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盈璐  西南政法大学商学院

摘要：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可以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可信度，是投资者判断的依据。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都越来越重视审计意见的作用。文章分别从公司治理、盈余管理、社会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特征、监督机构特征等方面对审计意见进行了梳理，进一步完善审计意见影响因素的研究体系。

关键词：审计意见；注册会计师；公司治理

一、引言

审计意见的信号传递功能不仅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也会产生一系列的经济后果。比如，非标审计意见意味着企业融资约束高、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低以及企业价值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会向股东传递高管经营缺陷的信号，向债权人传递企业经营不佳和财务风险增加的信息，从而引发高管变更和融资成本的增加（杨玉娟，2017）^[1]。因此，上市公司为了规避损失，有强烈的动机规避非标准审计意见。

为了提高审计意见的质量，证监会以及相关机构都在积极进行探索。在已有的文献中，学者们主要研究：（1）审计意见的形成机制；（2）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3）审计意见的治理效应等几个方面，这些综述各有主线，但并不是围绕着“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这一主题来梳理。因此，本文试图沿着这条逻辑主线，分类梳理相关理论进展，为审计意见质量优化提出建议。

二、影响审计意见的因素及评述

（一）公司治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自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伯利和米恩斯就提出了委托代理理论，它的出现一方面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将注册会计师独立于被审计单位，保证其客观公正的发表审计意见。所以，公司内部治理环境会影响审计意见的类型。当内部治理环境较好时，公司表现为代理成本较低、管理层权力较小，此时审计意见的正面作用得到提升，负面作用受到抑制（丁含等，2021）^[2]。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将公司治理分为股权结构特征、CEO政治关联和独立董事等因素（刘雨等，2020）^[3]探究其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从股权结构特征角度来看，我国市场经济尚在发展中，公司的股权结构还存在许多问题，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具有极强的股权融资偏好（唐洋，2011）^[4]，因此，我国公司容易发生恶性增资的情况（林波和杨惠娟，2016）^[5]。为了避免恶性增资的情况，我们就必须对股权进行制衡，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李平和曲岩，2010）^[6]。而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保证审计机构不受控于经理层，能够以超然独立的姿态对会计报表发表公正的审计意见（庞靖麒和吴国强 ，2005）^[7]。

从CEO政治关联来看，对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我国公司而言，“市场发育”的不完善与政府对公司的过多干预等现实情况，决定了“公司的政治关联”在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中充当重要角色（罗劲博，2016）^[8]。但是，对于政治关联的影响，存在两种相反的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政治关联越高，公司抵抗风险能力会更强（Boubakri N等，2008）^[9]，公司价值也会增高（Leuz C和Oberholzer-Gee F，2006；吴文锋等，2008）^[10][11]，这时候政治关联可以提高审计意见的质量。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存在政治关联的高管会因为追求自身政治利益，而追求公司表面的绩效，即扮演“掠夺之手”的角色，从而对公司造成负面影响（刘颖斐和陈亮，2015；Faccio M，2006；Fan J P等，2007）^[12][13][14]。此时，政治关联又会降低审计意见的质量（王宏伟，2017）^[15]。

2001年，我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指出，“独立董事应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由于独董并不在任职公司参与日常经营和治理工作，所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起到的是独立监督的作用（林雁等，2020）^[16]。因此，独立董事独立性越强，履行监督职责的概率越高，越容易发现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重大缺陷，及时予以修复（Karla等，2011）^[17]。独立董事通过拓宽信息源，潜移默化地影响其职责履行，为被审计单位提供技术支持与战略规划，提高公司绩效与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审计复杂程度和审计风险，最终反映在审计意见的质量上（高凤莲等，2020）^[18]。

（二）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盈余管理分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王龙梅等，2021）^[19]，它们经常会被管理层利用来引导投资者决策，造成投资者利益损失。Scott曾对盈余管理作出一种更为全面的表述：“在公司会计准则准许的范围内，公司的盈余管理是管理者最大化个人利益或公司价值的过程。”

