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宇  田杰鑫  覃朝晖 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BMZ138）；三峡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021KJ003）；宜昌市社科联项目（ysk22kt001，ysk22kt074）。

摘要：当前国际产业链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产业链和创新链双链融合发展，是中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和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因素引发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研究认为：政府应该着力完善创新治理政策体系，坚持多链协同，统筹发展和安全，通过产业“沿链治理”模式，以产业链生态治理视角推进中国产业发展“强链补链”治理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稳链固链”实践，实现产业政策推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精准对接，产业链和创新链双链深度融合发展，继续高水平统筹推进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丰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关键词：产业链；创新链；全球价值链；沿链治理；双链融合

当前国际产业链正在经历深刻变革。“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正在加剧全球“断链”风险，而以大数据、5G通信、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导致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加剧^[1-2]。在产业链高端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压力和供应风险压力阻碍着中国产业进一步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3]。目前，以产业链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分工形态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产业链的复杂网络体系构成了中国现代产业发展的“毛细血管”组织，传统瞄准于产业和行业层面的创新产业政策越来越偏离政策制定的初衷，无法对实体经济发展进行精准调控。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突破和升级不仅需要宏观上的产业发展战略支持，更需要从中微观层面充分发挥产业链生态体系的资源精准整合和动态支撑能力。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可见，创新产业“沿链治理”模式，推进产业链和创新链双链融合发展，是中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压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一、产业链成为当前产业分工的重要组织形态

（一）产业链的发展和表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物流技术的成熟加上大型跨国公司的兴起，货物贸易的运输成本大幅降低，使国际垂直化生产分工开始流行^[4-7]。根据2019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数据显示，以垂直专业化分工为主要特征的产品内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量的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二，这表明产业链、价值链在当前国际产业分工中具有重要地位。相较于传统产业和行业的概念，产业链概念更微观和细化。在产业链分工过程中，任何最终产品的完成是一系列中间产品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生产、运输、组装等过程的集合。这意味着在以全球产业链为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任何国家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自身技术水平、要素禀赋等因素，还要从国际范围内考虑国际贸易的不确定风险问题（如图1所示），在以产业链和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中，产业链成为连接企业与企业之间的重要纽带。

图1  产业链（价值链）分工机制

在产业链分工网络中，分工内容和分工对象表现为生产工序或生产任务的分工，而非传统意义上产品的分工。因此在该产业链分工网络中，分工模式更加精细，分工网络更加复杂，而分工范围更加广泛，参与产业链分工网络的企业的全球化参与程度更高。产业链分工的兴起，大大促进了产业组织形态乃至贸易分工模式的变化，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受益。发达国家依托在技术层面上的优势，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链分工阶段进行专业化分工；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凭借廉价劳动力和自身要素禀赋优势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参与到国际产业分工过程中，进而快速实现工业化起步^[8]。

（二）产业链分工导致经济增长不平衡。图2为1980-2018年期间世界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生产总值变化趋势。该图显示了世界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生产总值变化的两大特征：其一，发达国家经济体总量仍然高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总量，截止到2018年底，发达国家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9.32%，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总量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68%；其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经历了快速成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比例持续上升。相比而言，发达国家经济体的经济则经历了相对停滞，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持续下滑。在1980-2018年期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的相对变化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1980-2003年期间，世界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基本保持相对不变，发达经济体总量基本维持在80%上下波动，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基本维持在20%上下波动；2004-2018年期间，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发生了快速的相对变动，发达经济体的世界经济总量比例从78.53%下降到40.68%，而发展中经济体的世界经济总量从21.47%增长到40.68%。

中国作为全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通过提高产业自主创新水平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在国际贸易中总体经历了“旁观者”-“参与者”-“主导者”的角色转换。在此期间，中国总体经济从1978年3679亿元增长到2019年99.0865万亿元，增长达269.33倍。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也经历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并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历史性跨越^[9]。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国，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维护世界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重要角色。

图2 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生产总值占比：1998-2018

资料来源：EPS 世界宏观经济数据库。

（三）产业链分工使得产业治理困难。在产业链分工网络中最终产品生产和生产任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割，导致在产业链分工体系内部，由于产业的前后向关联而形成的产业链表现出组织复杂性和网络脆弱性^[10-13]。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产业链分工网络中，基于中间产品的供应链网络在提升分工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扩大了产品供应风险，一旦供应链的某一环节出现“断链”，将可能对整个产业链造成不利冲击，并可能沿着产业链网络将风险进行放大和传递；第二，在产业链分工网络中，多阶段的生产任务划分要求在生产的任一阶段中间产品都需要在供应商和采购商之间进行流通，这导致运输成本对于产业链分工的优势和组织形态具有重要影响，并且考虑到在生产过程中内含中间产品会出现多次流转的情形，因此即使微小的信息成本或物流成本的变动也会通过产业链分工进行放大，造成对整个产业体系的冲击^[14]。

（四）产业链分工导致发展不均衡。在产业链分工中，技术水平、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贸易分工利益在国际间出现不均衡分配，进而导致贸易竞争甚至贸易冲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一代通信技术等呈现爆发式增长，并对社会生产方式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发达国家往往在创新、研发领域进行专业化分工，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制造、加工领域进行专业化分工。新技术的采用可能直接促使企业使用资本和技术来替代劳动，以降低要素利用成本。进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过程中，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被削弱，并有可能陷入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锁定”^[15]，不仅难以在国际产业链上游实现分工地位的提升，甚至在原本具有比较优势的下游分工阶段也丧失分工优势。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引发产业链重构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新冠疫情、新一轮科技革命等综合因素叠加正在引发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暴露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不完善：产业链的规模优势与创新支撑能力不匹配、国际产业贸易中心节点优势与价值链增值能力不匹配、中国产业链对外开放发展目标与国外产业链和供应链风险不匹配。

