影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效率的主要因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深入贯彻实行“走出去”战略，加强与新加坡的投资合作关系。政策措施方面，政府应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简化企业“走出去”的审批手续，鼓励和引导支持企业参与国际大项目建设等；同时，加强我国与新加坡的外交关系，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顺利实施。实施路径方面，中资企业应充分利用新加坡先进的技术水平、广阔的消费市场，与当地企业积极合作，双方产业进行合作优势互补；同时应当重视在当地建立良好的关系网络，加强人才储备及培训，提升全球市场营销策略研究等方面的能力。继续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海外投资，开展国际化经营。

其次，重视对新加坡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中资企业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在国内发展相对成熟的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引导在国内市场面临激烈竞争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向外转型升级，既可以避免国内市场过度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又能够开拓国际市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一方面能够满足当地市场需求，又可以优化国内资源配置，改善我国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再次，应强调政府质量在企业对外投资中发挥的作用，重视投资目的国政治局势和政府管控能力。王璐，牛希璨（2019）在对东盟十国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新加坡政府质量最好。因此我国政府应积极维护与新加坡友好经贸合作关系，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在新加坡的合法权益，同时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企业在对投资区位的选择问题中，在考虑经济发展潜力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政府质量的重要性，政府政策的制定推广、落实效果以及政府是否具有足够的公信力，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有效性、行政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等，这些均与企业整体生产经营过程密切相关。

最后，对外投资企业应提高政治风险防范意识，加强风险管理控制。为了有效规避政治因素可能带来的损失，企业应深入研究学习新加坡历史文化、地域政治特点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等，时刻关注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并了解双方政府的政策导向。在进行投资前，进行整体政治环境的评估分析，积极收集与评估投资目的国的风险信息，建立风险应对机制，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只有这样，当风险真正来临时，企业才能将损失降至最低，并提高风险防范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岩,王丽.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3(7):163-171.

[2]付韶军,王茜.中国对东盟10国直接投资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J].兰州学刊,2019(3):77-88.

[3]屠年松,王浩.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效率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国际商务（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9(1):84-96.

[4]赵春艳,程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比较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7,25(5):30-37+56.

[5]王璐,牛希璨.东道国政府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东盟十国的实证分析[J].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学报,2019 (3):105-113.

[6]陈靖,刘一心.中国对东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商论,2022(17):5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