普遍公认的应计盈余管理的定义是通过实施应计项目活动，调整各期利润。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应计项目，通常只改变各期盈余的分配，不影响公司盈余总额，不影响现金流量（魏明海，2000；王龙梅等，2021）^[20][19]。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的存在反应出管理层根据自身投资决策和风险偏好选择会计政策或者进行会计估计，进而操纵公司利润，从而不同程度地操纵报表导致偏差（程瑶，2015）^[21]。盈余管理的存在，使得公司内外信息不对称性加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加大，但是注册会计师对于盈余管理还是具有判别能力的，并能给出相应审计意见（李维安等，2005）^[22]。并且由于应计盈余管理隐蔽性较差，比较容易被注册会计师发现，所以，具有较高应计利润的公司，更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JERE R，1999）^[23]。

目前，学者们对于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真实盈余管理，即公司通过对时间、运营机构形式的改变使公司财务状况偏离真实情况。由于真实盈余管理很难与真实交易活动进行区分（黄国良和王立晴，2021）^[24]，因此，它具有较高的隐蔽性，难以被外部监管机构发现。并且因为公认会计准则并未禁止真实盈余管理，所以真实盈余管理明显反映出管理层偏向。由于真实盈余管理提高了公司的经营风险，注册会计师对审计服务对象的真实盈余管理十分敏感（Kim等，2014）^[25]。由于监管不确定（古朴和翟士运，2020）^[26]，公司盈余管理质量堪忧，这也是导致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增加的因素之一。真实盈余管理相应增加注册会计师审计的难度（潜力和葛燕妮，2021）^[27]，注册会计师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出具客观可靠的审计报告（曹琼等，2013）^[28]。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会随着盈余管理程度的加深而增大，这代表着注册会计师能识别并揭露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夏立军和杨海斌，2002）^[29]。

（三）社会责任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早期国内外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关注都集中于“金字塔”模型（Carroll A B，1979）^[30]和“三重底线”模型（Elkington J，1997）^[31]，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沿用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融合的思想，根据社会责任的供求特点建立了“三角模型”（陈志昂和陆伟，2003）^[32]，以利益相关者为基础对社会责任的界定方式逐步替代了单一概念的界定方式（姜安印和张庆国，2021）^[33]。也就是说，公司为了获得良好的声誉，会积极的履行社会责任（孙岩，2012）^[34]，传递给利益相关者有关公司的信息，吸引利益相关者的投资，而审计意见作为同一种信号传递机制，其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Hodge K N，2009）^[35]。

部分学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是正面的。首先，社会责任可以降低公司风险。在公司发生危机时，社会责任的履行会提高公司的社会形象，从而形成一种保护机制，减轻公司受到利益相关者的诉讼风险（朱文莉和许佳惠，2019）^[36]；从长期来看，社会责任能够提升知名度和公司竞争力，获得消费者的青睐，进而增加公司绩效，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周方召等，2020；Wenbin Sun和Kexiu Cui，2014）^[37][38]。其次，社会责任能够提高公司非财务信息质量。公司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非财务信息披露机制，能够有效弥补单纯财务信息无法充分揭示的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改善信息环境，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性（张正勇等，2017；Wenbin Sun和Kexiu Cui，2014）^[39][40]。那么，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够给社会公众造成一种“印象管理”（张佳佳，2021）^[41]，向注册会计师传递公司“利好”信息，就会提高注册会计师对公司的信任。因此，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会增加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但是，一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公司从事社会责任活动是出于作秀或掩饰投机行为的目的，反而增加注册会计师的检查工作和成本，增加审计费用，影响审计意见的出具。主要分为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被管理层所操纵，没有提供任何价值（O'Dwyer and Owen，2011；Deegan，2006）^[42][43]。二是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可以显著促进社会责任表现对公司声誉的正向作用，但无法提高注册会计师对公司社会责任表现和社会责任报告的信任度（沈洪涛等，2011）^[44]；三是认为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能显著降低审计收费，但鉴证并不能减少注册会计师的工作量，因而无法进一步降低审计费用（翟华云等，2014）^[45]，反而会增加非标准审计意见出具的可能性（彭雯和张立民，2016）^[46]。

