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弟  李春波

（西南林业大学，云南 昆明  650224）

摘要：企业提升环境绩效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协调作用，而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明晰其影响因素十分重要。通过对国内的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多从环境规制、绿色金融、绿色转型、企业技术创新、高管特征、数字化转型等内外部因素探讨其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以主流实证分析方法居多，且研究结论多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呈负相关关系和倒U型关系的较少。最后对文献进行评述，并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视角对今后的研究予以展望。

关键词：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相关关系；分析方法；研究综述

一、引言

当今时代是注重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也是绿色发展的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企业行为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4年2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提出了关于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意见，以期实施全面节约战略、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推进“双碳”目标战略、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各类政策的出台促使企业积极承担起应有的环境责任，企业无法再通过一味地追求财务绩效来紧追时代潮流，环境绩效的提升对于其步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具有重要的补充与协调作用。环境绩效是指企业、行业等组织对其环境因素进行管理所取得的可测量结果，该定义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给出，也是学术界中公认比较权威的对环境绩效的界定。此后学者们围绕企业采取污染防治措施所取得的环境治理成效这一基本内涵对企业环境绩效进行多视角界定。而厘清影响因素对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具有重要的支撑与推动作用。基于此，本文主要对2002至2024年国内关于企业环境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相关关系及其影响机理、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以明晰当前我国有关企业环境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与未来的研究趋势，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企业环境绩效主要影响因素研究

自企业环境绩效问世以来，学者们就围绕两类不同空间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探索。第一种空间维度围绕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视角展开，第二种空间维度围绕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展开。但不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空间维度，其所讨论的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具有同一性。即在影响因素方面，主要包括环境规制、绿色金融、绿色转型、企业技术创新、企业高管特征、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利用主流实证分析方法进行相关研究；在研究对象方面，主要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重污染企业、工业企业等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大样本研究；在研究结论方面，以正相关关系为结论的研究居多。本部分主要围绕第二种空间维度，对国内关于企业环境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综述说明。

1.主要外部影响因素

（1）环境规制

张天悦^[1]以规制的概念为基础认为环境规制是政府部门为了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进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所采取的一系列干预行为，朱玥和张言彩^[2]将其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三大类。比如强制关闭小型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企业就属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府补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实施等属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公众监督则属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更多的是促进作用。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方面，张蕊和叶艳艳^[3]以A股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研究证实了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但因企业产权性质和污染程度而异。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方面，张晨和肖文娟^[4]以《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对环保税改费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环保税改费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方面，刘蓓蓓等^[5]利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了调查区域内各类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发现投资者、竞争者、消费者以及社区居民对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2）绿色金融

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构建中国绿色金融发展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绿色金融是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以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在绿色金融表征方面，学术界基本达成一致，认为其可以表征为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投资、绿色保险和碳金融。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围绕绿色信贷、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展开实证研究。多数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绩效方面，宋跃刚和靳颂琳等 ^[6]、肖建忠和董宇萱等^[7]的研究均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且前者的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可以通过创新补偿、融资约束和遵循成本三类效应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在绿色投资与企业环境绩效方面，陈宇峰和马延柏^[8]的研究发现企业增加绿色投资可以显著提升其环境绩效，且环境规制、专利创新在其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也有研究发现由于某些特殊原因，绿色金融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负面影响。比如陈羽桃和冯建^[9]的研究表明企业管理层由于忽视了资源利用效率和价值创造使用造成投资的冗余，进而不利于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

（3）绿色转型

绿色转型最早来源于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等提出的“绿色经济”的概念，而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7年颁布的《绿色工作：在低碳、可持续的世界中体面的工作》报告中予以具体的定义，即绿色经济是指一种既能创造体面的高薪工作，又能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经济模式。在国内，2008年山西太原《太原市推进绿色转型条例（草案）》中率先对绿色转型进行如下定义：绿色转型是指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指导下，实施以发展循环经济为基础，以绿色管理水平的提高为保障，以实现生态平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目标的经济转型。

战略变革理论认为，战略变革能够驱动公司绩效。绿色转型本质上是一种考虑自然生态环境约束的战略变革，因此对企业绩效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就绿色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方面，学者们基本达成一致，即绿色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境绩效。万佑卿和谢煜^[10]以上海电力作为研究对象，在利用熵权法对环境绩效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发现企业绿色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其环境绩效。此外，徐银娜^[11]以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法探讨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前因条件组态的基础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探讨了四种绿色转型路径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发现各路径均对企业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环境绩效是社会绩效的子集。

