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加快恢复重振海南旅游业。

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海南制订并已经实振兴旅游业的计划，推行“海南人游海南”的优惠活动，拉动内需；加大力度，开发旅游产品；提升旅游景区等级；大力推介休闲农业。随着免税政策不断升级和免税产品的不断增加，海南免税店逐渐火爆，成为国内跨省购物旅游的新宠。

2.不断发展壮大海南现代服务业。

新增医疗健康产业特色项目，如：首个使用境内真实世界数据的医疗器械产品获准上市、进口特许药械品种突破100例等；互联网产业营收入以40%速度逆势增长；金融业的服务功能得到加强；发挥港口优势，现代物流业增添新“量点”；不断创新教育产业，如：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的全面启动、崖州湾科教城快速发展；文体产业百花齐放。

3.加速培育高新技术产业。

正式启动建设“智慧海南”，如：南繁科技城、崖州湾科技城和文昌国际航天城超算中心的加快推进；大幅度提升油气产业产能；加快培育高新技术市场主体。

（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过程中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海南自贸港建设正处于提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成效很大，但仍面临诸多问题，如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不高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等。海南有三大主导产业，即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业，再加上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和制造业，形成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产业结构和发展体系，以“五网”基础设施、民生公共服务为配套推进，聚焦产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努力提高投资成效和社会效益。通过三年的努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提升投资效益。

1.在旅游业方面，加快建设海口国际免税城等项目，打好离岛免税“牌”；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主，发展“医疗＋旅游”；以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等节庆赛事活动为引领，发展“文化＋旅游”“体育＋旅游”。

2.在现代服务业方面，加快设立海南国际清算所、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企业服务中心等项目，为把海南打造成国际贸易“码头”，加大海外及央企总部的吸引力度；以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为载体，吸引英国考文垂大学、诺丁汉大学等国际名校来琼办学；为把海南打造成国际型会展中心，力推各类高水平国际大型展会。

3.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以发展数字经济、现代生物医药产业为重点，大力支持南繁、深海和航天产业，优化升级清洁能源、节能环保、高端食品加工产业。在制造业方面，《方案》提出在海口、洋浦、澄迈、定安、儋州等地的园区布局，以新能源汽车、智能航空器、机器人、海工装备、游艇等高端装备制造及维修为重点，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一）在国外，当西方经济出现大萧条时，国外学者开始研究产业转型升级，包括财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从1933年开始，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形成了自己的财税政策思想，即以提高社会需求，增加就业为目的，建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给予适当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消费增长。其理论依据是：调节有效需求和实现充分就业，他认为增加就业机会是由社会的有效需求决定的，而社会的有效需求包括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且决定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的心理因素是“消费倾向”、“对资本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流动的偏好”，这也是最终因素；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需求的不足，是因为消费增长滞后于收入的增长，同时不断增加的投资也会导致资本边际率的下降，从而减弱投资的吸引力，造成投资不足，因此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会直接导致爆发经济危机；以上情况都会加剧经济危机和失业。

凯恩斯通过“乘数原理”对其理论进行论证表明：投资的增加可以带来投资额数倍的经济效益。同时，萨缪尔森提出了“混合经济理论”，社会“内在稳定因素”是政府的财政福利支出，是经济稳定的保障；资本主义国家很有必要制定财政政策，从而增强政府干预和控制经济。

（二）战后经济衰退，英国、美国在新古典综合派相机抉择理论的指导下，为实现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此时政府的财税政策是扩张性的，国家交通、水利、卫生医疗、基础教育等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所以应该不断扩大对公共设施的财政投入。日本、韩国等为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通过出台相关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资源的有限，通过适当的财税政策，合理配置资源到国家重点支持的生产领域，促进产业政策的贯彻落实，如：贴息贷款、结构性关税、鼓励出口、政策性银行、加速折旧等。 

