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辑 吉林财经大学

摘要：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一个高速发展的30年，持续的高增长经济速度给中国带来了焕然一新的面貌，也增强了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但过快的经济增长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潜在的风险，本文将视角重点放在了财政风险上，从负债比率和赤字比率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目前面临的财政风险甚至是财政危机。其后，通过对希腊等其他面临财政危机的国家的分析比较中国面临的财政危机的异同。最后作者提出了如何应对财政危机的几点措施。
关键词：财政危机 负债比率 赤字比率

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中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度增长，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驱动：第一、“高投资”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大规模投资和高资本形成率是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的高投资不仅仅来源于国内储蓄，同时也来源于国外资本的进入。这对中国技术的进步和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二、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有效保证。我国“人多价廉”造就了中国巨量的劳动力提供和生产力，也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第三、效率的提升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中国经济体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各生产要素被分配到效率更高的领域，使得生产要素能得到更高校的利用，同时外国资本也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第四、世界整体的经济发展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以从1978—2013年，这36年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9%，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使得中国整个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

但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些年中国经济增速已经逐步放缓。同时在高增速的经济增长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危机逐步显现出来，其中政府的财政危机暴露的最为明显，2013年，中央财政赤字已达8500亿元，全国总计财政赤字1.2万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最高的财政赤字记录了。财政赤字总量的上升究其原因就是减税增支的结果，也是应付经济低迷的“不是办法的办法”。运用matlab软件对中国GDP的增长速度进行数据模拟，研究发现，如果中国GDP增长率在2020年下降到5%，中国政府负债率在2020年将逾越60%的国际警戒线，政府开源节流和合理的负债结构有助于降低政府债务风险。1978—2013年，这36年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9%，不过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趋势。

当然，中国的财政形势只是进入到了“过紧日子”的时间段，离真正的高风险还有一定距离，国际上通常用赤字国债与GDP之间的赤字比率和国债比率来评价财政风险，常用的标准是3%的赤字比率和60%的国债比率。在现阶段，欧美多数发达国家进入到了超标的危险区，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情况还算好一些。中国的赤字比率从2009年的2.8%降到了2013年的2%，2013年中央财政的国债比率也已经不足20%。不过地方债务危机依然面临较大的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研究全球整体经济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面临财政危机不仅会对本国带来巨大的影响，更会带来全球的经济危机。最后不仅仅是国家所有民众买单，甚至全球的普通民众都要受其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希腊发生的财政危机。2009年希腊的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达到了12.7%和113%，总体负债达到了125%，远超上文提及的上限。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了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为了得到欧盟和IMF的巨额援助，希腊政府不得不执行包括加税、冻薪、压缩福利等严苛的紧缩政策，争取早日缓解经济压力。不仅仅是希腊，包括冰岛、意大利、西班牙等发达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从中，我们国家也应该吸取经验教训，全面准确的分析现行的财政危机，及时排除风险。从政府角度来说，总结以下几点处理方式：

第一，开源节流是化解政府风险的一个重要选项。从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自1995年以来，这一比重逐年增加。中国多年来一直抱怨税负太重，在节流方面，政府应该有很多事情可做，除了要严控政府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外，更重要的是要将地方政府不约束的举债冲动根本抑制住。每次新的举债必须经过科学认证。充分考虑举债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举债沉重的地方政府要有计划的逐年化解债务存量，降低地方政府债务增量。

第二，设置合理的债务期限结构，有利于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年度债务本息的偿还占年度产出的比重越高，政府债务违约的风险就越大。政府在举借新债时候不仅要考虑已有未偿还债务规模，还应该考虑债务的期限结构。

我国进入中等国家以后，现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资源能源环境约束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全球化红利明显消减以及全要素生产率逐渐回落，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下滑。我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和化解长期粗放增长积累矛盾的严峻考验，但经济自身的增长依然强劲。

同时，货币政策也不宜放松：以控制通货膨胀和保就业为目标确定货币政策的取向。在适度通货膨胀到恶性通货膨胀的边缘之间，货币政策不宜放松，货币条件过分放松就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所以，从通货膨胀的压力上来说，中国必须持稳健态度。搞活金融，降低融资成本。李克强总理承诺将实行更加积极的资本市场改革，包括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规范发展债券市场、培育私募市场、推进期货市场建设和促进中介机构新发展。这些都是为了扩大合法的融资渠道，同时拜托对风险很大的“影子银行“的依赖。要实现中国经济包容性和持续性的软着陆。

应该从两方面来应对经济增速放缓：一是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传统的经济增长增速逐渐衰减的情况下及时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内生动力；二是积极推行行政改革以降低社会稳定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依赖，在中国仍然具有较强“增长依赖症”的情况下，经济增速的显著降低会威胁到社会稳定。
    要确保经济增速防止“硬着陆”，增加社会稳定性，降低对高增长的依赖。第一，政府自身要改革。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做好“简政放权”，提高审批的透明度和效率。要将财政支出控制好，主要应用于公共服务而不是经济建设，大幅提高维护市场秩序、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环境治理、公共文化建设，为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财政保障。促进实现公平全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提高政府管理体制的现代性、科学性和高效性。第二，要素市场要改革。逐步推动能源和矿产品价格，建立起市场化的资源品价格形成机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减少金融市场扭曲。第三，全面深化垄断市场改革。打破行政垄断，行业垄断。进一步深化和鼓励民间投资，大力发展政府民间合作（PPP），降低金融、铁路、能源等高垄断行业的进入门槛，鼓励市场竞争。第四，加快大型国企改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构架，使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

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也使整个国家面貌焕然一新。但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过往高增速带来的财政危机的逐步展现也为我们敲了警钟，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如何实现经济软着陆，如何排除财政金融风险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命运，我们理应做好。

参考文献：

[1]李建伟. 我国经济增速深度回调的影响因素及发展前景[J]. 经济纵横,2012,08:20-29.

[2]刘元春,曹芳萍. 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回落的性质与未来取向—从总量调控视角[J]. 经济学动态,2012,05:43-48.

[3]陈彦斌,姚一旻.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挑战与对策[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05:76-87.

[4]曹兵海,曹建民,张越杰. 经济增速放缓对我国肉牛产业的影响及发展对策研究[J]. 中国畜牧杂志,2012,22:20-26.

[5]陈太明.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居民福利的差异化影响[J]. 财贸研究,2014,06:1-13.

[6]闫坤,刘陈杰. 我国“新常态”时期合理经济增速测算[J]. 财贸经济,2015,01:17-26.

[7]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刘元春,阎衍. 201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步入“新常态”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03:5-33.

[8]刘树成. 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2015—2020年中国经济走势分析[J]. 经济学动态,2015,03:4-8.

[9]李建伟. 我国经济增速周期性波动与趋势判断[J]. 改革,2015,04:41-57.

[10]许召元,张文魁. 国企改革对经济增速的提振效应研究[J]. 经济研究,2015,04:122-135.

[11]陈太明. 经济增速放缓与经济波动对居民福利影响的阶段差异分析[J]. 统计研究,2013,01:44-52.

[12]沈坤荣. 中国经济增速趋缓的成因与对策[J]. 学术月刊,2013,06:95-100.

[13]胡迺武,范炳龙. 经济增速换档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J]. 经济纵横,2014,10:1-3.

[14]李建伟,余斌. 我国经济增速回调与发展前景判断:2010～2014[J]. 改革,2010,07:5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