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会计信息质量
罗慧琳 (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管理层股权激励的视角,以2007-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管理层股权激励在二者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这一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管理层股权激励 一、引言 202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强调公司应加强与投资者之间的沟通联系。会计信息既是联系公司和投资者的纽带,也是投资者投资决策的依据。大部分学者主要从企业内部、外部因素展开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从企业内部看,企业股权结构[1]和内部控制[2]等内部治理机制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Goh等(2011)发现加强公司内部控制会减少委托代理问题,拥有更高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3]。从企业外部看,经济实力越强[4],法制体系越完善[5],会计信息质量越高。苏坤等(2021)发现,互联网平台的使用增强了对企业的外部监督,提升会计信息披露质量[6]。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进程,以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7]。数字经济带来了一场渐进式变革,对企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善企业绩效[8],增强企业创新[9],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10]。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如何提升会计信息质量,能够为推进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和资本市场效率提供有效参考。 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有效的薪酬激励方式,影响着管理层的行为决策,而管理层决定着企业的发展。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可能表现为“利益协同”效应,促使管理层的利益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能够有效减少管理层代理问题[11]。由于股权 激励制度不完善,股权激励也可能表现为“利益侵占”效应,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 选择。那么管理层股权激励在数字化转型和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发挥什么效应呢?鉴于此,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22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并考察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为我国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权激励制度、优化会计信息质量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本文基于数字化转型视角,考察数字经济赋能下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丰富了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第二,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股权激励研究其对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的关系的影响,丰富了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为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1.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质量 数字经济背景下,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已经与会计行业深度融合,对企业会计信息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提升了企业数据采集能力、存储能力和计算能力,优化了信息收集、整理和应用的流程,使得信息更加完整、准确[12]。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提高了交易记录的准确性,实现财务报表数据验证的自动化,保障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数字技术可以克服数据信息的界限,将经营管理中积累的大量数据转化为结构化、标准化的信息[13]。在生产有效信息的情况下,利用数字技术可以有效减少信息传输过程中的损耗,从而确保会计信息真实性。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提升了对企业的监督效率。从内部监督来看,数字化转型促使企业组织结构向网络化和扁平化发展[14],促进了企业内部流程透明化和信息透明度。企业借助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建立数据驱动的自动化、智能化的内部控制体系[15],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效率,形成良好的内部治理环境,能够更好地监督管理层的行为。从外部监督来看,数字技术能够加强与信息使用者之间的沟通联系[16]。公司借助网络平台向市场不断推送信息,加强了投资者、债权人等外部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的影响力。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信息使用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外部监督渠道,有利于监督、约束管理层的行为,及时发现隐瞒错报等舞弊行为,提升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减少由于信息不充分产生的委托代理成本,从而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2.数字化转型、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会计信息质量 公司的激励机制会对管理层的行为产生影响。一方面,作为薪酬激励方式之一,股权激励能够调动管理层的工作积极性,弥补监督机制的不足。根据最优契约理论,股权激励具有“利益协同”效应,督促管理层为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而努力[17],约束限制管理层的短期行为,能够有效缓解两权分离所引起的委托代理冲突。在股权激励的薪酬契约下,管理层加强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意愿不断增强。此外,股权激励能够强化数字化背景下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互惠,强化企业的长期战略导向[18],促使管理层更倾向于选择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项目,从而获取竞争优势,因此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增加。 另一方面,根据管理层权力理论,股权激励具有“利益侵占”效应[19]。两权分离制度下,经理人和股东的利益追求存在一定的差异。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增加,可能诱发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17]。比如,企业管理者基于薪酬契约不完备可能产生“寻租”行为,加剧两权分离所引起的委托代理冲突。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在信息不充分、权利制衡机制不完善的公司环境中,股东无法对经理人的行为实现有效管控和约束,从而为管理层在披露会计信息过程中谋取私利创造了条件[20]。赵艳秉等(2016)在研究财务重述问题时发现,管理者获得相应的股权激励时,通常会更加注重通过提高股价进行套利[21]。此外,在公司股权激励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若是以经营绩效为指标,管理层会更加重视企业的短期利润。然而,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初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短时间内无法实现可观的投资回报,所以管理者更倾向于选择风险低的投资方式,缺乏数字化转型的动力[18]。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管理层股权激励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正向影响。 H2b:管理层股权激励会削弱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22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同时进行了以下处理:剔除了上市时间小于一年、金融行业、所有ST或ST*类型和数据缺失比较严重的公司,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经过上述处理之后,最终得到了10991个样本。研究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和巨潮资讯网。 2.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模型主要有三种,即修正的琼斯模型、修正的DD模型、DD模型。本文借鉴陈红等(2014)[22]的研究,采用基于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得到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DA|)衡量会计信息质量。|DA|数值越大,表示会计信息质量越差。 (2)解释变量
借助文本技术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刻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16]。因此,本文借鉴赵宸宇等(2021)[23]的研究成果,采用文本分析法,利用Python抓取年报中出现的有关数字化的词汇,从数字技术应用、互联网商业模式、智能制造和现代信息系统四个维度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数。为了方便分析,本文将加总后的词频数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3)调节变量
借鉴吕卓珊(2023)[24]的研究,本文采用管理层持股比例来衡量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计量公式:管理层股权激励程度=管理层持股数量/股本总数 (4)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A)、产权性质(SOE)、企业成长性(Growth)、是否选用四大(Big4)和两职合一(Dual)为控制变量,并控制年份、行业固定效应。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表 3.模型构建