（一）新冠疫情和逆全球化导致全球产业链呈现本地化、区域化和分割化趋势。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爆发式增长，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以产业链和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产业贸易分工形式到达顶峰，并在此后一段时间进入了全球化的低潮，加之国际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陷入相对停滞。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的重构。为控制疫情的蔓延，各国普遍采取不同程度的隔离政策，这对产业链分工和国际贸易造成重大冲击：第一，隔离政策导致各国企业面临复工和复产问题，使得企业用工成本飙升；第二，隔离政策导致企业面临的物流成本提升，并且面临供应链断裂风险；第三，疫情下各国普遍采取保守的对外贸易政策，加上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受到压缩，全球产业链面临“区域化”、“本地化”和“分割化”的风险，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受到严重威胁。

（二）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引发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战略发展重点重新回到制造业的振兴和发展，以德国、美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已经开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领域抢先布局，全球产业竞争加剧^[16]。总体而言，新一轮科技革命是以信息化、智能化等颠覆性新技术引领下的全球制造业的生产模式、组织模式的重新整合，对于社会生产组织结构、社会经济形态和国家竞争战略的重塑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与传统技术进步相比，以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为代表的新技术具有两方面的特征：第一，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具有通用技术性质，能够发挥基础设施的外溢性并全面影响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第二，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具有典型的技能偏向性，企业可以使用技术替代劳动以降低生产成本，进而提高企业在国际产业链竞争中的分工优势。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的这两方面特征对于产业链的分工和产业链的组织形态具有颠覆性影响。根据产业链分工理论，在基于多阶段的产业链分工过程中，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企业的要素使用结构和物流成本是决定产业链分工优势的重要因素。以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为代表的新技术可能同时对企业生产技术水平、要素使用结构和物流成本产生结构性影响。因此，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新技术广泛应用的结果是将加速推进发达国家的产业分工优势持续扩大，而发展中国家则有可能进一步陷入国际产业链“低端锁定”陷阱，进而加剧国际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三、产业“沿链治理”推进精准式创新治理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将产业政策精准对标战略新兴产业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通过产业“沿链治理”推进精准式创新治理模式，推进中国产业创新生态内生发展。

（一）产业“沿链治理”的逻辑与内涵。在新形势下，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主要体现在产业的“链”上。传统面向宏观的产业政策在产业发展上无法满足当前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面向战略新兴产业攻关的现实需求，在产业安全上也无法解决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过程中的产业链、价值链安全治理问题。因此，面对新挑战和新机遇，未来在产业政策的选择上，应从产业链和供应链层面“对症下药”，统筹发展与安全，以产业“沿链治理”模式推进精准式、微观化的产业政策，推进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构建精准、具体、动态、有机的创新治理和安全治理机制。

（二）产业“沿链治理”打造产业生态。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目前以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为主导的产业网络系统组织，共同构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其对于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和领域具有极强的遍及性。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形成的产业网络的最大特征是能够将城乡差异、行业差异、区域差异和所有制差异、规模差异的企业整合在一个统一的由“链”组成的网络中，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即产业生态。因此，通过产业“沿链治理”模式打造产业生态，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提升中国产业政策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三）产业“沿链治理”推进创新突破。产业“沿链治理”的目标应该聚焦于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双向融合发展，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首先，应当依托中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中心节点优势，聚焦于战略新兴产业和关键核心领域，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效能，促进科技创新资源实现高效性、精准式配置，为科技创新沿着产业链升级提供长效动态的创新治理机制^[17]。其次，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技术水平对于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发挥着关键作用。对此，政府应该着力完善创新治理政策体系，尤其是目前以人工智能、5G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并对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是产生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更应该发挥产业政策和科技创新政策的前瞻性和引导性，培育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创新机制和创新主体。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产业发展造成颠覆性变革的背景下，应该围绕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和新模式，抢抓机遇加快部署对接前沿科技领域的产业链体系，打造与现代技术发展相匹配的现代产业体系。通过产业“沿链治理”模式，在中微观的产业链层面推进要素禀赋优势在新科技革命浪潮中与前沿技术紧密动态衔接，实现产业链发展与创新突破的动态耦合；在中宏观的产业层面推进产业与创新生态的内在、自生性的协同发展，打造中国产业创新生态的大循环。

（四）产业“沿链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长期以来，“要素驱动+外需拉动”经济发展模式推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然而，自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劳动成本增加、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降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因素导致以往劳动资源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从国际范围来看，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技术升级路径和对外开放合作氛围受到严重挑战。因此，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环境决定了中国必须通过自主创新升级来推进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产业升级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18]。在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应该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三个链条促进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衔接^[19]。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服务于创新要素、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服务于专利技术、创新成果的有效落地。与此同时，在推进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过程中，还应该基于产业“沿链治理”政策从产业链角度筑牢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安全屏障，抵御国际贸易冲击通过全球价值链关联传导的不确定风险。通过产业“沿链治理”模式，实现产业政策推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精准对接，产业链和创新链双链融合发展的同时，以产业链生态治理视角推进中国产业发展“强链补链”治理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稳链固链”实践，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继续高水平统筹推进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丰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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