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思蕊  王右文

（沈阳大学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近十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衡量数字经济的发展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模型来探讨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与作用路径。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在经过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可以间接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作用于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第三，数字经济在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效应上存在异质性，即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绿色经济的发展要优于西部地区。

关键词：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发展绩效；科技创新水平

一、引言

从21世纪初到至今，数字经济正在逐步塑造着整个世界的商业模式与市场形态，它不仅能够重新分配全世界的人力和物料资产(包括劳动者的技能)，而且还可能彻底颠覆现有的行业规则及企业运营策略。自从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关于中国未来十年内必须大力推广数字经济的指导思想之后，各层领导人把这个概念提升到国家的整体政策层面来加以实施执行。同时，也开始更加重视利用现代化的网络通信手段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等等方面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问题。因此,数字经济迎来了新的浪潮,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把握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呢?数字经济通过何种途径作用于绿色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域性特征？本文利用我国各省份的公开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二、文献综述

近些年来，一种名为“数字经济”的新颖经济形式逐渐崛起。它的根源在于互联网智能化，可上溯至20世纪90年代，直至2016年9月的G20杭州峰会上，这一概念被正式确定下来。其主要特点是以信息科技为主导力量，依托于现代化网络技术的数字化经济发展模式。随后，数字经济引起了各行各业的广泛关注。Daron and Pascual^[13]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增加劳动者的就业选择，从而有效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率。Pan等^[11]认为数字经济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创新驱动力，数字一体化加速了经济高质量增长。刘朝煜^[12]认为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改变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等网络的完备性而最终影响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路径。

“绿色经济”这个词语最初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被提出，但在2001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中，它才开始引起公众的热烈讨论和普遍认同，从而成为了一种主要的发展观念。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生产效益及社会包容性为原则，旨在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多数学者运用综合指标来衡量绿色经济的发展绩效^[3]。

在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的影响方面，庞瑞芝^[2]从影响途径与门槛效应两方面来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过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城市绿色发展，在东部城市以及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中推动作用更加明显。张海霞^[1]在构建数字经济与绿色生态绩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经济绩效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关联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促进了绿色经济绩效的提升。张思源，王春枝^[10]采用理论逻辑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三种途径来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三种途径分别为促进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减少对环境的依赖。

通过文献梳理，学者们在研究和理论层面探讨数字经济的正向作用，为本文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指数的测度进行参考。本文主要分三个步骤来论证：首先，以我国31个省份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法构建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的评价指数，并对评价指数进行测度，同时探讨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其次，由于各省的经济水平与科技创新存在差异，深度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发展影响的异质性的特征。第三，以科技创新水平作为中介变量，来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途径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1.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发展绩效的关系分析

数字经济对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态文明建设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宏观上看，数字经济减少了资源浪费，降低了环境污染，属于绿色产业，推动我国产业以传统生产方式转向技术创新驱动，将我国产业发展的重心转向绿色、低碳的产业和服务业，从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微观上看，数字经济是依赖于技术、资本的高新科技产业，对资金要求高，投资规模大，市场规模收益显著，推动中小型企业与数字技术相融合，最终促进经济绿色发展。因此，提出假设：

H1：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2.科技创新水平的中介效应分析

数字经济被称为推动数字与产业相融合的强大驱动力，他不仅在经济领域驱动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样也使得科技创新水平得到飞速提升。这是因为数字经济社会能够借助互联网、新时代创新型信息技术与社会实体经济共同进步。数字经济还可以拓宽成果转化的范围，增强创新驱动力，进而全面推动经济社会的增长和生产效率的提升。综上,加快科技创新的研发投入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的统筹发展。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数字经济通过作用于科技创新水平来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四、模型设计

依据上文的理论结果分析，本文以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为样本，构建面板模型，研究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利用科技创新水平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是否通过科技创新水平来影响绿色经济的发展。

1.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绿色经济发展绩效(GE)。借鉴何雄浪^[[7]的研究思路，从经济效率、绿色环保、人民生活3个维度构建绿色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进而测算绿色经济发展绩效。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外开放度；人民生活得衡量指标有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绿色环保的衡量指标有森林覆盖率，废气排放。