本文通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进一步地,为检验管理层股权激励对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表示回归所控制的变量,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均值为2.305,最大值为4.898,最小值为0,说明不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差异。可操纵应计项绝对值的均值为0.066,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670和0,说明我国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均值为0.095,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686和0,说明管理层股权激励强度在不同企业差距较大。 表2 描述性统计 2.回归结果分析
(1)主效应检验
表3的列(1)和列(2)显示了主效应基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进一步控制年份、行业固定效应之后,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会计信息质量,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增加,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得到提高,假设H1得到验证。 (2)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将管理层股权激励变量(MRS)和数字化转型程度变量(Dig)进行交互相乘,放入模型(1)中进行回归,如模型(2)所示。表3列(3)报告了对模型(2)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质量的交乘项(Dig×MRS)的回归系数为0.0107,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质量的正相关关系较弱,即管理层股权激励会削弱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从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来看,如果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是以财务绩效为考核指标,管理层可能为了谋取私利而操控盈余,导致会计信息质量下降。假设H2b得到验证。 表3 回归结果分析 3.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1)替换解释变量
借鉴袁淳等(2021)[25]的研究,基于文本分析法构建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指标,以“词汇频数除以语段长度”重新度量数字化转型程度并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列(1)、列(2)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交乘项(Dig×MR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2)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为了排除反向因果的干扰,本文将数字化转型滞后一期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列(3)、列(4)所示。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交乘项(EDT×MR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3)缩小样本区间
自2015年发布《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计划的通知》以来,我国一直在大力鼓励数字化转型战略,以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基于此,本文将研究年度区间改为2015-2022年的数据信息并重新检验,结果如表4列(5)、列(6)所示。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且交乘项(Dig×MR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回归结果保持稳健。 表4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4)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检验
考虑到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组作为实验组,另一组作为对照组。然后,将会计信息质量设为结果变量,控制变量设为协变量,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筛选,配对后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列(7)、列(8)所示。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管理层股权激励的视角,以2007-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水平,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管理层股权激励表现为“利益侵占”效应,在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第一,企业应当重视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应。充分利用数字化转型的优势,促进企业信息的沟通与传递,营造良好的市场信息环境,以实现会计信息质量的进一步优化。第二,建立健全企业的股权激励制度。企业在设计股权激励计划时,要考虑潜在风险和限制,以控制激励方案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应完善股权激励制度,切实发挥股权激励的“利益协同”效应,减少高管粉饰会计信息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冯慧群,郭娜.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否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国企混改背景[J].会计研究,2021(5):15-31. [2]王润.内部控制质量、会计信息质量与债务期限[J].武汉金融,2023(2):44-54. [3]Goh B W, Li D. Internal controls and conditional conservatism[J].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1,86(3):975-1005. [4]李朝芳.地区经济差异、企业组织变迁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来自中国沪市污染行业2009年度的经验数据[J].审计与经济究,2012,27(1):68-78. [5]Habib A. Legal environment,accounting information,auditing and information intermediaries:Survey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J]Journal of Accounting Literature,2007(26):1-75. [6]苏坤,杨婼涵.信息互动关系有助于降低审计费用吗?——来自网络互动平台的经验证据[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1,18(1):8-16. [7]刘梦莎,邵淇,阮青松.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23(1):63-72. [8]何帆,刘红霞.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J].改革,2019(4):137-148. [9]段华友,杨兴柳,董峰. 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J].统计与决策,2023,39(5):164-168. [10]李源,薛玉莲.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J].企业经济,2022,41(12):61-68. [11]BANKER R D,HUANG R,NATARAJAN R. Equity incentives and long-term value created by SG&A expenditure[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1, 28(3):794-830. [12]沈弋,徐光华,王正艳.“言行一致”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大数据环境下的演化框架[J].会计研究,2014(9):29-36+96. [13]吴非,胡慧芷,林慧妍,任晓怡.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37(7):130-144+10. [14]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J].管理世界,2020,36(6):135-152+250. [15]吴江,陈婷,龚艺巍,杨亚璇.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和研究展望[J].管理学报,2021,18(12):1871-1880. [16]谭松涛,阚铄,崔小勇.互联网沟通能够改善市场信息效率吗?——基于深交所“互动易”网络平台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6(3):174-188. [17]赵小克,邹芮.管理层股权激励、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J].会计之友,2023(13):92-98. [18]李瑞茜.管理层激励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05):47-52. [19]张先治,徐健.管理层股权激励能够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吗?[J].财经问题研究,2021(10):93-102. [20]陈龙.纳税筹划、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J].财会通讯,2023(4):54-58. [21]赵艳秉,李青原.企业财务重述在集团内部传染效应的实证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6,31(05):72-80. [22]陈红,陈玉秀,杨燕雯.表外负债与会计信息质量、商业信用——基于上市公司表外负债监察角度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4,17(1):69-75. [23]赵宸宇.数字化发展与服务化转型——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21,24(2):149-163. [24]吕卓珊.管理层激励、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J].现代营销(上旬刊),2023(4):130-132. [25]袁淳,肖土盛,耿春晓,盛誉.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专业化还是纵向一体化[J].中国工业经济,2021(9):137-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