2.主要内部影响因素

（1）企业技术创新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满足有价值、难以模仿、不可复制、稀缺的资源和能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以及提升绩效的根本。企业技术创新满足上述条件，属于企业的特殊资源，因此是企业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

大部分研究表明企业技术创新尤其是绿色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李婉红和李娜^[12]以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智能化转型在其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结合数字化转型，马丽娜和王锦茹^[13]以医药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绿色供应链为视角探讨了医药行业数字技术与其环境绩效的关系，发现数字技术能够促进医药行业与环境的良性互动。

（2）企业高管特征

根据高阶梯队理论，高管的认知、价值观等心理特征和性别、经历、教育等人口背景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且高管人口背景特征由于数据的易获取性逐渐占据主流研究地位。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高管特征不仅能够带来经济后果，也会产生社会和环境后果。在高管心理特征与企业环境绩效方面，和苏超等^[14]以重污染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层次回归模型分析了管理者环境认知和商业环境不确定性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对前瞻性环境战略的影响，并探讨了前瞻性环境战略与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管理者环境认知通过前瞻性环境战略的部分中介作用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性别人口背景特征与企业环境绩效方面，吴德军和黄丹丹^[15]以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高管特征对上市公司环境绩效的影响，发现女性担任高管以及长期薪酬更高的企业环境绩效更好。在学术经历人口背景特征与企业环境绩效方面，许丁和张卫民^[16]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环境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具有高校学术经历高管的企业其环境绩效水平相对更高。

（3）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在国内首次提出是在2015年，其依托数字化转换和数字升级将企业的业务活动流程进行深度的数字化升级和改造，以期构建全新的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及其领导者更好地了解企业运营状况、更好地服务客户并应对市场变化，进而扩大业务规模，提高企业竞争力。

大量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热比亚·吐尔逊等^[17]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媒体关注作为调节变量，利用回归模型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环境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媒体关注度的正向调节作用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过这种影响存在异质性和非对称性。此外，於军和隋艮^[18]以问卷调查企业为研究对象，依据双元理论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讨了数字化转型的工具性因素和道德性因素对企业可持续绩效的组态效应，发现两类因素的组合可以改善企业的可持续绩效，且组态路径不具有唯一性。

三、关系类型及其机理研究

1.正相关

波特假说、资源基础理论、信号传递理论、高阶梯队理论、战略变革理论、合法性理论、声誉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为企业环境绩效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根据波特假说，合理的环境规制会对企业产生创新补偿效应，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而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创新能力属于企业的稀缺资源，是企业绩效的重要驱动因素。根据上述其他理论，宏观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管理层的决策，比如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的提出、《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的出台等均会促使企业管理层基于理论知识加强企业绿色创新决策、实施绿色转型等战略变革，一方面达到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另一方面能够兼顾企业财务、社会和环境绩效的多赢，提升企业的声誉，从而获取更多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与支持，使企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已有大量基于上述理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企业环境绩效与其影响因素之间更多的是正相关关系。

郑理惠 ^[19]、林乐芬和孙馨^[20]基于波特假说的研究均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且对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更为显著。其主要是通过提升企业低碳技术创新进而改善企业环境绩效。刘军航和郭玲丽^[21]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回归模型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企业吸收能力、内部控制质量和公司治理水平的中介效应以及其在企业生命周期和风险承担能力方面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在上述三个中介变量的作用下能够显著的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且在非成长期的企业以及具有高风险承担水平的企业中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此外，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宋清华等^[22]以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ESG评级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其具有“环境激励效应”，且在环境规制强度、企业外部压力和内部激励等方面具有异质性。代应等^[23]以问卷调查的汽车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绿色供应链管理和大数据分析能力视角，利用PLS-SEM方法探讨制度压力与汽车制造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制度压力通过显著影响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能力和大数据分析能力提升企业环境绩效。