（三）上世纪 50年代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由西方经济学者提出，主要强调各种内生变量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依赖外力，其关键内部因素是技术的进步，而技术进步依赖于研发创新的资本投入，尤其是政府财政的支持，即财税政策。卢卡斯在其模型中谈到，积累人力资本，能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至关重要。由此可见，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至少包括三层涵义：一是，重视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保持经济长期增长，政府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如税收优惠、补贴等，引导企业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二是，重视人力资源的研发，促进物质资本转换人力资本投资的机制，如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研究开发等方面；三是，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政府应有相应的财税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增加投入，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得以缓解，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四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挥其作用，尤其是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的作用，是优化产业结构、保障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所以政府要不断调整财政政策，支持企业技术进步。

（四）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出现经济滞胀，加剧政府膨胀支出，大幅增加财政赤字，政府宏观调控效果不好。不同学派提出各自的财税政策，主张各有不同，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等。

（五）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政府为了增强企业活力，一方面给企业减税降负，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增加对教育和基础研究等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加速了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了他们在科研领域的地位。如：美国就明确提出科技政策目标，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为企业提供有利的创新环境和竞争环境，加大对主导产业的扶持力度，加快对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为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三、国内研究现状

众所周知，财税政策不仅能调节经济发展及波动，而且还能改善经济的空间结构，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中，不管是资源在不同产业及行业间的重新配置，还是投资主体的投资方向，以及重新组合存量资产，国家都可以通过财税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从而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所以，在实施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如何调整产业结构，财税政策尤为重要，不可替代，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转型升级的对策，成为国内专家学者研究的焦点。

（一）针对国内经济结构问题，分析调整产业结构的财税对策

上世纪末，市场供求从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标志着国内经济运行成功。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现的是计划经济，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过实行改革开发，逐步实行市场经济，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才显露出来，如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企业的粗放经营、不灵活的经营机制、滞后的市场反应等，为此，我国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从而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发展。为此，国内的专家学者把研究方向聚焦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与经济运行主要矛盾的转变相适应，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财税政策。

1.1997年，林兆木指出，不断调整、升级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国内制造业发展受三个因素的影响，即国内的终端需求、中间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变化，这三个因素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协调了城乡结构，优化了贸易结构，从而给国内经济带来增长，所以从战略的角度调整经济结构，极为重要。

2.1998年，陈百甫强调，只有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才能增加中国新的产业优势，从而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快速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产业结构优势的支撑。21世纪的经济是一个科技竞争非常激烈的经济时代，我国经济要发展，就必须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获取活力，促进我国经济素质的整体提升，增强国内外的市场竞争能力，其根本出路靠深化改革，加快企业经营机制转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3.2000年，马洪提出，在全世界都在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我国要跨越式提高社会生产力，必须在这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但困难依旧很明显，尤其是科技水平整体低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明显不足。所以要想提高国际竞争力，一方面以发展新兴产业为重点，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对传统产业进行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和整体水平。刘溶沧等认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即：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动能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必然要求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所以，技术创新能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为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技术创新是其根本动力，一方面，对现有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良和技术更新，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把出现的新技术产业，逐步扩散到其他产业，促进其增长，从未增长经济总量。

4.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王永治、厉以宁、吴敬琏等剖析了韩国、日本等政府主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模式，结合美国硅谷模式的制度性特点，初步做出结论：我国产业政策调整的重点是完善市场机制，培育相关制度，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的基础性作用，务必消除阻碍产业结构自主优化升级的制度性因素。 

不难看出，上述研究的重点是论述从不同角度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而很少有学者专门研究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个别学者也只是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启动内需、扩大供给促进总量增长等方面进行研究，综合分析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与财税政策的内容很少。

（二）通过比较世界经济结构的升级，分析我国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2002年吴涛提出，全球经济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重科技创新，用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产业高科技化，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主流，而合适的财税政策能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与运用。在当前科教兴国的大背景下，我国可以学习世界各国经验，调整财税政策，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进步，以高新科技带动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升级，提高国内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如美国在高新技术研究方面的减免税、加大对研发经费投入，日本实行的高技术产品补贴等政策。具体建议包括以下五点：一是，财政投入应该侧重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产业关联度高、外部效应大的高新技术产业，这类产业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和效应，还可以诱导社会资本，投资到高新技术产业；二是，通过政府担保、政府贴息等手段，推动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改造，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动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三是，引导各类资本对高新技术研发的投入，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如增值税的转型、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完善、研究与开发费用扣除范围的扩大等；四是，加大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扶持力度，可以采取特别的财税政策，如加速折旧、技术开发准备金的计提、研发费的加倍列支、风险损失的列支和延期纳税等。以上提出的建议很具体，也很有针对性，个人认为是比较符合我国当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转型的特点。