（四）监督机构特征

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公司的融资情况（万晓文和田长慧，2016）^[47]，由于注册会计师任期管理（吴伟荣和李晶晶，2019）^[48]的存在，注册会计师为了获取更多利益，就会选择性的迎合客户，站在客户立场上考虑问题，这就会对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吴伟荣，李晶晶，2018）^[49]。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外部监督机构必须对注册会计师的行为进行监督。

一方面，法律法规赋予证监会行政执法权和处罚权，监管机构的处罚会让注册会计师更关注客户的风险领域（吴伟荣和李晶晶，2018）^[49]。证监会的执法是一系列承前启后的过程，从立案、执法过程到处罚公告，都会给注册会计师行为带来影响。立案公告（吴溪和张俊生，2014）^[50]会对注册会计师产生强烈的警示作用，涉案注册会计师会在立案公告后提高审计意见质量（葛锐和张健，2020）^[51]；在执法过程中时，注册会计师执业时会更加谨慎，增加审计程序的深度和广度，要求客户进行更多的审计调整（吴伟荣和李晶晶，2018）^[49]；而对于处罚公告的实际成效，却存在着正反两种看法，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证监会对违规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行政处罚并未显著改进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吴溪，2008；刘峰等，2010；王兵等，2011）^[52][53][54]，另外部分学者认为注册会计师在受到行政处罚时，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提升，审计质量得到显著提高（方军雄，2011；刘笑霞，2013）^[55][56]。

另一方面，随着上市公司业务的复杂程度及公司管理的隐蔽性增加，注册会计师面临着巨大的审计风险（张丽达等，2016）^[57]。媒体的多样化重塑了注册会计师的信息环境和外部约束环境，并且它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外部作用力，已成为保护有关参与主体利益的重要渠道，进而影响审计意见的出具（叶陈刚等，2020）^[58]。诸多学者研究发现新闻媒介对于审计服务的质量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他们认为媒体监督可以降低代理成本（罗进辉，2012）^[59]，有效制约盈余管理（陈克兢，2017）^[60]，切实提高审计意见的质量（陈淑芳等，2020）^[61]。此外，如果被审计单位的负面新闻被媒介报道得越多，注册会计师的服务质量也会得到明显提升（彭桃英和邱兆东，2014）^[62]。如果媒体对上市主体的评价越高，注册会计师出于意见认同动机会参考媒体意见而增大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概率（张龙平和吕敏康，2014；吕敏康和冯丽丽，2017）^[63][64]。

（五）会计师事务所特征

第三方审计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不仅可以发现并披露被审计单位会计系统中的违规行为（Jun Zhan等，2020）^[65]，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告信息质量提供一种合理保证，同时，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De Fond 等，2014）^[66]。事务所是实施审计的主体，其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是保证审计意见质量的基础（De Angelo，1981）^[67]。而自从De Angelo研究发现，事务所规模可以成为衡量审计意见质量的替代指标（De Angelo，1981）^[68]之后，大规模事务所被公认为是集“独立性强”和“专业水平高”于一身的代名词，学者们利用DEA-Tobit两阶段的研究框架（卢太平和张东旭，2014）^[69]、DEA模型，基于公司内（张健和魏春燕，2016）^[70]外（黄益雄和李长爱，2016）^[71]部视角，均发现发现规模化战略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意见质量推动作用最为明显。

三、结语

首先，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审计意见势必会受到影响，我国对于审计意见的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其次，现有的审计意见的研究大多侧重应用研究，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等理论研究较少。最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混合所有制改革、地区市场化进程等因素增加了审计意见研究的复杂程度，审计意见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亟待研究。

纵观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审计意见研究，各界学者都通过了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但通过对国内外企业审计意见文献的梳理，结合中国背景的思考，笔者认为目前审计意见领域仍存在大量的研究空白需要填补，这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研究思路和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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