2.负相关

吕峻^[24]指出在利益相关者一般不会支付“环境溢价”、环境绩效水平较低的公司为了“绿化”其形象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不会带来额外的法律诉讼或社会压力两个前提条件下，合法性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也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其以沪深A股造纸业和建材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的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环境绩效水平较低的企业为了缓解利益相关者对其生产经营能力的担忧，会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进一步说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其环境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此外，基于地方政府的自我激励效应和标尺竞争效应，李兰冰和赵子微^[25]以制造业和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企业污染之间的关系，并从行业、企业、地区和时间特征等方面分析其异质性。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通过阻碍企业技术进步、扭曲企业能源结构的传导机制导致企业的污染行为增加，从而制约其环境绩效的提升，且因上述四个特征而异。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开展良性竞争，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共赢。

3.倒U型

还有研究基于委托代理轮和声誉理论，认为高管薪酬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比如周晖和邓舒^[26]以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研究发现在高管薪酬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在高管薪酬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主要是因为在低水平高管薪酬下，高管更趋向于表现出其优异的一面，从而更为关注企业的财务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做出利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决策。而在高水平高管薪酬下，高管的价值已得到充分的体现，其对企业的贡献开始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对于环境绩效的提升不再像之前那样重视并为此做出决策。

此外，基于转型效应与挤出效应之间的博弈，李治国等^[27]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在初期具有转型效应，对环境绩效具有促进作用，而在后期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挤出效应，进而抑制环境绩效的提升，且在企业金融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企业家才能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因产权性质和地区而异。过犹不及，这就需要企业管理层合理调控高管薪酬并理性实施企业金融化战略。

四、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研究

1.主流实证分析方法

主流实证分析方法主要用于研究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净效应，必要时加入中介变量、调解变量进行多样化与异质性分析。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以回归模型、差分模型等主流实证分析方法探讨企业环境绩效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居多。在回归模型方面，杨东等^[28]利用多元回归模型的研究发现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可持续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在其中均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环境竞争性在数字化水平与技术创新关系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而在数字化水平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在差分模型方面，李雪松等^[29]利用多期三重差分模型探讨了长三角地区河长制度推行对水污染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发现该制度的实施通过加大企业的环保创新投入并减少企业生产来降低其污染排放，进而提升其环境绩效，但因产权性质和政策动机而异。

2.组态分析方法

组态分析方法主要用于解决复杂因果关系问题，其用于我国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较晚，目前已有学者基于组态分析思维探讨了企业环境绩效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但是研究占比相对很少。李黎^[30]基于多元共治视角，从组态分析思维出发，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了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促使重污染企业高水平环境绩效的路径有7条，高创新能力在各路径出现的最多，且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和互斥性。组态分析方法的运用为深入了解企业环境绩效复杂因果机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也为企业提升环境绩效并制定相关决策提供了借鉴。

表1  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五、研究评述与展望

通过对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以往研究较多探讨了环境规制、绿色金融、绿色转型等外部因素和企业技术创新、企业高管特征、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内部因素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大部分研究表明上述因素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也有研究表明部分影响因素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或倒U型关系。在分析方法方面，现有研究较多采用主流实证分析方法讨论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采用组态分析方法进行相关研究的文章相对还比较少。以往有关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为企业提升环境绩效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与启示，但在以后的研究中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深入。

第一，在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多基于主流实证分析展开探讨，较多探讨某一影响因素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净效应，或加入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多角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企业内外部因素结合进行了深入讨论，说明主流实证分析方法也试图探索企业环境绩效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和影响机制。但是基于主流实证分析方法的局限性，纳入研究的因素最多也只能涉及3个，无法再纳入更多因素进行研究。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从组态分析的视角出发探讨3个以上内外部因素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但是相关研究目前还比较缺乏。社会活动往往具有因果复杂性，而组态分析正是用来解决因果复杂性问题的。因此，利用组态分析的思维进行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也将丰富和拓展其方法论基础。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深入对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

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已有研究多采用大样本数据进行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比如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重污染企业以及工业企业等作为研究对象，也从其产权性质、公司规模等角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但是不同性质的企业因其内部公司治理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等的不同而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受宏观环境的影响也就不同。更进一步，上述差异导致企业环境绩效水平各有不同。基于此，以后的研究可以更多地尝试从公司治理、创新能力、具体行业企业等方面出发，基于小样本数据或中等规模数据，探讨具有不同股权结构、董事会规模、内部控制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以便比较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共性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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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云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中级应用统计学》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