（2）主要解释变量

主要解释变量是数字经济（DE），当前对数字经济的衡量在学术范围内暂无统一，在参考现有文献并结合数字经济带动社会经济及社会结构的变化过程，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刨析并运用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指数的变化，这三个方面分别是数字化产业发展，数字化创新能力，数字化基础设施。衡量这三方面的二级指标主要有电信业务总量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快递业务量、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R&D经费投入强度，R&D人员全时当量，专利申请书。

（3）中介变量

科技创新水平(TI)为中介变量，在借鉴研究学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人员全时当量、专利申请数量及经费投入强度作为数据变量，通过熵值法获得综合指数比对各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的高低。

（4）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他因素对绿色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我们选择财政投入水平(FI)、产业结构(IS)、人力资本(HC)、信息化水平(IL)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其中产业结构(IS)采用第二产业占GDP的比值来衡量，人力资本(HC)采用省份每十万人高校学生数来衡量，信息化水平(IL)利用互联网接入端口数与地区总人口的比值表征，财政投入水平(FI)采用财政预算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来表征。

2.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近十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等。

3.计量模型的构建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分析

数据的描述性分析见下表。其中GE的均值0.29，而中位数0.25，可知大部分省份的绿色经济发展未达到平均水平，GE最小值为0.07，最大值0.74，可以看出各省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较大。此外，各个省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有不平均、相差大的问题。并且大部分省份的财政投入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未达到平均水准，即可能存在两极分化问题。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2.基础回归分析

首先进行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P值小于0.05，故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对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进行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

第1列与第2列分别代表未加入控制变量与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据表可知，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估计系数为正，且p值均小于0.01，即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的发展产生正向作用，假说H1得到验证。

表2 基础回归结果

3.内生性问题

本文主要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是综合性指数，存在多种影响因素，可能存在序列自相关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因此，将数字经济的滞后一期（l_DE）和滞后两期（l_l_DE）作为工具变量，采用2SLS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如表3。数字经济在加入滞后项之后依然对绿色经济起正向作用，且模型中内生解释变量与两个工具相关性较大，达到工具变量的选取条件。在加入工具变量后，数字经济依然可以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这增强了结论的可信度。

表3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注：*、**、***分别代表在10%、5%、1%水平上显著，第二列括号内为t值，第三列括号内为z值。

4.异质性分析

由于我国中、东、西部地区发展程度高低不一的问题，这可能导致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不一。故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回归系数为0.319，且在5%水平下显著；中部地区的估计系数0.083，在1%水平下显著；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0.003，不显著。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的促进作用东部>中部>西部。原因可能是由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条件优于西部地区，因此，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多地依赖中、东部地区。

表4 异质性检验

5.科技创新水平的中介效应

将技术创新水平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第（1）列的回归系数为0.165，p值小于0.01，即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第（2）列的回归系数为0.719，p值小于0.01，说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第（3）列的估计系数为0.329，p值小于0.01，综上，科技创新在数字经济影响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部分中介效应，下表说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科技创新水平来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绩效，即中介效应模型成立。

表5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我国近十年31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研究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水平对绿色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驱动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该结论通过分样本回归、加入工具变量等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科技创新水平来间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即科技创新水平是数字经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第三，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存在区域性，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推动作用要强于西部地区。

通过上面得出的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合理的、因地制宜的规划每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利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精准化引导，避免重复建设所导致的资源浪费；第二，应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技术与传统的信息建设相融合，缩小各地区的数字鸿沟，尝试探索各地区数字化发展的协同互助与合作机制，促进人才，科技成果的相互流动，助力经济绿色转型；第三，针对异质性问题，要坚持因地制宜，特殊问题特殊对待的方针，科学引导各地区针对自身问题实行差异化的发展战略，东部地区应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加环境治理力度，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中部和西部地区应积极将数字经济与各产业相融合，多宣传多普及数字经济的相关知识，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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