1.2003年周敏倩指出，当前我国已经实施了积极地财税政策，针对不同的产业予以调整，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如：税制的优化、减税或增税的合理运用等。

2.2004年苑广睿指出，各项财税政策要综合运用，其前提是财政收支水平的确定要合理，目的是为了达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而促进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平衡产业区域布局，推动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邓子基认为，优化升级我国的产业结构，财税政策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方面，财税政策要有所侧重，不仅要保证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要侧重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财政投入的重点已不再是基础设施建设，而应该是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于财税政策的具体手段，不仅可以采取扩张的政策，也可以采取收缩的政策，还可以将扩张和收缩的政策进行组合，只要有利于我国整体产业结构调整，我们都可以采用。

3.2005年李新国提出，当前我国财税政策存在不足，尤其是在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作用上，如农业支出占比增幅较慢,甚至有所下降。他对我国当时产业结构调整的财税政策进行了研究，分析这些财税政策对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作用，并提出建议：一是，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出，为优化升级农业产业结构提供资金保障；二是，财税政策向高新科技产业倾斜，加大扶持力度，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技术革新和改造，增加供给技术公共产品，加速转化科技成果，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过程中财税政策的不足之处

1.资源税。纵所周知，海南岛是旅游胜地，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和动物资源等非矿藏品资源，但我国在设置现行的资源税时，其征收对象仅仅是矿藏品，而没有包括这些非矿藏品，导致税收的引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得不到优化；同时，现行资源税对级差收入也不能完全反映。

2.消费税。通过对我国消费税的设置进行分析，至少有两处不足。一是税基窄，不同的产品对资源消耗的水平不同，而现行消费税没有进行区分；二是征税范围不全，对一些很容易导致环境污染的产品，都不征税，如电池、黑煤球、氟利昂等。

3.车船使用税。现行车船使用税主要不足之处，就是对征税对象没有进行区分，如对相同类型的机动车同意采取以量征收的方式，而且采用相同的税率，对机动车的性能耗油、尾气排放量等没有考虑，没有考虑不同类型的机动车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不一样。

4.生态税。国家明确提出，海南自贸港建设不应该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应该把海南建设成生态岛。我国在设置环保税种时，其目的并不是保护生态环境，而是为了治理和优化生态环境，目前我国只存在少数与环境治理有关的税种，导致税收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调控作用被弱化，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四、文献总结评述

总体来说，国外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合适的财税政策不仅能促进投资和消费，还能稳定经济，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国内的专家学者对财税政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侧重于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如政府担保、无偿资助、政府贴息等财政政策的导向，增加财政投入；退税、税收减免等税收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扶持，鼓励自主创新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从而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本文认为，海南国际自由贸易港建设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制定出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的财税政策，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利用全球技术资源的能力，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逐步形成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为主导和支撑，以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为基础，以智能制造业为重点，形成“3+1+1”现代产业结构体系，配套“五网”基础设施、民生公共服务，不断优化升级，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刘溶沧,赵志耘,夏杰长.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0.

[2] 吴涛,杨少刚.产业调整与升级中的财税政策[J].涉外税务,2002（08）:53-56.

[3] 周敏倩.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财政政策的调整思路[J].南京社会科学,2003（11）:8-13.

[4] 苑广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4.

[5] 邓子基、林志远.财政政策与提高产业竞争力[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6.

[6] 李明.产业转型升级的财税政策文献综述[J].当代经济，2012(13):156-158. 

[7] 刘建徽、周志波、张明.资源税改革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实证分析[J]. 税务研究,2018(06) :54-59.

[8] 周波、范丛昕.资源税改革相关问题探讨[J].税务研究,2019(07):23-27.

[9] 陈文渊.绿色发展理念下中国财税政策应重点倾斜的方向[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15):122-125.

[10] 刁慧勤.海南省旅游业发展财税政策研究[J].今日财富(中国知识产权),2021(06):195-196.